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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 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 |
| 分类 |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国际关系 |
| 作者 | 黄家骙 |
| 出版社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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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黄家骙同志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向我们展现了蒙古国和蒙古草原的美好景色和绚丽风光。 回忆录叙述了一名外交战士自觉地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维护祖国尊严，为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工作的情景；详细地介绍了作者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五次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以及参与我国三位国家元首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的接待工作等经历，其中既有一个外交战士心路历程的描写，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中蒙关系重要事件的珍贵资料。此书写得实实在在，言之有物，娓娓道来，读来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内容推荐 《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是我国前任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黄家骙驻蒙古国工作的实录。 黄家骙同志从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从1973年开始先后五次进入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从科员一直做到副大使，本书记录了他二十多年在蒙古国工作的情况和生活见闻。 目录 第一章 最高奖赏 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动 蒙古国家宫 授勋仪式 第二章 儿时回忆 老家佛山 黄家大宅 家中的“老疙瘩” 我的兄姐 念“门牌” 小伙伴 二小、三中和一中 多彩的梦 第三章 北上求学 向往首都 命运的转折 同蒙古语亲密接触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 一次“出洋相”的翻译 第四章 外交战士 入外交部 在翻译“仓库”里 “四清”工作队员 翻译“红宝书” 在农药厂当工人 第五章 初进蒙古 乘“小列”赴乌兰巴托 离开国境 大使馆馆员 当头一棒 第一项工作 耐得住寂寞 “和尚庙”的生活 掏锅炉和造冷库 扫雪、植树和迎送战友 初次上阵 第六章 边界联检 边界沿革 寸土不让 “准测绘专家” 谈判期间小儿子呱呱落地 欢声笑语和摔跤比赛 第七章 二进蒙古 大使翻译 关于苏联从蒙古撤军的交涉 一幅地图引起的麻烦 解冻从文化学术部门开始 忠孝不能两全 十年磨砺 第八章 外交译员 翻译是交流的“桥梁” 前人的教训I值得记取 给副外长当译员 副委员长访蒙 接待奥其尔巴特主席 再次给江总书记当翻译 第九章 三进蒙古 熟门熟路再“出山” 职务的变动 重签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第十章 四进蒙古 时刻听从党召唤 “后勤部长” 大使的助手 第十一章 出使蒙古 任命通知 赴蒙古履新 递交国书 到任拜会 出席人革党的宴请 国庆50周年活动 中蒙建交50周年 活跃的蒙古外交 近距离接触蒙古领导人 抓好经贸这一环 第十二章 捍卫尊严 就台在蒙设“代表处”进行交涉 台北“主任”的喧嚣 达赖7次窜访蒙古 关于口蹄疫“从中国传入”的猜测 第十三章 增信释疑 所谓“中国威胁论” 交媒体朋友 把青年学生请到使馆来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法的由来 第十四章 友好邻邦 半个世纪的中蒙关系 中国人民的“礼物” 友谊的纽带 两国“国门” 内蒙古和“外蒙古” “桑斯尔”和《索伦嘎》 第十五章 接待元首 邻居需要互访 慈祥的老人 当主席联络员 全程陪同胡锦涛主席访蒙 第十六章 祖国亲人 一次严格的“中考” “中国政协是什么团体？” 何副委员长来到蒙古草原 三任外长做客蒙古 和著名作家谈天 “军民一家亲” 老家来的“父母官” 来自内蒙古的亲人 第十七章 蒙古风情 蒙古人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 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 热情好客的蒙古人 绿地毯上镶嵌的白珍珠——蒙古包 蒙古人离不开羊肉和奶食品 “那达慕”大会 蒙古民风点滴 第十八章 千里巡访 寻找“蒙古海” “大蒙古国”遗址——哈拉和林 “总统的摇篮”探秘 走访林彪折戟沉沙的地方 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重访达尔汗乌拉省 三访“铜城” 第十九章 蒙古友人 我的“珍贵财富” 职务最高的“赛乃兹” 友协主席额奈比希 “巴特”老友 “金刚石”阿勒玛斯 测绘局长拉格查 蒙古的“赵忠祥” “中国通”尼玛苏伦 学者外交官楚龙·达赖 蒙古“体育之父”玛格旺 同行“老普” 我们的朋友遍蒙古 第二十章 故地重游 一个创意的诞生 我的老前辈 回“娘家” 与媒体接触 难忘的相聚 高规格的接待 第二十一章 接受采访 频繁出镜的“明星” 《我想当演员》 《我对中蒙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藏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繁荣发展》 《让我们携手共同发展》 《蒙古是我常驻的唯一国家》 《蒙古国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二十年》 第二十二章 再见蒙古 接到调令 辞行道别话友谊 主持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 惜别依依 再见，乌兰巴托！再见，蒙古国！ 后记 试读章节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终于走出北京站。北京实在太大了，好不容易才找到开往西直门的电车站，先坐上3路无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再转乘32路汽车，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坐落在中关村的北京大学。 新生们提着行李陆续走进东校门。校友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迎接新北大人。我来到中文系报到处报到，负责接待的一位男同学找了一下表格，并未找到我的名字。他去询问一位负责人后告诉我：“你已转系了。”“是吗？”我十分愕然。怎么回事？他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学校决定将你转到东方语言文学系。”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有点失望，难道我要成为作家的愿望要成为泡影？但我明白，既然学校已决定，提出异议也枉然。况且，服从分配是对我们这些学子的基本要求，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东方语言文学系报到。 到了东方语言文学系才得知，该系不是每年招生，今年仍缺新生，所以从中文系抽调了部分学生转系，我是其中的一个。 东方语言文学系于1946年由东方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等创建，是我国高校中开设东方学科最悠久、专业最多的系。主要目标是培养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应用型人才。如今，该系已扩展为东方学系，建系60年来，共为国家培养了5000多名毕业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这些东语系的毕业生也成为各个部门或领域的中坚力量。 东语系的师生们热烈欢迎我们这些从外系转来的同学。各专业的老师们热情地介绍了各语种情况，让我们再报志愿。考虑到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与蒙古语相近，学起来可能容易些，所以蒙古语成了我填报的三个志愿中的一个。最后，系里决定把我招人蒙语班，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与蒙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语系副主任黄宗锚老师是蒙古语专业的“元老”。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的历史。 蒙古语专业设立于1949年，主要教授蒙古喀尔喀方言和基里尔蒙古文（即新蒙文）。黄老师说，蒙古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关系不错，目前外交事业有很大发展，国家需要培养蒙古方面的外事和研究人才，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定会大有作为。 开学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专业思想。有老乡劝我说，蒙古国家小，人少，学蒙古语没什么前途，还是早点改学“大语种”为好。“好心人”的劝说对我不可能没有影响，我情绪一度有些波动。而正在这个时候，系里领导和老师一再从政治上帮助我们端正专业思想，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学习的目的，要有为祖国学习的志向。只要学习目的明确，那么不管学习什么专业，即使是小国语言，都是很有前途的。而相反，如果政治上迷失方向，那么不管学习任何专业也不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是比较单纯的。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况且，我们还是“稀有金属”，行行出状元，物以稀为贵嘛，没准将来还可以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哩。想到这，就想通了，一切就这么决定了。 蒙语班原有10人，一人因故退学回家，实有9名学生（7男2女）。上海人姜金生与我一起从中文系转来。孙树理、翟文亮、康树漪、苑存祥、张翠铃是北方人；阮山青、陈芳是南方人。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习蒙古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切磋，和谐相处，完成了五年的“同窗”生活。毕业时，我们几个同学分别被分配到中联部、中组部、外交部、外贸部、国际电台等中央和国家重要部门工作，可见蒙古语在当时还是急需人才的。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我国撤走专家，又遇到自然灾害，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所有粮食和食品（包括食油、点心、糖等）都定量供应。正在长身体时期的大学生每月只供应粮食30斤。每天我们拿着一张饭卡吃饭，吃一顿划个“叉”。早饭一般只有馒头和玉米稀饭，配之咸菜。稀饭很稀，可以照得见自己的脸。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经不起考验，涂改饭卡，想多吃点。他们的行为终于被发现，受到处分。说实话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谁不感到饥饿？但人一定要有点精神，我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不仅要读书，还要参加体力劳动。记得入学不久我们全系同学与其他系的同学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这一年冬天特别冷，天阴沉沉的，飘着雪花。我们的任务是用锹挖土，推车运土，每天规定要完成一定的土方任务。这是重体力劳动呀，每一顿饭吃的主要是窝头，菜里肉也不多。我，一个刚从广东来到北京的南方人，穿着只能抵御南方寒冷的薄棉袄，只觉得四面透风。这次我真正尝到什么叫严寒！为了保暖，有个同学给我捡了一根草绳帮我把腰扎起来。一阵寒风吹来，冻得我直打哆嗦。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本不习惯吃窝头，但劳动累了，饿了，吃起来还特香！劳动结束了，我瘦了，黑了，也变结实了，用当时的口头禅叫做“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 由于政府采取了正确的调整措施，过了两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我们的生活也好起来，伙食好了许多。 大学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周末有交谊舞会。高年级的同学都跳得不错，但我们新生过去没学过，看人家跳起来那么复杂，就干脆不去“丢人现眼”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搞外交真应该学点交谊舞）。学校成立了不少文艺社团，如民乐团、合唱团、话剧团、诗社等。我参加了民乐团的活动，还到附近院校演出过。当时我练的是弹拨乐，团里没有琴，我把自己的琴拿出来参加演出。我们团的水平还不错，到兄弟院校表演还受到好评哩。 P15－17 序言 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黄家骥同志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向我们展现了蒙古国和蒙古草原的美好景色和绚丽风光。 回忆录叙述了一名外交战士自觉地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维护祖国尊严，为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工作的情景；详细地介绍了作者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五次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以及参与我国三位国家元首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的接待工作等经历，其中既有一个外交战士心路历程的描写，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中蒙关系重要事件的珍贵资料。此书写得实实在在，言之有物，娓娓道来，读来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黄家骥同志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蒙古语开始，就与蒙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65年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是我亲密的同事和战友。我们俩人一直在外交部和驻蒙古大使馆共事，相知甚深。他服从组织调遣，先后五次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从普通科员一直干到特命全权大使。他二十年如一日，在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国家工作，体现了一名外交战士可贵的奉献精神和较高的素质。 黄家骥大使离任前，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向其授予了“北极星”勋章。这一方面表明蒙方重视发展中蒙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蒙古政府对他多年在蒙工作的评价与肯定。我想，黄大使在自己的岗位上之所以取得出色的成绩，一方面是适逢中蒙关系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总之，这是一本有特色、可读性强的好书。我以为，值得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立志从事外交工作的年轻同志一读，从中可以汲取必要的精神营养。 在《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一书即将出版之际，衷心祝愿中蒙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祝愿中蒙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中蒙友协副会长、前驻蒙古国大使 张德麟 2007年11月16日于北京 后记 2003年10月，我离开工作了20年的蒙古国，结束外交生涯，离任回国。 蒙古朋友对我五进蒙古的经历很感兴趣，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一些会中文的朋友还自告奋勇愿将我的书译成蒙文。回国后，亲友和同事也“怂恿”我动笔，认为把大家都觉得挺“神秘”的外交工作见闻写出来，可给人们留点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只在一个国家长驻，孤陋寡闻，生活平淡，重大事件不多，没有“出彩”之处，怕写出来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未下决心动笔。 退休后，闲余时间多了，40年来从事对蒙工作的往事总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浓浓的“蒙古情结”终于使我动了“笔耕”的念头，在儿子们的鼓动下于2006年初开始动笔，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2007年7月完成了这本近16万字的《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一书的初稿。 “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写作功力不足，越往下写，越感到吃力。直到写完此书，仍感到很不成熟，尚有诸多不足。 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是：回顾中蒙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重要访问的片断，忆述中蒙人民的深厚友谊；描写让我动情的蒙古国、蒙古民族；介绍外交人员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如果读者从拙作中能增加一些对蒙古国、中蒙关系及外交人员工作生活的了解，作者将感到万分欣慰。 在写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张秀华的《蒙古族生活掠影》、郭雨桥的《郭氏蒙古通》、嘎尔迪的《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孟松林的《走进蒙古国》蒙古国前驻中国二秘巴桑苏伦的《蒙古风俗与历史文化》等著作。这些专著给作者不少有益的启示。承蒙王占主席、韩英书记、张德麟大使、李举卿大使、朱耀廷教授、德博、白音吉尔嘎拉、常万隆、娜琳同志以及蒙古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布彦巴德拉赫先生阅读此书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同时提供必要的资料，给予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内蒙古党委外宣办、政府外办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为我这本集子的出版提供了十分重要和宝贵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我的夫人何思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从事对蒙工作给予全力支持。儿子黄河、黄岳从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支持我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给予很多理解。我愿将此书献给他们。 今天，当我将此书送到亲爱的读者手中的时候，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诚恳地希望你们指出它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2008年10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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