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史》辑录的全是邵洵美的自传性文字，收录了邵生平创作的回忆性短文十余篇，其中涉及林语堂、徐志摩、曾孟朴、曾虚白、郁达夫、朱维基、丁玲、巴金、徐迟、卞之琳、庐隐、张若谷和萧伯纳、弗里茨夫人、项美丽、柯佛罗皮斯（墨西哥画家）和正宇光宇三兄弟等中外文化人士的交往记录。这些文字一方面反映他热情风雅、富有才情的个性，也为现代文坛的交往留下一组生动的记录。

《儒林新史》为“邵洵美作品系列”回忆录卷。

《儒林新史》这本集子中的十几集文章，可以作为作者前半生回忆录的一部分：有幼年生活的点滴回忆；有欧洲留学时结识文友的经过，特别是《儒林新史》中点出奠定其终生从事文学事业的起因——与徐志摩的一席谈；有描述他在书斋里日常写作的活动；有他与文友交往的趣事等。书中收录了邵生平创作的回忆性短文十余篇，以半小说半回忆的笔法，记录了当年文坛上各种文人的众生相，其中涉及林语堂、徐志摩、曾孟朴、曾虚白、郁达夫、朱维基、丁玲、巴金、徐迟、卞之琳、庐隐、张若谷和萧伯纳、弗里茨夫人、项美丽、柯佛罗皮斯（墨西哥画家）和正宇光宇三兄弟等中外文化人士。既有阅读趣味，亦不乏史料价值。

序

巴黎的春天

两个偶像

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

感伤的旅行

在牧师家中

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

 附录一：“刘舞心”女士与孟朴先生的往来信笺

 附录二：邵洵美与刘舞心 曾虚白

我的书斋生活

晒书的感想

出门七件事

儒林新史

 （一）徐志摩是黑龙江人

 （二）我们全是狗

 （三）张道藩解释天狗会

 （四）第一句切口

 （五）罗家伦的贡献

 （六）国际装饰美展

 （七）谢寿康做厨子

 （八）建筑与国家性

 （九）巴黎女人

 （十）雪白的身形

 （十一）泰戈尔的干女儿

 （十二）蓝小姐谈诗

 （十三）志摩的日记

 （十四）刘纪文考察市政

 （十五）语言学校

 （十六）别离咖啡馆

 （十七）他乡逢故知

 （十八）我们的夜莺

 （十九）希腊文学专家

 （二十）黑猫洞

 （二一）青年会诗人

 （二二）一种的热情

 （二三）二百法郎富翁

 （二四）活银行

 （二五）大哥回来了

 （二六）一品香

 （二七）猴子王

 （二八）郑振铎的小骨董

一年在上海

 （一）指出了“最后关头”

 （二）一批新到的旧书

 （三）第三次迁移

编后小言 邵绡红

附录：邵洵美（1906—1968）著译年表

感伤的旅行

最近为了一件事情，不得不离开上海；在一个不大有人去的地方住了半个月，前天坐原船回来。

常住在上海，头脑会变成很简单，难得有使你自己得意的思想。从窗口看出去，一片片红瓦盖藏着许多复杂的故事。用不到你管；你要，自己家里也有。曾经想要探听每一个人家里的秘密，合起来一定是部不朽的作品；但是他们的情节的类同，会叫我奇怪上帝的创造，也不过是自己在重复地模仿着自己。

我从没有对上海表示厌倦或失望，但是离开几天也好。去的是乡村。在我，除了大镜框里换了张画片，没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我根本就不大喜欢出门。人家有走上几百里去看一座山一座亭子的，我只是暗暗羡慕他们的勇敢。听说有一位法国文豪，写了一部游记，叫作“书房里的旅行”，我的旅行也不过如此。

几年来和自己书房的感情一天深似一天，看书也换了胃口，吴尔芙夫人的《一个人的房间》是一部圣经。最近买到一本尼古尔斯的《茅屋》，可惜他文章总往房子外边写，给人的印象是不安定。我需要安定。

离开了这几天，倒也并没有什么相思。可是在船头上隐约地看见白渡桥的剪影，我不禁喊出：啊，我到底又回来了。

船靠码头，天还没有完全亮，路灯可全有了倦态，我走回家。路上只有我一个人，间或有庞大的粪车打我身边掠过，似乎知照我这上海并不是个空城，但是他走远了，又不见了，一切仍恢复到原来的寂静。

怕把家里人闹醒，我在麦家圈转了弯，麦家圈北面连望平街，我想今天也许会变成第一个看报的人。

走近福州路，已闻到油墨的香味，我知道报馆的编辑人，印刷人，已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此后是报贩的事了。洗干净了手上脸上的墨渍，伸一个懒腰，叹一口气，钻进被窝里，把世界忘掉，这就是做人的意味。

一条望平街，就像是个小菜场，新鲜的货色摊着给你拣：这是肥大的母鸡，《申报》八个铜板；这是西海的猪肉，吃糖的，《新闻报》也是一样的价钱；你看，这一只只虾都是活的，在跳呢，《晶报》要不要？青菜，红萝葡，海瓜子，蚕豆，《晨报》，《时报》，《时事新报》，《小日报》全买回去了要吃不下。我最怕生胃病。我们中国人的文章都会叫人生胃病；这是隔夜的黄鱼，那又是半生半熟的红烧鸭，明虾又煎过了头；留着祭神罢。

不知怎样，我虽然离开上海不过半月，但是连对报纸都似乎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买了一份，一壁走一壁看，像是想要在里面找到几个相熟的朋友的名字。

“几个相熟的朋友的名字”，想到这句话，我便走进了一个幻想的区域。

是一个离开了上海五年的人，因为生长在这里，每一条道路的长短曲折，像是筋脉一样，和他完全有了一种血肉的关系。每一次在这些道路上经过的时候，他几乎可以说出多少天以后这一所房子要拆毁了，多少天以后这里又要有一宅几十层高的大楼建筑起来。但是五年的离别，叫他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旅客；像是吸了恰当数量的鸦片，心是如此地安静，但是感觉又如此地敏锐，脑子放弃了对于四肢的统治，每根毫毛都得到了每根毫毛的自由，但是每根毫毛又和他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每一所房子的建造与拆毁，都有他们自身的理由，同时又是为他回忆时可以得到一种章回的提示。不错，这宅五楼的大厦在二十年前是当地最华丽的建筑，他记得他曾伴同了他的祖母站在最高的一层上，俯视欧战和平游行队从底下疯狂地又庄严地走过；现在外面已涂上了黄粉，牌号也改了名字。还有，从这左手的大门里，他曾得到过一个兴奋的经验：一首天真的诗会变成一段惊异的新闻。再走过去，那不过又是三年前的事，志摩站在一座七层楼的窗口指着远处没有云也没有景物的天边，说生命的永久；可是诗人和他的夸口现在都已消灭在太空里了。

“寻找那失去了的时光”，用普罗斯脱这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列数着每所房子写一部记载，但是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所能想到，这一位离开了五年才回来的游子正在默背着每一个朋友的地址一一光旦的梅园有没有被枪炮打坏？语堂的新居一定很难找；达夫搬到杭州去丁；老谢结丁婚总得自己去租宅房子，灵凤又到了哪里去呢？在没有碰到这些朋友以前，他一定会很恐慌，也许他们已认不得他了。增嘏是不是仍旧肯放声笑？杜衡有没有学会了几句应酬话？这些话他都会向自己问。

想着，我已走到了斜桥路。自己究竟只离开了半个月，但是尽想着，一切会变成空虚。眼前又是三年前的老家，现在是谁住在里面？这小巷的名字，还是我费丁几天的思忖给它题的，它认不认得自己的主人？疏远它当然是我的无情，可是谁有方法来挽救？不久，也许第二个主人会跟它改个名字，惋惜与追怀的怕只有我！

我爱上海，便是因为它和我的关系太密切了：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历史，它会对你说我自小是多么可爱，长大丁是多么顽皮，成了人怀藏着多少的奢望。没有它，我对我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

在上海路上走，我会有一万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是一个埋怨。我不大喜欢出门，也许就是因为怕受埋怨。

所以我成天坐在书房里。这五架书是不会太熟也不会太生的朋友，他们不查问我的过去，但是他们了解我现在对他们的热诚，他们毫无顾忌地把心里的一切显示给我看，因为我们的交谊如此亲密，我便养成了连走路的时候也要带本书的习惯，我并不是要表示“手不释卷”，我只觉得我随时会需要他的帮助。

事实上，我看书难得在书房里，除非是要写研究论文之类。这是书虫式的看书，我不大会有这种空闲。我看书最好的地方，是在床上，在将睡未睡之际，把枕头垫高了，半身钻进被窝里：看够了，它会报效我一个甜蜜的酣睡；我要看下去，他会毫不疲倦地伴到天明。

我和书房发生感情，是为了在他身上可以得到他的功用以外的安慰。

走过了斜桥路，走过了卡德路……走过了西摩路，我忽然觉得我不应在路上耽搁得太长远，这一类感伤的旅行会害我几天不安定。

第一辆公共汽车停在我的面前，我赶忙回家；想不到半个月的出门旅行的意味却到了上海才感到。

选自1934年《万象》第1期

P21-26

“我与邵洵美先生的相识，纯然是偶然的机遇，虽然从30年代初以来，通过报刊等传播工具已对他相当熟悉了。”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撰写的题为“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中的一段话。文章叙述了我与邵洵美从相识到相知的三次见面经过。其中，第一次是1952年在南京路新雅酒家韩侍桁做东的宴会上，同席的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罗玉君等。邵洵美是出身于名门的世家子弟，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唯美派诗歌的主将和新月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创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主编过《人言周刊》、《论语》半月刊等期刊。记得那天众人已经入座举杯，邵洵美才匆匆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相见是在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也是在韩侍桁做东的一个聚会上，这次是在侍桁兄家里，也是在大家吃到中途时，邵洵美撞进来，匆匆入座就食。后来知道，他虽然经夏衍推荐，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每月可以预支200元的稿费，但生活已经人不敷出了。总之，这两次相见，尽管没有什么深入的交往，但他给我的印象总是匆匆忙忙而又落拓不羁。

第三次与邵洵美的相见是出乎意料的。那时我因胡风案被捕入狱已有5年之久了，地点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时间大约是1960年冬天。他是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的，理由是曾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要员张道藩、谢位鼎磕过头，拜过把子。坐狱再加上哮喘病，使邵洵美衰老了许多，也逐渐陷于渺茫和绝望之中，他甚至郑重其事地拜托我，希望我有朝一日如果能出狱，撰文澄清一些世人对他的误解，说“这样我就死而瞑目了”。哪知一言成舛，自1961年初夏我被调押至另一个监房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1966年3月底，我以“胡风骨干分子”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因为实际已经关押了12年时间，因此判决后旋即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监督劳动”。期间的一天，我问与我一起被“监督”的潘世兹先生，是否知道邵洵美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早期的留英学生，潘先生调来复旦大学外文系之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他和邵洵美的家又都在沪西一带。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但听说他似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听说连睡觉的床也卖了，睡在地板上。我听了，一边庆幸他终于能够活下来，一边又不免为他的处境担忧。而我当时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帮助和关心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平反之后才知道，邵洵美在“文革”前就被释放，和大儿子邵祖丞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挨到1968年，便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了。

与邵洵美的这些交往史实，我曾撰文《我的难友邵洵美》。发表于《上海滩》1989年第5期，后来在我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里也有相关的叙述。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策划出版一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共100多种，我作为该书的顾问参与策划编辑，在我的建议之下，其中就有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以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邵洵美曾翻译过的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一书，但没有译完，前几年，我建议我的年轻朋友同济大学孙宜学教授将全文译出，该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

在《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的最后，我这样写道：“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了履行27年前邵洵美先生在狱中对我的委托，一方面也借此表示我对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的一点纪念的微忱。因为多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遗忘了。这个历史的失误，我想也到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关于邵洵美的著作相继出版，如《海上才子——邵洵美传》（林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张伟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盛佩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绡红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项美丽在上海》（王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邵洵美的生平及其多方面的贡献提供了便利和初步成果。我又听说，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以邵洵美为研究对象，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事。

今年是邵洵美先生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春季号还为此特辟“邵洵美专辑”，并刊发了邵洵美的纪实体散文《儒林新史》。而上海书店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多卷本“邵洵美作品系列”，系统地整理出版邵洵美的诗歌、随笔、艺文闲话、小说和回忆录。其中这个题为“儒林新史”的专编，汇辑邵洵美的《儒林新史》等自传性文字，其中涉及林语堂、徐志摩、曾孟朴、曾虚白、郁达夫、朱维基、丁玲、巴金、徐迟、卞之琳、庐隐、张若谷和萧伯纳、弗丽茨夫人、项美丽、珂佛罗皮斯（墨西哥画家）和正宇光宇三兄弟等中外文化人士的交往记录。邵洵美一生交游广泛，南北中西都有他的朋友，这些文字一方面反映他热情风雅、富有才情的个性，也为现代文坛的交往留下一组生动的记录。总之，这套书系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邵洵美这位集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物的历史贡献，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这对于我这个90多岁的老人，一个曾经与他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行当里工作生活，并曾经在特殊年代里共同受难的朋友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邵洵美的大女儿邵绡红女士、二女儿邵阳女士和女婿吴立岚先生，还有三女婿方平教授，或者来信来电，或者登临寒舍，几次嘱我为这些书的出版说几句话，我尽管年迈体弱，每天只是看书读报，久已不写东西了，但还是很愿意为难友邵洵美著作的出版表达我的欣慰和祝贺，是为序。

2006年4月15日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