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评论李鸿章为“水浅而舟大”？

为什么慈禧叹“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为什么李鸿章苦心经营北洋舰队却在甲午海战一朝覆灭？

为什么李鸿章被朝廷和国外列强盛赞，却被百姓痛骂？是卖国贼还是晚清救星？

为什么西方人将李鸿章比作“东方的俾斯麦”？

布兰德创作的《李鸿章传》是国外经典李鸿章传记版本。

李鸿章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东方俾斯麦”，身后被慈禧誉为“再造玄黄”之人，更被作者称为“现代中国伟人第一号人物”。

《李鸿章传》(作者布兰德)多视角解析这位中国晚清巨擘的一生：创立淮军，对抗太平军，倡导洋务运动，倡建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处理中法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周游海外，签订《辛丑条约》……作者为在中国居住、工作并采访过李鸿章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史学方法，评价人物力求客观公正。这个被朝廷和国外列强盛赞，被百姓痛骂的一代名相，是卖国贼还是晚清救星？《李鸿章传》提供一种更为公允的新视角，来看这位晚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第一章 李鸿章事业起步时的中国形势

第二章 早期生活及家族

第三章 中国官员李鸿章

第四章 外交家李鸿章（1）：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第五章 外交家李鸿章（2）：与俄国的关系·周游海外·的和谈

第六章 海军与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第七章 经世家与政治家李鸿章

第八章 人物方程式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因此，在记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我们最好概要地回顾一下在其步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并格外注重欧洲物质文明的强力冲击在此导致的结果。

李鸿章一度是镇压太平军的军事领导人，在他为这段出色的事业打下基础的时候，西方的军队和商人对中国闭关自锁的入侵，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因素，显然注定要改变中国人民的态度和习惯。新力量以如此强大的力道突然冲击一个天性反感变化的民族，必然会使适应的过程变得很困难，并且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充满很大的危险。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天赋中最出色的特征包括，他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是孤独的，他当即便意识到了这些新力量的能量，意识到了必须通过迅速改革古老的教育与行政体制来迎合这些力量(如同日本取得了变法成功的做法)。中国政府治国之术的原则与传统，到这时为止具有的特点是：在几个世纪的闭关自守中，对于维护基于道德力量的独裁体制，以及以其单一延续性而著称的一种文明形态，其有效性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李鸿章作为大人物的首要资格，以及其充满五花八门活动的漫长事业生涯中的基调，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他从一开始就领悟到，西方的蒸汽驱动与军事科学，必然会飞快地将其祖国的许多古老的传统扔弃到容纳无用和过时之物的废物场。他努力引导同胞们认识这个真理，尽量减少变化莫测的环境导致的危险，但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中国人民从天性而言无法完成要求他们作出的迅速转化，而且因为李鸿章本人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野心和贪财，他的工作中存在腐败，其效用遭到了损害，而就连他最具进步性的追求，有时也被儒士与生俱来的偏见破坏了。由于他身边是深邃的黑暗，他的光辉显得格外明亮——他满怀勇气与爱国的热情；他身心的能量都非同寻常；他的潜力无限，不论是在灾祸还是泰福之中，他都发挥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然而，在他完成上述功绩的同时，他本质上仍然是其祖先的自然产物，塑造他的社会形态在他身上刻下了其所有的品质与缺陷。

我们且来概略地考察一下在他初登政治舞台时那种社会形态的状况。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李鸿章后来正是因为镇压这场造反运动，首次赢得慈禧皇太后的感激，并得到其同时代人高度的评价。李鸿章当时大约28岁，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经典课程的最终殿试，这使他能够进入翰林院，即进入卓越学者的学院。这场蹂躏帝国长达13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破坏了9个省份，使人口减损达到1亿多，它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反复循环发生的那些动乱之一，是由中国社会体制打造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笔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

回顾一下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粗略地说。就是自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来)中国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历史一直坚持重复自身，复制其暴力造反，复制其伴随有大屠杀的“天命气数已尽”的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发生的动乱和休养生息。在一个向人们谆谆教诲消极抵抗原理并将不顾一切地繁衍后代当做紊教义务的社会体系里，这一切都有迹可寻，几乎形成一个按照节奏发生的系列。这里的经济压力比欧洲经历过的任何困难都要严重，而经济压力缓解的间歇，是以导致广大地区人口减少的社会剧变为代价换来的。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里，整个过程都已被见证——在因太平天国运动与西北反清运动而荒废的土地上，这一代人被其他地方过剩的人口移过来进行再次殖民，而到了下一世代，他们又再次面对饥荒幽灵那张狰狞的面孔。

只要中国在地理上闭关锁国，在政治上故步自封，这种循环发生的动乱与流血之灾，这种无节制的繁殖与过剩生命的大批量毁灭，就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被判定为不可避免的人类宿命的一个部分。这个种族的恢复能力，因其生存斗争的激烈及其国家体制坚实的凝聚力而增强了，在灾难的周期性发作中总是成功地激发出来。尽管有这么多的灾难，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敬的文明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由于遵守着必须以德治国而非以物质力量治国的信条，它维持了无比长的寿命。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过去所有的动乱，它不容许自然程序的进展，它要推翻大清王朝，因为已经连续有三位清帝表明这个王朝已经衰败，无法指导道德力量去达成政府的正当目标。外国人以武力进行干预，支持衰败无能的清政府。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这个王朝的地位，但其权威已经动摇，无望长久地挽回。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墙上告示的人而言，未来笼罩在暗影中，变化的危险即将到来。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根据战场上的个人经验，根据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和其他外国人的交往，很快意识到洋夷所拥有的力量，是中国以其久经考验的兵法或治国之术也无望与之对抗的。李鸿章以清醒而敏捷的洞察力预见到这种局面必然导致的结果；他认识到，如果中国坚守古老传统的连贯延续，那么它将绝对无望于重建旧秩序，甚至无望于维护其主权与独立。此后，他的整个人生经历都记载了他的这种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接受这个真理。他加入19世纪打造者行列的主要资格，在于他的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的进步观念和他对当代中国人的管理所具有的影响力。本书的宗旨就是揭示其影响力究竟何在，以及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李鸿章于1867年给皇帝呈上的一份奏疏清楚地表明，对于西方的冲击，对于改革中国行政与国防体系以适应这种冲击的必要性，他都把握了其关键的意义。这份重要的文件为解读李鸿章此后作为外交官与行政管理者的事业生涯提供了钥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对它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里，我只需指出，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作者作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大胆提出改革的主张，理由是外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弄清楚向朝廷提交这样一份奏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必须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其同僚们——各省巡抚与中央各部权贵们的智力素养。泛而言之，那个时期的中国宫廷、检察机关、高官和儒士们，都超然地隔绝于外部世界，这正是过去两千年中中央王国统治者们的特性。P2-5

英国下议院的大厅里有许多生动的场景，斯皮克先生每天都会由权杖引导，在其牧师与秘书陪伴下从大厅里走过，而布拉克·罗德会来进行例行的巡视，把议院的大门迎面拉过来，在将下院议员召去上议院之前，他会在门上敲打三下。但我所见过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发生在几十年前一个夏日的下午。当我走出下议院时，我忽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他个头极高，一脸和善的表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步态与风度颇有尊严，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功勋卓著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满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于世故，向劳苦大众屈尊降贵。

在这一方面他似乎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对他那更加神秘的国度而言，是异乎寻常的。当我们还是身染靛蓝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在享受直到如今仍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们的文明，随着其政治的所有兴衰变迁，他们已经培育出了一种高标准的文化，一种对于其余世界的优越感，一种不为他们自身或其他国家政治利益所扰乱的人格尊严。这些特点无疑主要是源于他们的封闭。正如1715年陪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在其报道中所说：

中华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其所处的位置气候宜人，有益健康，东面和南面有大洋环绕，而北面与西面有连绵不断的高崖与贫瘠的群山，那道著名的长城就蜿蜒建在那些山上，筑起另一道屏障。然而在我看来，帝国对付侵略的更大保障是那片光秃秃的沙漠，向西延伸几百英里……南面与东面的海洋确实是开放的，中国可能在那边遭到攻击；但我相信，没有一位君主会觉得有什么理由去打扰自己与如此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宁静，后者愿意与所有的邻邦和平共处，而且似乎满足于他们自己的领地。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一百多年内持续有效，接着攻击到来了，就像他推测的那样，是来自南面与东面开放的海洋。李鸿章对于19世纪历史的兴趣，建立在这个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应召去处理祖国古老体制所遇到的这个新危机。由于出生、教育与天性，他严守种族的传统，所以他自然会轻视外来者，但他仍然是中国人中的第一位，承认不可完全无视“洋鬼子”，承认他们已经到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将不会把他们置之度外。布兰德先生的著作说得很明白，李鸿章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种族而言是很自然的，但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娴熟地将同胞们领上他们此后无法避免的那个国际政治的舞台；的确，尽管他有那么多的缺陷，但他为中国、为他自己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李鸿章为一种直到当时为止中国未曾有过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西尔·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尔西

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慈禧叹李鸿章之死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严复挽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孙中山

李鸿章经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并且他喜欢这个称号。

——本书作者 布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