费振刚先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任中文系主任。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委会委员、秦汉魏晋南北朝分支编写组副主编。

本书是关于介绍其生平事迹的专著。

全书分“一史封皮三易色”、“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寻思”、“我心中的典型”、“与同学共勉”四辑，收录费振刚先生记录其北京大学五十五年经历、思考的文章四十余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折射出北京大学中文系半个世纪的沧桑。

费振刚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成就斐然的1955级学生中的代表性人物、著名的文学史家，26岁时就由周扬亲自点名作为老中青三结合中的青年代表，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一起主编了影响深远的蓝皮本《中国文学史》，蜚声海内，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传奇。本书相当篇幅即是围绕这部文学史所发生的故事，为研究这段学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分“一史封皮三易色”、“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寻思”、“我心中的典型”、“与同学共勉”四辑，收录费振刚先生记录其北京大学五十五年经历、思考的文章四十余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折射出北京大学中文系半个世纪的沧桑。作者以《守望》名书，是想借以表达其对中文系历史、百年传统和未来的护卫、坚持、期待的心志，以及对那“仿佛是无言之美”的“难忘的岁月”的深深怀念。

题记

一史封皮三易色

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

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不断前进

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

北大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纪实

《中国文学史》后记

《中国文学史》再修订后记

揭示文学发展中的内外联系

《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噩梦醒来时——写给中文系1977级文学专业同学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寻思

从讨论真理标准所想到的

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大会发言稿

古典文学研究的问题

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我心中的典型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为纪念萧涤非先生百年诞辰作

在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暨杨晦学术思想

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

林庚先生的学术个性

与同学共勉

《全汉赋》前言

《汉赋辞典》后记

《全汉赋校注》后记

《怀亲诗》前言

《古代游记精华》前言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序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总序

《诗经类传》后记

《古瓦集》读后

《中国文学史纲》序及后记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后记

《两汉文》前言

《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序言

《唐诗比较研究新论》前言

《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序

《朱熹诗经学研究》序

《校勘学大纲》序

《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序

《民族特色文化与行为心理定位》序

《淮南子考论》序

授予黄■玉博士客座教授仪式上的发言稿

一点希望

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感言

《守望》读后(代后记)

7月底，我校党委发出了大搞科学研究，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我们年级同学纷纷放弃了暑假回家的计划，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研究大跃进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酝酿讨论中，三班同学提出要通力合作写出一部内容全新、体制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倡议。在同学们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经过留校五十多个同学集体写作、讨论和修改，一部七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初稿终于完成了。

这部《文学史》的完成，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结果。前一个时期在教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运动中，我们对我系教授林庚先生进行了批判。通过这次批判，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的堆砌外，再就是从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我们也看到他们著作中的思想内容的贫乏和谬误。我们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写出一部文学史来。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去正确评价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并阐述它们的发展过程；我们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正确说明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和整个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们要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对于宋元以来的文学作详细的研究，并决心补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地区。这样的文学史是过去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所无法写成的。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编著也是响应党中央在一切学术领域中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资产阶级专家一直在文学史研究部门中竭力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并以他们的学术地位作为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争名夺利的资本，作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一角阵地。1956年高等教育部委托一批专家教授写一部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文学史教科书，给了他们极优厚的工作条件，但他们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工作，反而乘机大搞个人研究题目，当然更谈不到集体写作了，这部文学史直到今天还没有和读者见面。对于这些，我们还能容忍吗？

在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但也感觉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我们准备批判林庚先生时，有人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先干了起来，而且作出了成绩，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抛弃了原来的看法，参加了批判工作。当我们准备写文学史时，有人又怀疑了。他们说：“人家专家几年才写出来，而我们要在几十天写出，那怎么能成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了讨论。通过算细账，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五十多人工作，每人工作四十天，这就相当于一个人七八年的工作量。不仅如此，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有着党的直接领导，我们一定能写出来。这个怀疑解决了，但在工作中仍然发生问题：许多人看了材料就被材料所束缚，跳不出圈子；有的人虽然认为我们的观点正确，但在具体论述上可能赶不上资产阶级专家那样清晰有力。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解决具体思想问题，使大家逐渐明确了必须用正确观点去分析鉴别材料，同时也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要作材料的奴隶；明确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依靠集体来完成，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又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作指导。为此，我们在工作开初几天，集中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的言论，并结合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体例以及文学史上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论讨中，我们深深感到由于资产阶级专家的阶级偏见，他们是怎样歪曲了文学史上的现象。他们把“中年颇好道，万事不关心”的具有很明显反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王维推崇备至，而对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那些“唯歌生民苦”的新乐府诗却抱着出奇的冷淡态度，认为这些是艺术性不高的作品。由于资产阶级学者这种思想观点对同学也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讨论中批判了同学中存在的对于作家作品的超阶级纯艺术观点。这种争论是两种不同思想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使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了，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评价作家和作品，去解释文学发展现象了。

我们编成的《文学史》，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体参加的同学，在一个多月来，像一部机器一样紧张而又有节奏的工作着。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一个人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别人，一个小组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另外的小组。当然，在工作中也还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个别同学不安心集体工作，企图搞个人的“副业”，有的则希望担任重要部分的写作，而不愿担任次要部分的写作和做辅助工作。对于这些，我们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更主要的是通过集体工作，使他们看到集体力量的巨大，和个人在集体面前的渺小，使他们渐渐融入了集体之中。集体协作，群众办科学，是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做到多快好省的唯一途径，这是党指示给我们的。P3-5

我个人时常以为，在百余年的近现代史进程中，北大中文系的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她不唯是一国文化传统的守望者、传播者，也是处于时代前沿思想重镇，见证了百年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云卷云舒，远非一个“系”字所能涵盖。因之，对北大中文系相关历史的追忆及研究，也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之史，而是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味。

也许是距离不光产生美感，也会产生客观，超越了时空的拘束，意识形态的制约，曾经尘封良久的沙滩、红楼时期的北大，因为有了近二十年来民国大学研究的热潮，其面目日渐清晰，相关资料也越来越多。然而，百年北大、百年北大中文系，“沙滩”不是她的全部，从时间上说，燕园里的北大也有近一个甲子的时间了，这一时期，她同样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风云际会，见证了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对这段历史的追忆、记录以及反思，或许更为迫切，更意味深长。

史以人传，最鲜活的历史莫过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守望》，讲述的正是一位历史当事者所亲历的一切，是费振刚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教书五十五年的所见、所感、所思，是燕园北大的活历史。

《守望》的结集，缘于一种不能白已的爱——对北大中文系的挚爱。从1955年入学起，先生求学于斯、工作于斯、生活于斯，已与北大中文系融为一体。在本书《题记》中，先生所言正是心声：“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到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就整整生活了55年了。在这55年间，我从一个产业工人的儿子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1998年的前后五年间，担任了中文系自建国后的第五届系主任，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为此，我要感谢母校，感谢中文系，感谢给我以指导和帮助的众多的师友！”在这里，他激扬青春，在“大跃进”中度过了火红的学生时代，沐浴过诸多先生的教诲；在这里，他也经历了浊浪滔天的“文革”，迷茫过，彷徨过；在这里，他也曾作为老师给无数学子以关爱；在这里，他也曾作为系上掌门人，对中文系的发展劳心劳力……从纯情少年，到华发满头，五十五年的时光，先生与中文系怎能不水乳交融？平日晏坐闲谈之时，先生也时时会聊起系中往事，每每充溢着一种感恩之心，感染着吾辈后生。 ’

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有“33”、“55”、“77”之说，这是人才最为密集的几个年级。这其中，尤以“55级”中出现的知名学者最多，故此，有学者将其归纳为“55级现象”，并加以探讨。可以说，北大中文系55级最能代表燕园北大。而说到55级，最为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了。作为55级的党支部书记，先生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更与其相始终，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部修订过程。“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廖仲安先生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的不解之缘。在五十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先生的学术活动也始终与中国文学史相关联，他既曾感受过红皮本《文学史》带来的荣誉和自豪，也品尝过由此带来的误解和冲击，而其中更多的，当是那些难为外人道的辛劳。这几部著作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几十年，总计发行量逾百万册，哺育了几代学子，其成功是在不问断的修订中完善的，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守望》相当部分内容与此相关，这些文章，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风雨雨，提供了许多无可取代的珍贵史料。这些浮出水面的故事，既是在为《中国文学史》立传，也是在书写中国当代的学术史。

先生以宽厚温和见称于系内外，本书中所收序文中，也无处不在体现着先生的这种品格。但我想说的是，先生还有一颗刚正的内心，有一颗关心民瘼、忧时伤世的士人之心。先生是有坚持的人，不是那种无原则的“乡愿”。《守望》第二部分收录的是先生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的几篇文章。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些文章、讲话等，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惊人之处，但联系当时的现实，我们知道，那时刚刚经历十年“文革”，领袖崇拜、个人崇拜之风还弥漫神州大地，思想界“两个凡是”一统，任何的独立思考都还噤若寒蝉。这几篇文章所体现的敢于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反映了历经“文革”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而《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的大会发言稿》一文，其中许多话，今天仍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不无警示意义：“任何人都不能一贯正确，百分之百的正确。我觉得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风气，那就是我们既敢于背后议论领导，也敢于当面议论领导；既敢于批评下级同志，也敢于批评上级领导同志，乃至于中央领导同志。当然我不是说对领导同志不能说好话，正确的东西也要肯定。这样做才有利于民主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这种不唯上、勇于思考、敢于直言的精神，当是北大中文系独立精神的一个缩影吧！

先生不唯是中文系的学生、教师，作为中文系建国后的第五届系主任，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五年间，执掌中文系，这使得他对中文系的关心较常人又深入一层，对中文系的发展，也成为先生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本书标题“守望”，也许能体现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吧？在先生看来，在时风激荡的当下，我们需要守望，守望一种价值观念，守望一种精神境界，还有那“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心态。

本书的编辑始自2007年，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时行时辍，迁延至今。几年来，对书稿的结构及入选篇目，先生多次调整，以期主题更集中，资料更丰富。不能不提到的是，2009年6月3日，先生突发脑中风，经治疗，虽无大碍，但后遗症还是影响到右手的行动，书写很困难，就是在此情形下，先生顽强地以左手敲击键盘，整理出了过去的一些讲话文稿，收入集中。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希望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推出此书，作为献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人之言，不知能否代表先生的心声？

谬承先生信任，受命协助书稿的整理、编辑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先一步学习先生的文章，至今已先后通读过不下三遍，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仿佛又回到学校，亲沐老师的教诲。而今，先生远在北美，命我写点东西，交代一下本书的编辑过程，自知文笔疏漏，难免诚惶诚恐，但恭敬不如从命，拉杂写下这些，权作学习笔记吧，只是不知是否得先生用心？

作为“五院”的学生，也借此机会表达对中文系百年华诞的祝福！同时，也代先生向给予本书出版大力支持的北大出版社及张凤珠女士，表示谢意！

马庆洲

2010年9月1日夜初稿于清华园

9月5日改于京北回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