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明编著的《移民》内容介绍：父亲是胶东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印象中他从未写过小说，小戏曲、小话剧汇成他一生的写作生涯。父亲心地善良，他总是试图通过文字来表现最美好的人和事。守着父亲，我总能看到一些文艺作品。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拿回一个油印的剧本，好像叫《兵工颂》，大致是写抗战时期八路军在胶东办兵工厂的事。我翻看一遍，兴致突来，也模仿着写了一个抗战“大戏”。起承转合一样不缺，只是内容空洞得像饥汉的肚皮。父亲看后却很高兴，还给同事们展示，大人们都说，行，有剧本的模样。可惜，这股莫名而起的创作冲动后来以硬着陆结束，从此没再动笔。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家级新闻机构当了一名编辑，后来又做过驻外记者。父亲知道我写的都是有时效性的新闻稿，偶尔交流起来，他还是会问，最近写东西了吗？我的回答当然是没有，父亲也不再问。只是隔段时间，他还会再问同样的问题。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写一点东西，至少是第二天不会馊的那种。

孙永明编著的《移民》是一部讲述多伦多移民悲欢离合的小说，一段展现海外华人群体生活的影像，一面反照现实与理想的镜子。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海外生活为积淀，记录了海外华人移民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年移民，从文人转变为打工仔的鲁岩、拿着双博士学位，最终却因找不到对口工作而轻生的秦志勇、本是成功华商最终却锒铛入狱的汤辉，还有这些移民逐渐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每个人的故事都带着海外生活的辛酸，也带着不屈不挠的奋斗。华人移民遍布世界各地，作者所关注的移民大多是近二十年间出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踏出国门时已届中年，舍弃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故事，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这样一群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应该只挂在他们自己的嘴边，只萦绕在他们自己的心底，而应该被文字记录下来，告诉后人。一起来翻阅《移民》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一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毒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后记

春风得意马蹄疾。鲁岩是个记者，自然不配有蹄，可今天的腿脚也格外轻快，平日里步履沉重的他是跳上滚梯的，动作之矫捷，丝毫不亚于钢琴王子克莱德曼那双在琴键上自如翻飞的手。

这是位于北京西单南口的一家购物中心，多年间几经装修，如今已稍具几分贵族气质，可在鲁岩眼里，它还是当年那个以商品齐全、服务周到而闻名京城的百货商场。

站在缓缓下行的滚梯上，他俯视四下，脑子里竟倚老卖老地跳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哦。

鲁岩并没有夸口，至少在此前12年里，情况的确如此。鲁岩的单位每日新闻报就在购物中心往南不远的街口，今年是他进报社的第12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今天上午，人事局管图章的大姐终于在他的辞职报告上盖了戳儿。端详着那鲜红的圆，鲁岩有终点又回到起点之感，来报社报到那日也是这个圆。想到此，不仅对这个圆肃然起敬，心想，这圆若串在一起，那可就是人的一辈子。

手机响了，是章牧打来的。鲁岩说：“你老先生躲哪儿去了？满世界找你都找不着。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顿饭吧？……为什么？我要去白大夫老家了。……我能认识哪个白大夫？白求恩呀！我要去加拿大了。……对，移民。”

章牧是鲁岩在北大法律系读书时的同学，刚出校门就考了律师证，先在-一家官办律师所干，几年前趁着行业改革的春风，和所里三位同行串通好了，来了个集体大逃亡，在东城某写字楼里租块地方，成立一家私营律师所，摇身一变成为合伙人。几年下来，腰包渐鼓，房子有了，还买了辆桑塔纳2000，比鲁岩的两厢夏利气派多了。

鲁岩并非不爱钱，只是挣钱的欲望不够强烈。他比较看重精神享受。迈出校门后，鬼使神差地离开一诺千金的法律界，跳入耍笔杆子的新闻界，一干就是12年。

桑塔纳2000怎么了？不也是一台发动机四个轮子吗？能开到天上去？鲁岩边开车边想，只可惜他的夏利无法领会精神胜利法的精髓，照旧喘着粗气前行。

鲁岩在报社的地位等同于这辆夏利在长安街的地位。虽然拥有名校学历，工作能力也强，可偏偏无法和领导建立起亲密关系，他看领导很近，领导看他很远，对他最强烈的关心永远止步于那句极土的吃了吗。行政职务只当他是圆心，无论大小虚实，一律和他保持半径的距离。就这样，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群众岗位上。去年评上副高职称，他忽然有山穷水尽的预感，正高向来只属于三种人：领导自己，领导的忠实下属，业务水平超凡令领导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群众。鲁岩显然和这三种人没有交集。再混下去，无疑是个终身龙套。

认清形势后，鲁岩决定不再蹉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递交了移民申请。经过漫长等待，终于拿到加拿大移民部颁发的签证，于是便有了人事局大姐的红戳儿。

长安街的确安全，车子压根儿跑不快。鲁岩平时总嫌塞车，可今天心情不同，他从这缓慢的行进中居然感觉到慢三舞步的惬意。

鲁岩拨通妻子沈小越的手机：“喂，晚上别做饭了，咱们和章牧他们……”

突然，右前方不知打哪儿蹿出一名交警，打出礼貌但威严的手势，示意鲁岩路边停车。

鲁岩一惊，忙说：“哎，小越，我得挂了。……哦，没什么，遇上熟人了。”

鲁岩乖乖地把车停到路边，心里颇为紧张。

“你好，请出示驾照。”交警上前敬礼。

鲁岩忙掏出驾照递上。

“不知道开车不能打手机？”

“我没……”

“没什么？是我看错了？你没打手机，是吗？”

鲁岩忙赔笑：“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交警开出的罚单有狂草之风。

鲁岩一阵心痛。罚单已出，是何意思已不重要。

白天的罚单没有影响晚宴的气氛。两家五人准时相聚在东三环一家川菜馆，章牧夫妇、鲁岩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海淀区五一小学五年级少先队干部鲁真真。

“鲁岩，搞得够神秘呀！临走才告诉我，不够意思吧？”章牧揶揄说。

鲁岩一脸委屈：“这你可冤枉我了。我要不是舍不下你，还能拖到现在？不信你问小越。”

沈小越笑笑，不置可否。

“你歇了吧。舍不下还走？得，以后找你还得先办签证。”

鲁岩嘿嘿一笑，似乎在替加拿大签证官向章牧表示歉意。

“你一说要去加拿大，我就给餐馆打了订座电话。我说来这家，可周曼非要去南粤人家，说粤菜够档次。我说，鲁岩去的是多伦多，你还怕他将来不让粤菜给吃腻了？就这样，就到这儿来了。”P1-2

写小说很像筑路工人挖隧道，挥汗如雨，寒来暑往，好不容易见亮了，总要举行一个竣工典礼庆贺一下，于小说来说，这大约就是后记。

创作从来不是无缘由的，回想起来，促使我写作《移民》的最主要动因是想给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和听到的海外华人移民生活作一点文字记录。华人移民遍布世界各地，多伦多算是一个大屯，把这个地方的移民生活写出来，即使是照猫画虎，不甚全面，至少可以让读者看到这个群体的侧影或背影。我所关注的移民大多是近二十年间出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踏出国门时已届中年，舍弃了许多，也经历，许多，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故事，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这样一群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应该只挂在他们自己的嘴边，只萦绕在他们自己的心底，而应该被文字记录下来，告诉后人。

其次，是实现父亲长久以来的愿望。父亲是胶东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印象中他从未写过小说，小戏曲、小话剧汇成他一生的写作生涯。父亲心地善良，他总是试图通过文字来表现最美好的人和事。守着父亲，我总能看到一些文艺作品。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拿回一个油印的剧本，好像叫《兵工颂》，大致是写抗战时期八路军在胶东办兵工厂的事。我翻看一遍，兴致突来，也模仿着写了一个抗战“大戏”。起承转合一样不缺，只是内容空洞得像饥汉的肚皮。父亲看后却很高兴，还给同事们展示，大人们都说，行，有剧本的模样。可惜，这股莫名而起的创作冲动后来以硬着陆结束，从此没再动笔。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家级新闻机构当了一名编辑，后来又做过驻外记者。父亲知道我写的都是有时效性的新闻稿，偶尔交流起来，他还是会问，最近写东西了吗？我的回答当然是没有，父亲也不再问。只是隔段时间，他还会再问同样的问题。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写一点东西，至少是第二天不会馊的那种。

最后，我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想让书柜上有一本自己写的书。说来也有趣，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从来没用过像样的书柜。单身时曾在复兴门外的家具商场买过一个小书柜，样子挺新颖，书放进去，很像一回事。可那书柜毫无疑问是劣质油漆的殉葬品。每次打开，书香未到，刺鼻的气息却扑面而来，直让人怀疑罩面曾经储存过催泪弹之类的物件，于是很快被整肃掉了。结婚数年后搬至石景山鲁谷小区，家装饰好了，但仍然没有书柜。至今，我家中的书还都码放在纸箱内，搁在地下室里。该置办个书柜了，哪怕是装装样子呢。

于是，一年半前，我开始写了，利用业余时间，点灯熬油，零打碎敲，终于在盛夏的某个晚上，把最后一个字敲进电脑。  在这里，我要向体坛周报著名记者马寅女士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她的热心相助，这部作品不会这么快与读者见面。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薛海伦，她在我写作过程中提出过诸多宝贵意见，并承担了小说初稿的全部校对工作，我曾反复征询她对小说的意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对她形成“精神上的折磨”，我应该为此向她表示歉意。

小说的使命在于反映生活，如同抛光一面镜子去照射生活，但抛光技艺不高，照出的影像也就难免粗糙发虚。不管怎么说，水平不高不等于态度不端，起码，我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去创作，其结晶就是这部《移民》，我的第一部小说。

读小说，挺舒服。写小说，挺累。

孙永明

2011年8月，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