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外”关系，当是一个国家或文化系统，当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作者认为，至于复杂系统的“内—外”、“我—他”关系，最重要处，不在族群之分和，而在文化之认知，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已卷入西潮，西方文化已为今日中国之主流，“他”已转化为“我”，而中国文化本身已遭摒弃，不过是一缕微烟。今天中国人是在邯郸学步后，匍匐而不能归。因此当前要务，却是如何重新整顿世界文明共同遗产中的这一大片，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

本书作者以治史数十载的深厚功力，摒弃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打破纯粹以疆域、族群的界定方法，同时结合社会科学角度，从世界文化的视野阐释由史前时代至当代，“我——他”关系于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互动和转折。

本书内容源自在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一次讲演，演讲的主题即讨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外”（我——他）关系模式。作者将演讲内容整理，重新著述成书。在书中，作者以治史数十载的深厚功力，摒弃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打破纯粹以疆域、族群的界定方法，同时结合社会科学角度，从世界文化的视野阐释由史前时代至当代，“我─他”关系于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互动和转折。本书的主角——“我者”与“他者”，“我者”是指位居中原核心并掌握文字记录及丰厚资源的族群；相对而言，“他者”则被视为“非我族类”，僻处边陲。这种“我─他”关系除具身份问题的意义外，也涵盖多个范畴，包括：中国——其它国族、中原——其它族群、中央政权——地方社会、社会上层——平民、文化正统——新兴信仰、市场经济网络的运用等。这六个系统的变动、互相影响、内部的变化，会改变六个系统之间的相对功能，牵动各系统内部的调节与适应。经过与“他者”的不断冲击和交往，中国这个“我者”日渐壮大起来，内涵也更形丰富。作者认为，复杂系统的“内—外”、“我—他”关系，最重要的不在于族群之间的分合，而在于文化的认知。阅读本书，使我们既能对自身“中国人”身份的形成过程有更具深度的历史反思，也能对我们处身于其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采取一个更宏观的视点，抱有更开放的态度，毕竟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经过与历史上无数的“他者”的纠缠融合，推陈出新而形成的。

江山风雨晦，长河万古流

引言

1 史前时代

2 殷商时代

3 周代封建的天下

4 战国时代的列国体制

5 中国世界的形成

6 汉代的中国

7 帝国系统的衰变

8 族群“主”与“客”的转化

9 “我”、“他”的大混合

10 唐代的中国

11 宋代：列国体制下的中国

12 蒙古的时代

13 明代中国

14 满清帝国

15 近代的变化

16 国共两党的中国

后论

补跋

许倬云著作目录

4 战国时代的列国体制

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的前后两节。传统断代，是以三家分晋，取得周王的认可，作为划分的界线。春秋大事大都见于《春秋》及三传（尤其《左传》所记）。而战国史事则没有这样的典籍，只能依据各种先秦文献及汉史记载重建。因此，虽然这两段历史，应是延续的过程，却也因史料性质不同，呈显各别的特色。

战国时代，中国的核心，亦即当时的“我者”，已经扩大，收容了边陲的不同“他者”，那些原在春秋诸侯瓯脱之地的所谓戎狄（例如山西的陆浑之戎……），都已在各国兼并过程中，融合于华夏诸邦。北方的白狄，甚至建立了独立的中山国，由考古学所得数据，其礼制组织均已相当华化。

至于南方，强大富庶的荆楚，亘三百年，不断挑战中原的华夏世界，甚至将淮河之间的姬姓诸邦收入势力范围，中原的陈、蔡也已归属楚国阵营。这一最强大的“他者”后方，又有吴、越两大新兴势力，吴是挑战楚国的“他者”，越又是挑战吴国的“他者”。荆楚吴越，合而言之，形成对于华夏世界有力的挑战。可是经济与文化的不断交流，这些南方的“他者”，与北方之间，逐渐不能分开，形成了一个当时的“天下化”，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谓“全球化”的现象。于是，在孟子的时代，已有“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共同认识。换句话说，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挡不住因为频繁接触而引发的交流与融合。

在经济上，战国时代，地区贸易十分发达，许多都市已是“五方杂处”，地区物产的互通有无，与国际性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互为因果的关联。文化方面，北方起于鲁、卫的儒家，及其衍生的墨家，以及起于沿海的阴阳五行之学，正在互相渗透，而起于中原与荆楚边缘的“泛道家”（此处意指老、庄、杨朱……），也在竞争之中，彼此影响。到了战国晚期，由考古所得资料看来（例如许多秦楚简牍），诸子百家，各处都在不断辩驳之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融合为汉代中华思想体系的基础。当然，在当时人士，还是有强烈的华夷敌我观念；例如孟子自己周游列国，但对于南方北来的农家，仍旧指斥为“以群夷变动华夏”（艋子·滕文公上》）！

华夏世界始终自居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主要在于北方发展了中国的书写文字系统，南方（如荆楚吴越）的文字，虽有小异（如越国的鸟书），却终于接纳了这一文字系统。是以今日所见楚国简牍文字，大致都能通读。楚国文化，以传世及考古数据言之，无论艺术、音乐、文学，以至工艺技术，都不下于北方水平，而且具强烈的特色。吴越烧制瓷器及冶铸武器均可能超越北方。然而，终究因为北方的文字记录占了主流的优势，竟可说北方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南方遂始终只能落在次要的位置。

历史其实是不公平的，若除掉南方文化的成分，中国文化系统将失去不少颜色。试想：中国文化没有了“南方之强”（《中庸》），没有《楚辞》，中国的韵文诗赋，将是如何？没有道家的自由与豁达，儒家独擅胜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将如何有进退之际的从容空间？没有烧釉的技术，中国如何有世界独步的瓷器？再想象：如果没有南方云中君、山鬼，甚至巫山神女……只有板着脸的蓐收，虎齿的西王母……中国人的幻想与神秘，又将缺乏多少情趣？

战国时代的中国天下，在政治方面，毋宁仍是列国体制，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国民也各有其认同与归属。是以，各国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互不相让。若与春秋华夏诸侯还有相当的共同意识相比，战国诸侯之间的区隔，竟可与欧洲近古以来四五百年的列国体制相埒；只是战国诸侯，还不曾强调种族主义而已。即使当时没有上述欧洲模式的种族主义，各国自己的认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依然呈现为强烈的坚持其国家主权。举例言之，吴越之间，两次存灭反复，夫差与勾践之间，两国人民都坚持了自己的国家认同。又如，燕齐相争，田单与燕昭，也都藉其国家认同，各自反败为胜，救亡复国。最后，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不仅楚人自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六国之后，在秦末也纷纷起兵反秦。凡此可见，文化与经济的趋于一统，并不能消弭列国的“自我”，以及对于敌国“他者”的排斥与抵拒。另一方面，战国才智之士，不论文武，多有出仕别国为客卿，各国朝廷也并不十分在意（秦一度有逐客之议，终究并未实现[见《史记·李斯列传》]）。然则，文化的统一，还是有其抵消国家界限的效果。因此，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项目的“我者”与“他者”，并不完全一致。从对立到融合为新的认同之间，发展的辩证工程，在不同的项目，其融合进行，即可能会有落差。

战国时代，中国地区的逐步融合，由上述的“分”趋向“合”，新的“我者”，覆盖面广大，边界向外伸展，遂难免接触原来未必相接的外人。战国时代开始，扩大的华夏之国，遂多了北疆的“胡人”。过去蛮夷戎狄指涉的对象，即使因时而异，都在今日中国“本部”之内，其生活方式，也不致十分不同。但在战国七雄中，燕、赵与秦分别拓边后，一方面原来的少数族群融入华夏，已如前述；另一方面，北方高原上的居民，承受了中国扩张的压力，骑射文化的影响，在广袤的草原上，发展为游牧文化，藉马匹与车辆，挟大量牛羊，长程移动，逐水草而居。这一生活方式，不再依恃小规模的农业，却必须有外联贸易网，以有易无。这种生活方式，会有随时聚合的潜力，将邻近散居聚落，组织为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保卫其生活资源，也掠夺更多的资源。

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欧亚大陆北方干寒，人民生活艰难，引发由高纬度向南移动的连锁效应，一波一波的移民推向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在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的腹地，亦即所谓“内亚”的地区，人类驯服了马匹。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类不仅用马匹驾车，以增强移动能力，并且逐步发展了骑射，以此增强了狩猎及作战的能力。战国时代，中国北疆已出现擅长骑射的牧人，驰骋于广大的草原，发展了迥异于南方的草原文化。

究竟“胡人”名称何来？其原义为何？至今未能有定论。一般惯例，判定族群，是以遗传体质、语言系统为重要指针。然而，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众，由于经常长程贸易相通，部落经常分合重组，血统与语言一定都不断混杂，以致将原来可能各有来历的族群，混合为难以界定的人群。

战国七雄，秦、赵、燕分别向北开拓。秦的开拓，收义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诸“戎”及北地上郡，远到今日的河套地带。赵人开边，及于代北，进入今日内蒙古中部。燕人拓地千里，当已进入辽河流域。凡此开拓，历时大约不过两个世纪，中国华夏世界已侵略了北疆不下数千里的草原牧地！这三个国家的开拓，是否曾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史籍未见记载，历史记载的是燕将秦开等人的业绩。同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此时北方游牧生活的长技，已成为华夏世界的新兴作战方式。从这些线索看来，激发草原族群“军事化”的动机，似乎还在于对华夏世界大规模侵略的反弹。加强“军事化”的效应，却又改变了中国北方三国的作战方式，并由此为中原诸国模仿，以致在战国晚期中国战场上，骑兵已是重要的兵种，逐渐淘汰了一千多年的战车。

北方“胡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他们族属各有渊源，原居地也不相同。然而，这些人群，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构成中国重大的威胁，甚至入主中国，改变了中国，也融入了中国。“胡人”作为“中华”的他者，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直到有了从海上进入东亚的“洋人”，中华才面对另一种“他者”！北方的“胡人”，则在满清奄有南北之后，不再有举足轻重的挑战能力了。

战国时代的南方，也因为华夏世界的开拓，出现了一群新的“他者”。南向开拓的主角是楚国，在这一开拓过程中，所谓“蛮夷”的定义也随着时代改变；从北方华夏诸侯的角度，楚本身即是“荆蛮”，一部春秋历史，不少篇幅是有关中原与楚人的斗争。楚的起源，是祝融八姓中的芈姓一支。祝融八姓，在中国古代史上，似是黄河下游平原上一群无所归属的族群，他们既不属于山东的“东夷”，也不属于河南、山西的诸夏这些族群，可能为了生存，结为一个六个姓族的联盟，共同尊奉火神祝融为其祖先。六个姓族之中，有两姓又各自分出一姓，因此成为祝融八姓。芈姓中的一支，从黄河下游，迁移到江汉之间，结合当地的“群蛮”与“百濮”，建立了楚国。楚国在南方不断成长，到了春秋前半，已是足以挑战中原的南方之强。齐桓晋文集结北方诸侯，建立霸权，都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此处的“蛮夷”，本来还包括河北的狄人，后来则似乎专指荆楚而言。楚国在南北斗争中，不断壮大，势力范围已涵盖淮河地区，直达长江。南北争战的结果，由于文化及经济交流，战国时代的楚，已与北方的六国列强，合称七雄；楚与六国的会盟，已俨然建构了列国体制，即使孟子还在指斥楚国为南蛮，楚国却早就有了第一批南方的“他者”，成为楚人心目中的“蛮夷”。

如前所述，楚国初建，曾与百濮、群蛮结盟。这两个集体名称的族群，都是秦岭一淮河线以南的土著，其分布大致是在大巴山脉的大弧形外侧，包括由汉中谷地迤逦南向，又折向西南的山林之地，也有一些渗入峡江，与巴人为邻。这些族群，曾一度反楚，经过楚人攻略庸糜，他们遂融入楚国。楚国广大的南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峡江之内的巴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逐渐沦为楚人从属，所谓“下里巴人”，已是居住在贫民下里的下层百姓。沿着长江，则是湖泊河流的谷地，也是楚人后方最为膏腴之地，但在这些地区的边缘，还有不少深山大林，榛莽待辟，山林之中的居民，楚人势力还不能控制。这些人则是楚人后方的“蛮夷”。由今日湖南西去，楚国的黔中，其实难以尽到，竟可包括云贵一带汉代所谓“西南夷”诸族群，楚人的扩张未深入西南，战国晚期楚将庄蹁进入云南（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果为了征战，不应孤军深入；我的猜测，战国七雄争斗，纷纷夺取资源，庄蹁西征，可能为了取得云南的银铜与盐。楚国东南，今日安徽江西，有大批“群舒”族群，他们的原来居地是山东一江苏之间，淮泗流域，据说徐王偃行仁政，三十六郡均臣服于徐。这一传说，当指徐人与群舒，他们由山东苏北南迁，苏南有吴人挡路，遂折入淮南再向南进入今日的江西。在楚国历史上，群舒也是种族处理的“他者”。

长江下游的吴与宁绍沿海的越，都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地区，文化渊源不弱，于冶制金属武器，烧制瓷器，均有可观，已如前述。晋国为了制衡楚，在楚人后方扶植吴国，楚国为了制衡吴，在吴国后方扶植了越；吴越能够迅速发展为挑战中原的强国，不能全靠外来助力，他们本身必已有足够的文化与经济潜力，方能一触即发。吴越两国与浙江福建以至广东东面华南沿海的“百越”，其文化关系，究竟如何？尚难有定论。总之，楚国在东南一路的“他者”，也不是中原原来的蛮夷，而是经由楚国发展，相伴而引入中国世界边缘的另类“他者”。

秦汉以后，中华世界不断南向扩张，南方山岭中的居民，次第承受中华世界的压力，而在中华世界主流核心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他者”，都是“蛮夷”。一批又一批的“他者”融入了主流，另一批则成为“蛮夷”。南方的这些族群，散处山岭峡谷，地形分割，不能如北方草原民族，易于聚集成为大型群体。由北向南开拓的中国人，又往往挟其组织的优势，夺下了河川湖泊的谷地，地形较为平坦，也较易发展农耕。两者相比，强弱之势，十分明显。于是，中国南向发展过程中，千百年来，罕见南方有效的抵抗。中国文化是农耕为本，南方诸族，也是农耕为业。两者同化融合，并无困难。于是，一波一波，北方中国南向发展，一次又一次，南方族群分别融人中国，不见痕迹。

上述北方与南方，两种类型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现，其烙印之深，持续之久，堪为东亚地区中华文化体系扩大的典型模式。也是因这一缘故，我在古代部分，多所陈述，但在后世历史部分，不必重复讨论了。

P23-32

这一本小书是从一次讲演引发的。2007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合办、中大历史系协办“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第一次讲演，我应邀担任讲者。第一讲里讨论中国地区，几个史前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年时发生历史重大变化。第二讲是讨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外”关系模式。这两次讲演相关，但并不处于同一深度。这本小书，则是由第二次讲演所涉及的项目，延伸其内容，补充了当时应予陈述而未曾有时间处理的观念。我可以只将原来讲演的录音稿修改润色，作为讲演记录。但是，那一小时的讲演，实在留下了许多应说而未说的漏洞，我自己觉得有责任补足缺失，庶几不致太过简略疏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更支持我干脆写书，以代替原来的讲演录音稿。学术工作本来即不应当因陋就简。于是，我决定在甘女士承诺的“一本小书”范围内，交代对于“中—外”关系的一些浅见。

所谓“中—外”关系，若从日常语言的含义看，当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系统，在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另一方面，在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外地边陲。于是，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于是“边陲”的所在，也不断有相应的变化。旧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于周边，又有原本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同时，若因为有时由不同的地区掌握了权力与资源，“中心”的所在随之转移，则“边陲”的所在也会为之转移。又因“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地理空间由交通路线构成多重网络，干线所经，易于连接网络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经，即离核心隔了一层的“转接”，遂与干道所经之处疏远。遗留在道路网络之外的空隙之地，则又疏远了一层。上述“疏远”的意义，不在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在资源与信息的输送所至，决定其在网络上的位置，因此，网络上会有另一形式的“边陲”，离核心的空间距离不远，却因交通不便，信息不足，虽近在数十里之间，都视同蛮荒。——凡此所说，其实不过指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因此其“自—他”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形态。

这本小书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我又将中外关系，分别界定为：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这六个系统内部的变动，与六个系统彼此之间的变动，又互相影响；内部的变化，会改变上述诸系统之间的相对功能，以至又牵动那些系统内部的调节与适应。这一涵盖多重系统的复杂组织，呈现为时时刻刻在调节与移位，不断地因为风吹草动，整个系统不能静止。

上述的结构模式，在现代中国，经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次连续的推动，蜕变为个人权威，经由独占意识形态解释权，排斥了文化、经济与社会诸种力量的互相平衡。如此一个集权的结构，失去了应有互动而不断调适的能力。绝对的权力，实则即是绝对的僵化。

毛泽东执政的最后阶段，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这一运动中，一切文化、社会、经济力量，无不偃伏；全国衣同色，言同语，举止划一。所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惊蛰生机。中国正在复苏之中，但是否真能走向“多元”的彼此扶掖？不能仅仗经济成长，足以导向。

蒋氏迁居台湾，走了不同的途径，蒋经国的改革开放，也由经济的发展启动了各方面的多元化。

至于复杂系统的“内一外”、“我一他”关系，最重要处，不在族群之间的分合，而在文化价值的认知，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早已卷入西潮，于是西方文化，已为今日中国人视为主流，“他”已转化为“我”，而中国文化本身，竟已遭摒弃。今日，中国文化，不过一缕微烟，即将随风而去。西方主流文化呢？却又未在中国真正生根。今天中国人是在邯郸学步后，匍匐而不能归。

今天的世界，正在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已不能回到过去。当前要务，却是如何重新整顿世界文明共同遗产中的这一大片，融人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宏图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