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主编的《读库》是一本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全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读库(2008共6册)》包括《读库0801》、《读库0802》、《读库0803》、《读库0804》、《读库0805》和《读库0806》。
一
九十三岁的耿谆已经很少走出家门,二楼的书房兼客厅,和那问不大的卧室,差不多成了他活动的全部天地。
每天早上,他七点钟起床,此时二儿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饭,通常是菜馍和蛋茶——两种在河南襄城最普通的吃食。吃罢早饭,他开始读书看报写毛笔字。由于视力下降,老人读书看报都要借助放大镜,惟有写字一项,他的精气神却一点不输常人。写字时,他一定要站起来,不仅毛笔在手里握得很稳,而且落笔时笔锋也是丝毫不抖。
“眼神不好,只能写大字,而且写得也比以前少多了,只有别人要字的时候才会写。”耿谆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有云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湖北的。”说这话时老人看上去很高兴。自从他的书法作品在《书法报》上刊登以后,求字的信就络绎不绝。老人的字写得好,又是名闻中外的老英雄,自然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而耿谆老人也是有求必应,写好后,他会亲自写信封,装好,然后叮嘱自己的孙子耀波尽快给人家寄去。
在河南省襄城县干休所一栋普通的二层住宅里,耿谆老人平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晚年生活。阳光会透过书桌前的窗户照射在他的脸上,照亮他的白发,照出他脸上的皱纹。
与耿谆的名字如影随形的还有两个字:花冈。
花冈町,如今已改名为大馆市,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大馆盆地北端,是一个以铜矿山为中心形成的小镇。从1944年8月初到1945年6月,耿谆曾经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不过让耿谆和花冈真正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是1945年在这里发生的那场劳工暴动。
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打死了四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逃出所住的集中营中山寮。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暴动的前前后后,有四百一十八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而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战后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BC级)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或者“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一个身份。
再次把耿谆的名字和花冈联系到一起的重要事件,发生在花冈暴动五十年之后。1995年6月28日,耿谆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现日本鹿岛建筑株式会社)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这一事件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
“花冈索赔案”的首席原告,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二个身份。
因为由日本律师团代表中国劳工与鹿岛组达成的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为尊严而不妥协的老人,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又一个身份。
把这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耿谆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这是一个时常身处大是大非的漩涡中而意志坚定的老人,无论是当年的暴动,还是后来的索赔,抑或是最后的抗争,耿谆始终处在整个历史事件最中心的位置上。
网上搜寻是在我的困惑中结束的,在对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的寻找中,我发现原来已经有那么多人向这个老人投去过了关注的目光:中日两国多家媒体都曾对耿谆进行过专访和报道;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关于耿谆的传记、关于花冈暴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也都不止一本;在日本,有根据花冈暴动改编的舞台剧,在中国,有为花冈暴动专门拍摄、由大牌明星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二
2007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了耿谆老人。与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照片相比,老人的表情中少了些坚毅和凛然,而多了份慈祥和亲切。还有,他比照片上要老些,毕竟已经有两年没有怎么参加公众活动了,而那些照片,最早也是他两年前参加活动时留下的。
尽管已经在大量的文字资料中对耿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第一次见面,他身上还是有一种气质强烈地吸引了我。眼前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我自然想起“旧式”或者“老派”中国人的样子。这种气质很难从我们的晚辈、同辈,甚至包括父辈的身上嗅到,而在耿谆老人的身上,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它们的存在。
被吸引之后是我的窃喜,因为我所看到的是网上那些关于耿谆的文字中没有的。这意味着我的写作空间出现了。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更喜欢陶醉在宏大的叙事中,更喜欢把重点放在对起伏迭宕的事件本身的描写上,而很少关注身处其中的个人。
那一次见面,我们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又从下午三点多谈到了将近七点。前前后后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怕老人疲惫,谈话中我曾几次对他说,您觉得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老人说,你们从北京来一次不容易,还坐了一夜的火车。所以我尽量跟你们多说点。然后他又补充道:“你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都会尽量回答。”
交谈的内容有时并不愉快,对自己当年的惨痛经历,耿谆叙述时也会激动,会停下来喘息,但是老人没有太多怨恨。相反他总会把自己同当年那些牺牲在战场上或把遗骨埋在异国他乡的同伴比较。
“我很满足。”在交谈的过程中,这样的话,老人说了不止一遍。
尽管从年龄上讲,我们都可以算是老人的孙辈了,但是无论是我们来,还是走,耿谆都会站在二楼的楼口,拄着手杖,身体直直的,目光随着我们。在交谈中,老人坚持用“先生”称呼我和我的同伴,不仅自己这么叫,还让他的儿子孙子也这么称呼我们。
这种老派的品质显然已经成了耿家的家风:那天中午我们在耿家吃饭时,老人的大儿子耿石磊一直在招呼我们吃饭,而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同时,耿家的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出现在饭桌上,任凭我们怎么招呼也不上桌。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耿谆老人现在的精神气质最恰当的句子了。这种从容不迫是装不出来的,那来自老人九十三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来自于他历经生死磨难后的大彻大悟。
差不多和所有来访者一样,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暴动开始的。
对于当年暴动前后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很多细节,耿谆依然能够脉络清晰地讲述给我们。事实上,自从1985年耿谆与日本华侨、当年花冈暴动时他的部下刘智渠重新取得联系后,关于花冈暴动的事情,他就不知道给多少人讲过多少遍了。
不管讲过多少遍,不管对谁讲,老人的认真和投入都是同样的,再说起来,依旧一丝不苟,字斟句酌。
P8-11(《读库(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