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孩子们的世界
在院之一角，法律所没有管辖的地方，孩子们游戏着，孩子们在那里创造他们的世界。
孩子们应着他们自然的需要，而游戏，而创造，而争吵，而相扑。孩子们自由地排演他们未来的英雄的戏剧，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
孩子们争吵着，相扑着，而没有争吵与相扑的意义，法律没有管辖到他们，法律也没有管辖他们的权利。
孩子们是纯洁的，无畏的。孩子们在别的世界上，去建筑他们的世界。
然而，当他们的母亲出现时，孩子们便立刻变成了成人，立刻陷落在下面的世界中。
他们从威吓而学到了畏缩，卑怯，从鞭挞而学到报复与杀戳，从威吓与鞭挞的逃避而学到了狡诈与窃盗。
孩子们有不复争吵，不复相扑的时候，而他们却了解了真的争吵与相扑的意义。
孩子们是无知的，无助的。孩子们没有法律的管辖，所以保护孩子们的母亲便出来管辖他们。
当孩子们的母亲出现时，孩子们便立刻变成了成人，立刻从他们的世界，被提升到上面的世界中。
在世界的上面法律所没有管辖的地方，孩子们自有他们的法律，有保护他们的母亲。
七 悲剧第三幕
我弟兄四个，所以悲剧是应该有四幕的。不幸，第一幕被二弟演了，我接着演了第二幕，现在，第三幕，便轮到三弟身上了。
我从前也曾做过梦，大概这第三幕应该不至于有，我们总该有能力去制止它的发生。后来，我便知道，我所做的诚然是梦。
前年的春天，我接到三弟的一封信，问我关于这件事情的抵抗的方法。我答说：抵抗的方法，只有我们有钱，然而我们偏没有。为今之计，只可暂且沉默着，先把身子脱了出来。惟一所能办的，便是延迟婚期，以备寻逃跑的路。
夏天，我遇见二弟。他把那个媒人狠骂了一顿。这令我笑了，这与媒人有什么关系？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他的无可如何的气愤的发泄罢了。
此后，我们便时常想一些逃跑的方法，然一件也没有办到，将来也未必会办到的。
现在，三弟的心里，已经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悲哀的影子，他已经尝到社会的滋味了。而且，无端地，他好像在啜泣着，要哭了出来的样子。这令我几乎想得抱住了他，同他尽情的一哭。我又从他看见了我过去的自己，我便越发为他担忧。我更沉痛地想：我们简直不是人，只是同样的制造品，给社会做标本的！
我同三弟的谈话中，时常避去了恋爱问题，以免得触着他的悲哀。有时他问了起来，我也便说：现在外边的女子，都也差不多，都还是爱脸子，爱钱，爱名誉，爱依赖，爱安逸，很少能够发见了自己的，或者完全没有。大抵，在现实底下压迫的人，如有了一种高的理想，便只能越发紧炼他所身受的痛苦，假如这理想是空的，反之，真的发觉了现实的黑暗的人，一旦意外之间遇见一种理想的事实，便决没有让它空过去的。我以为我对于三弟的话是最为适当的了。
听女人说，婚期明年就要举行。她劝我出来把这件事赶紧做个了结，不然，两个人都不好。我如何能够管得了这事呢？况且母亲又病着，我知道，她这时也正在看见了她自己，然而，我没有能力救我自己和救她，我又如何能够救那同我一样和她一样的他的她呢？
一天，我只得向母亲提议道：家里媳妇们很有几个，也不缺使唤的了，三弟的事，迟几年不好吗？母亲极坚决地说：不行！我决意明年娶了过来，我的身子很不好了，赶我活着，我亲自再调教她一二年。 况且母亲又病着！——
八 正院的掌故
在我的家里，我常被叫做一个冷淡的人。也许他们是对的，所以一天正在家人欢聚的时候，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想着十数年前在这个屋里住过的一个毫无瓜葛的老人。
在那时，这个屋子和这个屋子所坐落在的我们的正院，已经有好多年被我的三祖父卖给一个铁店的掌柜，做了伙计院。我所说的老人，便是给那掌柜做伙计的，正住在这个屋里。他大概是我八九岁时搬来的，一直住到——不记得了，大概总有五六年的样子。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对于我们家里的人，尤其对于我，特别要好。所以他以后虽然搬走了，我以后也到外面去了，后来还听说他已经死了，然这在十几年我的回忆中，却时常有他存在着的。
关于他的琐碎的事情，很有几件，曾使我当时起过一些新奇的感想的。例如：在我所见过的家里，都是女人做饭，而他却是男人做饭。我的祖母，我的伯父们，都叫他“血哥”，我和我的兄弟们也都叫他“血哥”，好像我们都是同辈似的。在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才骂人”挨刀鬼“，而他骂他的两个孩子时候，却也骂”挨刀鬼“。我当时很以为这是因为他做饭的缘故，变了女人的说话。诸如此类，都使我惊奇，莫名其妙。
他时常叫我吃他的饭。他的饭做得也未必好，然我吃着，却觉好比我家的香了好多。
他喜欢同孩子们玩笑，给孩子们谈一些故事，这大概也是我同他亲热的一个缘故。一天，对着很多的人，他指着我说道：“这孩子鼻子很大，‘雀儿’一定也大哩！”说得人们都笑了，我却羞得红了脸，好像不敢见人了似的。真可恶，他偏有本事，还要发表他那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一条定律道：“凡鼻子大的孩子，‘雀儿’便大。”但一会儿后，我便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又谈起别的话来。
他所谈的故事里边，有一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而且还时常对我自己复述。他说：“高怀德病了的时候，赵匡胤每天打发人看他去。一天，他对他老婆说：‘赵匡胤真有交情，我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还每天打发人来看我。交下这样朋友，我虽死了，也很过意的了，他老婆很聪明，叹了口气说道：‘他那里是看你，他是看他那颗印哩！你不信，明天把印给他带回去，保准以后再不看你来了。’高怀德不信，便照他老婆的话做了，果然，一直等了三天，再没有一个人来。高怀德气得叫了三声，便死过去了。”这个故事，也许是我少年时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训，比我所读过的哲学书都有味得多。
可惜这样的老人便很早的死去了！那天，我在某处还遇见他的二儿子，居然也同我说话了。好几年他不同我说话了，一定是因为他听说我快要一个月赚六十块钱的缘故吧？听说他媳妇很不规矩，前几年把鼻子也掉了。唉，可怜的死去的老人呵！
九 架窝问题
在我从太原往测石的路上，天气很冷，风很大。我在火车中坐着，无意之间，便起了坐架窝的念头。这很令我惊异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惜起身体来了。然也不必深求；爱惜身体，总比残害它好。因此，我便终于作了坐架窝的决定。
所谓架窝者，便是用席子卷成一种如我们那里所住的洞的样式，后面也用一片席子蒙着绑在实际就是底子的架子上边，架的前后都伸出两根长杆，用两个骡子架着走的一种坐骑。像这样朴陋的东西，在我们那里，便成为贵族的专用品，按规矩，我是没有享用它的资格的。 我下了车，同店家的小孩相跟着走的时候，便对他说：
“我明天要坐架窝，风太大。”
“好吧，明天叫我爹送你去。”他回答。
“世间还有人在承认我坐架窝的权利呢！”我想着，笑了。但接着又引起我的不快的回忆来。上一次我到这里的时候，他爹不是赶着架窝送某某去了吗？我同那样卑鄙的人坐同样的架窝，用同样的人赶着，太屈辱！我这时，几乎连架窝都觉得有些讨厌了。
但这些，在事实上终于不会生什么影响，所以我后来终于把架窝雇好了。
大概是因为我受所谓舆论的攻击太多了的缘故，所以架窝刚一雇好，我便想到我回去时各方面对我的批评来。母亲一见我回家，一定以为我病了。女人，也许会喜欢的，因此，可以证明我在外面不像从前那样穷了。伯父们，一定说，还没有当了教习便要坐架窝…总是好花钱，没指望。村里的人们，一定会讥笑道，到底人家阔了。然而这些，也终于是一想便过去了，对于我是简直没有关系的。
次日刚走出来，我听见后面脚步声响得很快，立刻，在我的蔑视的眼光中，现出一个戴着黑眼镜的红脸的人，他看了我一眼，好像自叹晦气似的，又退回去了。接着，我便听见了舆论的第一声：“盂县人真没见大天，坐个那东西便阔了吗？”我想，这是因为我并不阔，而他又步行的缘故。
到了家里，母亲惊讶地问：“孩子回来了，不是病吗？”我说：“不是，我害冷。”母亲说：“不是病，便好！”
后来，我问女人道：“家里的人们对于我坐架窝说什么话来没有？”她说，什么也没有说。我说：“他们什么也不说，大概也是因为我快要赚钱的缘故！”
及至我二次又到店里的时候，孩子问我道：“你老为什么不先捎个话来，叫架窝接你老去？”
世间还有人以为我非坐架窝不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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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文集》出版之后，很快就有人找到一些佚文。最先提供佚文的，有三位。一是在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峻峰，《一点点军火》和《抗战文艺》上的一些目录就是他找到的，他已于几年前辞世。另一位是当时在山西省图书馆工作的石铁农，他找到了几篇作品(如《普罗列塔利亚诗歌之一》等)和多篇作品目录。第三位是著名学者林辰先生。《高长虹文集》收入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第二部分，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文集》出版以后，林辰先生出席了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会后，林先生当即把该文的第一部分抄录出来，转交给我。林辰先生已经仙逝。现在把完整的《一点回忆》贡献给读者，也算是对林先生的纪念。
这次有大量佚文收入，首先要感谢姜德明先生。高长虹的个人刊物《长虹周刊》，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存世数量既少，终刊于何时，过去也不清楚。本书新收人的《长虹周刊》第十一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的全部文章，即是由姜先生提供的。刊于《长虹周刊》第二十二期的《北海漫写》和《南海的艺术》，是两篇优美散文，在高长虹散文作品中独具特色，姜先生先已收入他编的《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一书，这也使我们知道，创刊于上海的《长虹周刊》还曾在北京出版过，证实了高长虹自己说的他走到哪里《长虹周刊》就办到那里的理想。廖久明先生到北京查阅资料，顺便看望了姜先生，于是得到了这三期佚文的复印件。狂飙社的袖珍小刊物《弦上》，也只有姜先生存藏，在编《高长虹文集》时得到姜先生的慷慨协助，已全部复印。原来只收入署名C的作品，这次同时收入了署名D和A的作品。
在搜集高长虹佚文上，廖久明和他的学生李丽娟立了大功。廖、李二人不仅找到了发表于重庆《新蜀报》以前未能找到的《没有治不好的病》、《写作初步》等文，还从《妇女杂志》、天津《大公报》、《今天》十日刊、杭州《国民新闻》副刊《野火》等报刊找到了多篇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文章。在廖久明和李丽娟所找到的佚文中，有两大板块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政治的新生》，一是《大江日报》的《街头》副刊。《政治的新生》是高长虹从国外归来出版的一本政论性著作，已在图书馆里沉睡了几十年。廖、李二位先找到一篇《七月危机》的长篇佚文，文中谈到“关于行政工作的分配问题，我在《政治的新生》一个小册子中已讲过一点……”廖便请李丽娟找这本书，很快找到。这本书在高长虹作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在序中叙述了他在欧洲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和写作的情况，大大丰富了作者在国外八年，过去几近空白的生平资料，弥足珍贵。这本书由长虹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高长虹个人出版社。在狂飙社时期，高长虹办过个人刊物，现在他又办了个人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是值得注意的一页。
另外，《狂飙社广告》这一重要文献，是北京大学博士生马俊江应约寻找并复印的。
向以上诸同志表示感谢。
辑佚，是古人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辑佚包括两个步骤：广泛的搜集，仔细的考证和鉴别。这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广泛的搜集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没有广泛的搜集，很容易把一些佚文漏掉，达不到辑佚的真正目的。在搜集的阶段，应该是对所有可能的资料都不放过，不应该有所选择，或预设立场。考证和鉴别是辑佚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搜集的继续，没有仔细的考证和鉴别，则容易把一些似真实伪的东西收入进来，鱼目混珠，造成重大错误。特别因为，高长虹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从来只用“长虹”二字，而这两个字又是许多人喜欢用的，即同名现象严重。即使像C和CH这样的笔名，也有他人使用。有人明知c是高长虹的笔名，他竟在同一时期、同一刊物上，用C发表跟高长虹相类似的小文章。对此，要特别小心。原来搜集的佚文，经过考证和仔细鉴别，予以排除的，合计在百篇左右，还有好几本书。如一九二三年《新学生》杂志上发表过署名“长虹”的七篇杂感，在《高长虹文集》附录的《年表》上曾作为佚文列入，还说这是高“开始使用‘长虹’的笔名”。《文集》出版以后，找到了这份杂志，确认那是另外一个“长虹”写的。再如《流血与流汗》《以攻势答复攻势》等文，从文章内容、风格和所发表刊物的性质、地址及其跟作者的关系等几方面看，我们都未予承认。CH为高长虹笔名，是没有疑问的。散文《什么？》在《莽原》周刊发表时就署名CH，后来编人《心的探险》。有人根据这一点，找到多个署名CH的文章或题目，散文诗《晚秋底公园落日》是其中之一，盂县同志在编《高长虹研究文选》时，将这篇文章收入。此文于一九一九年底发表在北京《晨报》上。在朋友提供的署名CH的佚文目录中，有发表于《文学周报》上的《一天》等文，找到《文学周报》，从其内容即可看出，那是另一个人，生活在南方，当时就排除了。朋友提供的署名CH的佚文目录里，还有刊于山西大学《新共和》杂志的六篇作品，时间在一九二一年，跟发表《晚秋底公园落日》相近。那时高长虹在太原文庙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工作，山西大学就在附近，会不会是高长虹的投稿？这有助于鉴别《晚秋底公园落日》是否为高长虹所作。这份杂志很难找，但终究找到了。那个CH不是高长虹，更不是《一天》的作者。这么一个洋文笔名，在二十年代初，竟先后至少有四人用过，真令人难以想象。既然有这么多人用同一笔名，在缺乏可靠证据下，这篇《晚秋底公园落日》只能断然弃之了。
我们鉴别佚文，除了署名和内容以外，所载报刊的地址和其主编跟高长虹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鉴别条件。特别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国土分割，邮递不便。高长虹住在重庆的时候，他的稿件只能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在外地发表，除非有特殊情况，是很难的。《一点点军火》发表在晋绥边区的报纸上，那是因为高长虹的好朋友张稼夫在晋绥边区担任领导，主管宣传工作。此前，他二人在延安见过面，后来高长虹把一些稿子寄给张稼夫，张转给报社，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这话是八十年代初我们拜访张稼夫时得知的，见到这篇文章后又请张稼夫做了鉴别。再如高长虹刚回国，在《时代文化》上发表过两篇文章，那是因为《时代文化》的主编不是外人，而是高长虹的好朋友、狂飙社成员、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凡是不在一地，那个报刊或其主编又没有历史关系的，我们一般不加以考虑。这也是我们把所载报刊情况作为题注的主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寻找和鉴别作家佚文，是一件苦差事，也是必须做的。它终究是为了完善。经过鉴别，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值得。在廖久明最后寄来的十几篇文章中，有一篇《中国女性往那里去？》的书评，发表在东北的一份名叫《十四年》的刊物上。文末落款写于四平；已知高长虹到东北不久，曾经在四平住过。我初看到这篇文章，有一点兴奋，以为终于可以看到高长虹到东北以后的作品了。“十四年”，显然指日寇占领东北十四年，是日本投降以后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创办的。我估计，这个刊物不会在大城市出版，一定是小城市，也许就是四平。后来查清，这个杂志出版地正是四平，而时间却是一九四六年初。高长虹这个时候尚在赴张家口途中，到张家口后住了一段时间，这年初冬，才到达哈尔滨，以后才去四平。时间差了一年左右。同时，内容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当我把这篇文章放在一边的时候，真是松了一口气。心想，我们编这本书还是认真的。这一点，可以自慰。
这里对署名“虹”的几篇诗文做些说明。
《抗战文艺》第三卷第一期(1938年12月3日)有《展开沦陷区域的文化工作》，同卷第十一期(1939年2月25日)有《文艺作品的总检阅》，《新蜀报·文锋》副刊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有《论历史剧》，都署名“虹”。这几篇作品是不是高长虹所写？我们反复比较、斟酌，最后确定出自高长虹之手。
从署名说起。高长虹跟这两家报刊关系密切，曾经发表过多篇作品。最早以“长虹”之名在《抗战文艺》发表作品，在第三卷第三期，为《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的诗。以“虹”发表于《抗战文艺》的两篇，都是杂感，当时一般称为时评。抗战期间，许多刊物都有这一类文章发表，地位大都在刊物开头，带有社评性质，而且署名都用一个字。我看到的其他刊物，像四十年代初太行区的《抗战生活》、陈荒煤主编的《北方杂志》等，没有不是这样的。《抗战文艺》同样遵守这个通例。即以载有《展开沦陷区域的文化工作》一篇的第三卷第一期言，这期发表四篇，共用一个总题目，是《每周论坛》，这个总题目说明了这些小文章的性质。四篇都只署一个字，即“蕻”、“蓬”、“荪”、“虹”，前三个署名显然是从端木蕻良、姚蓬子、孔罗荪名字中摘录的。此后，每期开头都有类似杂感发表，少则三篇，多则四或五篇，大都用一个字署名。即是说，即使你作者用了两个字的署名，编者也会改成一个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作者的问题，这是杂志社执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长虹在此后不久写过一篇文章，抱怨一些报刊编辑把作者署名改为一个字，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哪一篇，哪个报刊编辑，但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或者说不理解，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卷第一期是这个刊物第一次编发《每周论坛》，高长虹回国不久，不了解国内刊物的编辑原则和方法，以致产生误解，发出怨言，在情理之中。此后高长虹编《大江日报·街头》副刊时，曾用过一个字的笔名“红”，可见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做法。(高在二十年代用单字署名，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前述《每周论坛》文章署名系从作者常用名字中摘录而来(有的用同音字代替)的论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探讨一下，除高长虹以外还有没有人会用“虹”做笔名？当时在重庆的写作者中名字上有“虹”的，还有一位是葛一虹。葛一虹，上海人，一九一三年生，主要从事左翼戏剧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他相继在上海、汉口、重庆，跟章泯主编《新演剧》，一九三九年起在重庆任《中苏文化》常务编委，他的许多文章即是在《中苏友好》和《抗战文艺》上发表的。从所写事实和谈论戏剧创作意见看，这几篇文章由葛一虹写，似乎更为适宜，他在《中苏友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有关戏剧的。然而《论历史剧》中有这样的话：“我最近读了一个剧本，那是包哥廷在十月革命廿周纪念所贡献出来的《带着枪的人》The man with gun，这个剧本在华克太哥夫剧场的上演，据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带枪的人》的译者，不是别人，正是葛一虹。葛一虹会不会说这样的话？绝无可能。说“这个剧本在华克太哥夫剧场上演”，那个剧场似乎也不在重庆。《带枪的人》既是他翻译的，怎么能说“我最近读了”这个剧本呢？可见《论历史剧》不会出于葛一虹之手，“虹”不是葛一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同一时期，跟《论历史剧》同在《新蜀报·文锋》副刊发表的《诗是苦力》的诗，也用了“虹”的笔名，而这首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能认为高长虹所写，不会出自他人。把诗比作“苦力”，说诗“在沙土中工作，就像苦力抬轿”，是除高长虹以外没有人能这样写的。高长虹的思维跟他人不同，他所用的比喻，他所创造的意象，别人很难想到。同时“苦力”这个用语，在高长虹其他作品中出现不止一次，是他的常用语之一。此后不久，高长虹在他主编的《大江日报·街头》副刊上，以“红”为笔名发表了几首诗，跟《诗是苦力》有如姊妹篇。《有诗为你们开道》中“五一，/狂飙的生日，/都来庆祝吧，/来到街头！/生活在狂飙里去，/要为狂飙而生活……”《新国家》中“它是生长在一起，/和我们的土地。/它像传统一样老，/小孩时候都知道，/可是它又很年轻……”《快乐的边沿》中“我们把生命记在账上……”《为国家效劳》中“我的诗，/是为热情效劳……”都有高长虹式的思维特点和写作特点。至于改“虹”为“红”，这跟高长虹思想转变有关，那是一九三○初到日本以后的事，此处从略。既然在同一时期同一副刊上发表作品，不能认为“虹”是两个人，诗是高长虹，文章也只能是高长虹。再如前引“我最近读了一个剧本，那是包哥廷在十月革命廿周纪念所贡献出来的《带着枪的人》……”中的“贡献出来”，也是高长虹式的语言。《展开沦陷区域的文化工作》一文里“我亲爱的……”这样的句子，读过《心的探险》中《幻想与做梦》的人，应该是熟悉的。
据此，这几篇文章为高所作，可以肯定。
就在本书的编辑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廖久明先生又找到几篇重要佚文，是很值得一说的。它们是《实验的国防科学》、《国防科学》、《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欧局紧张中的中国国际义务》和《外交的新阶段》。
《实验的国防科学》和《国防科学》是提倡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两篇文章主旨相同。前一篇写于巴黎，在北平《科学时报》发表，用了高长虹的署名。高长虹二十年代提倡科学，他自己研究行为学等社会科学，他跟一些研究科学的人交往密切，这些，人所皆知。现在谈如何加强国防科学研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是把稿寄给友人，由友人加上署名，在国内这家刊物发表的。文末说到“如我今年能够回到中国，我将为这个展览会尽一点筹备的责任”，既说明作者在国外，而这是符合高长虹行踪的，也说明主办这个刊物的世界科学社有作者的朋友。高长虹在欧洲几年，生活十分清苦，但其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令人感动。他对西方文化有多方面的接触和感受，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动向。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为了发动战争，在军事科学方面展开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这些，高长虹都及时涉猎。《政治的新生》里的一些文章和在重庆写的一些文章，都提到在国防科学方面应该建立多种学科。《实验的国防科学》最早论及这一问题。文中说到中国哲学研究的落后，确实应该引起注意。这在东西文化交流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例。
《国防科学》和《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发表在张申府主编的《时代文化》上。《国防科学》是高长虹回到国内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又说明他回到国内最早见面的狂飙朋友是张申府。这篇文章是《实验的国防科学》的进一步论述。《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也是一篇有重要意义的文章。
《欧局紧张中的中国国际义务》和《外交的新阶段》两篇政论都发表在重庆的刊物上。“中国不应当是战争必发论者，也不应当是妥协和平论者，而应当是战争危机必然论者和斗争的和平可能论者。中国不单是应当这样持论，也应当这样实行”这样的意思，是高长虹抗日战争观的核心，他在许多文章中论述过。高长虹一些独特用语，在这两篇文章中都能看到。如中苏“国防互助”“从(重)新……”“尊荣”“力学的”等等。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文艺界以外的刊物上，说明高长虹在重庆时期的生活面是比较宽广的。《欧局紧张中的中国国际义务》一文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过去人们以欧洲为中心，把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高长虹在这篇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把世界战争的危机集中在东亚大陆，消极的一面是世界战争的危机更紧张化了，因为世界战争已在东亚大陆开始。可是，还有积极的一面是，中国以反侵略的英勇斗争，集合起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在高长虹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又说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极大的鼓舞和推动。高长虹以明确和有力的语言，彻底打破了欧洲中心说。这样评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使在中国学人中，也是很少见的。这是为中国人长志气的一篇好文章。
以上说了从其他报刊寻找高长虹佚文的情况，其实高长虹的许多佚文还是在狂飙社自己办的刊物上，只是我们无法见到罢了。像高长虹一九二四年到北京以后，同时创办了两种刊物，除《狂飙》外，还有《世界语周刊》。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过高长虹有关世界语的文章，更没有见到他的世界语译文，但这个刊物既是他办的，他总不能不说几句话，其中有高长虹文章是不必怀疑的。即使北京版《狂飙》周刊，现在所见也不完全，最后一期就遍找不得。这期上，不仅有高长虹作品，很可能还有鲁迅一篇译文。高长虹在《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只给我的一个日本朋友译了两首诗……”所说日本朋友，指伊东干夫。《狂飙》第十六期载有鲁迅译伊东干夫诗一首，题《我独自行走》，已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另一首，自然安排在第十七期。作者本来要对刊物做一番改革，雄心很大，可是后来突然停了。从高长虹口气看，这期刊物似已印出，但我们遍找不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已成为一个谜团。
像这种情况，就狂飙社说，是普遍的，主要刊物都不完全。《弦上》缺第二十期，第二十一期。上海《狂飙》周刊缺第六期、第八期等，《长虹周刊》缺第十三到十七期。第二十二期以后是否还有，也不能断言。有人说，高长虹到日本以后还曾出版过《长虹周刊》，另有人说，《长虹周刊》曾出过油印本。《长虹周刊》上全是高长虹作品，已知高长虹改编的剧本《苦人们》发表在该刊所缺连续几期的合刊专号上，别的作品就不知道题目了，连另一个剧本《当兵去》是否在《长虹周刊》发表，也不清楚。《狂飙运动》现在只见到一期，是笔者在日本见到，托一位朋友复印的。其他刊物，几乎都已不存。这很可惜。
另外，《长虹周刊》用好几期篇幅发表高沐鸿的翻译文章，第一期发表《鹿母夫人》，标明“童话，长虹选，沐鸿译自《佛报恩经》”；第五期、第六期发表《善友太子》，目录后有同样文字的说明。这是令人奇怪的。第一，一个人“选”，一个人“译”是什么意思？当时高沐鸿远在太原，第二期发表高沐鸿《送长虹远行》的诗，就是在太原写的，见诗末落款。第二，高沐鸿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当了教师，他后来从未搞过翻译。一九七九年夏天我访问高沐鸿，曾经问过一个名为《戒烟记》的中篇小说是否他翻译，他说他没有译过。我怀疑这两篇译文都出自高长虹，他是托名朋友发表的。另一方面，他为什么这样做，却又无法解释。因此，只能存疑，而且恐怕没有搞清楚的日子。
为了供寻找高长虹佚文参考，特整理了一份《高长虹佚文和拟写作品目录》附于书后。
编这部书，我们想尽量做得好些。廖久明先生出力很多，特别是搜集佚文和考证当年发表情况。二十年前出版的《高长虹文集》在这方面存在缺点，这次编《全集》做了纠正，就主要依据廖先生的研究成果。如有不足之处，由我负责。高长虹已是早已消逝的人物，但他的作品不会跟他的肉体生命一同走向历史，我们只是把它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好耶，不好耶，喜耶，不喜耶，一切，听由读者裁决吧。
董大中
二○一○年三月三日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高长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发起组织了狂飙社，开头是一群山西文学青年，几个月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社团，成员来自十多个省份。狂飙社是五四以来仅次于文学研究会、我国第二大文学社团，其成员在七十人左右。狂飙社又是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文学的一个社团。它后期开展狂飙戏剧运动，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太原、厦门等六个以上城市演出。它还涉足出版印刷和妇女解放等领域。狂飙社又是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很多的一个社团，它的主要成员除三四人外，后来全都参加了革命，有许多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在狂飙社后期，它的主要成员都入了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使高长虹徒手无援，狂飙社后来难以生存，走向解体，这是客观原因之一。
高长虹在北京开展狂飙运动之初，就受到鲁迅的称赞和器重。鲁迅创办《莽原》，首先邀请参加的是高长虹。鲁迅同乡文学青年许钦文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本应鲁迅作序，但他让给高长虹，而且一直坚持，始终不变，这在鲁迅一生是惟一的一次。后来两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激烈的言辞，但鲁迅后来肯定了高长虹为编《莽原》而付出的辛苦和文学成就。鲁迅说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但这句话对高长虹似乎并不适用。“文革”以前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在给诗人王玉堂和董大中的一封信中说：“在二十年代的我国文坛，长虹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长虹倡导的狂飙社，同样是当时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社团……”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公允的。
高长虹一生，积极追求进步。青年时代，高长虹受歌德“狂飙突进运动”影响较深，想在中国也开展一场狂飙运动，所以他把他所组织的社团称作狂飙社。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高长虹支持他的弟弟和朋友加入共产党；他的三弟高远征在中学时代就担任党的支部委员，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次突围中光荣牺牲。他鼓励朋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亲眼看到了上海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世界观发生转变，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士”(知识分子)解放出来，他对工人阶级表示了崇敬，不久把名字上的“虹”改为“红”。在搞狂飙戏剧运动期间，英文版《资本论》是他经常阅读的一本书，也是他立意研究经济学的最大动力。三十年代初，他放弃文学事业，远赴日本，目的之一，是研究新生的苏联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愤而离开日本，远渡重洋，前往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八年，高长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重庆，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员，写作了大量政论、杂文和诗歌，对抗战多所建言，同时一改过去写作风格，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支持工农兵群众写作。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官员的贪污腐败，高长虹难以忍受，撰文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抗战不能胜利？”发出“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的呼吁。他要寻找光明。一九四一年春天，高长虹离开重庆，徒步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以后再未动摇。他把他最后一部诗集命名为《延安集》，乃是他献给革命的一份礼物，也表现了他对革命圣地的热爱、尊敬和忠贞。
高长虹是一位坚强不屈和积极投入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欧洲的几年，正是日本侵略者用铁蹄践踏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一段时间。高长虹于一九三四年在荷兰创办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一九三五年负责华人旅法救国会工作，“一二八”纪念日在巴黎创办《中国人民报》。同年夏秋，在瑞士、德国旅行期间，写了《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着重论述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和国防政策。一九三六年，在巴黎写一部名为《中国》的长篇小说，抒发他的爱国情怀。同年九月二十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他在其中搞宣传工作。高长虹在欧洲期间，既非团体派遣，又无正当职业，过着“盖报纸过夜，吃山药蛋充饥”的艰苦生活，但却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组织、负责救国团体的工作中去，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少有的。
高长虹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怪杰”。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际，自恃有才，独来独往。人们都视他以“狂”和“傲”。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许多想法，在他人看来，是“匪夷所思”。在重庆期间，他是“捐款献机”的积极倡导者，为许多朋友所不理解；他又几次找孔祥熙的儿子，建议开发金矿，同样受到人们的讥笑；解放战争期间他选择到东北去，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开发金矿，支援祖国建设。同时，高长虹从未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的兴趣不断转变。狂飙时期，急着出国；正当创作力旺盛时，却要研究行为学；在日本期间，着手编中文大辞典；后来又把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在《长虹周刊》上他表明自己的两大“愿望”是：“愿意十年后的朋友忘记了我是一个曾经写过文字的人。十年后确乎可以有那么些朋友，忘记我曾经写过文字。”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他“平常很喜欢文艺，却绝不想做一个专门的作家”。
高长虹要人们把他忘掉，但历史老人不允许。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就应当把他记载下来，否则，历史就不完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没有高长虹，不能缺了狂飙社作家群所做出的贡献。二十年前，盂县政协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高长虹文集》，很快销售一空。那以后不久，读者、研究者纷纷以买不到这部书而生抱怨。同时，高长虹佚文也时有发现。现在这部书是应读者的要求而编辑出版的。
今天出版这部书的意义，我们以为，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还在于展现一个有声有色的文学世界。高长虹作品的价值，不是我们所愿意置喙的，这需要读者去评骘，去议论。我们只能说，作者在写这些篇章的时候，是有他的深刻思索的。他总是从全人类的思想、情感这个角度切入，观察生活，描写生活。他的思维方式独特，他的思想活跃。他不固守成规，他顽强地表现着自我。他能发他人所未发，言他人所不言。他的一些作品，避免不了“虚无的反抗”，还有些作品“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以上均鲁迅语)，但都来自他的真诚和坚守。他运用和创造了多种形式和表现手法。他所创造的文学形象和意象，是独具特色的，也是从他人作品中很难看到的。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有的可以说是寓言世界。他的“难解处”，未尝不说明着作品思想的深邃和作者思维方式的特殊。抗战期间所写大量政论，更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真实思想和心路历程的充分表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的成就和不足，他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他的每一次脉动，都能从其作品中感受出来。他的喜怒哀乐，他对婚姻的悲悼和对爱情的憧憬，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也都表现在这里。读高长虹的书，可以使你喜，更可以使你惊，还可以使你深思。另外，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说，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狂飙社到目前仍是很大的一块处女地，急需要人们来开垦。我们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对高长虹和狂飙社的研究，也是及时和有意义的。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共盂县县委、县政府及吕昌政书记、刘德跃县长十分重视，重点支持；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高长虹研究会分会精心组织，倾力协助。同时，得到了中共山西省阳泉市委、市政府并白云书记和李栋梁市长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阳泉市文联、阳泉市高长虹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乔志华先生的鼎力赞助及侯福民、李建永先生的支持。在此一并向这些单位及领导和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对编辑工作的不足给予批评。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本书收入现在所见高长虹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的作品集、未收入集子的单篇作品和报道中引用的书信或谈话，以及译文。
本书收入现在所见高长虹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的作品集、未收入集子的单篇作品和报道中引用的书信或谈话，以及译文。全书分四卷：第一、二、三卷为前期作品，主要是狂飙社时期作品。其中第一、二卷为已出版的作品集，大体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个别有调整，第一卷以诗和散文为主，第二卷为其他形式。第三卷为早期和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狂飙解体后在日本所写附于这卷之末。第四卷为抗战时期作品，包括两个集子和未人集作品，以《政治的新生》始，以《延安集》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