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翻开两岸三地媒体时,会发现林毅夫这个名字无比的熟悉。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在中国大陆,他是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如此多的响亮的头衔和荣誉,让他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在在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有两极化的评价,积极的评价认为他是“台湾之光”,负面评价称他为“叛徒”、“逃兵”,以至于在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亦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但是事实又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确。
在两岸三地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而本书作者也将两岸三地媒体中的林毅夫全面呈现于您面前。
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高度同步”。
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在与张维迎、胡景北还是与杨小凯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大部分观点认为,林毅夫是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林毅夫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在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这一天恰好是成功岭大专寒训班结训的日子,在结训典礼开始前,赖名汤接见了这位“报国心切”的同学,接受了他的请缨申请书,并听他倾诉投笔从戎的心声。
还处于戒严时期的《联合报》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林毅夫的:这位青年现年20岁,是宜兰县人,家住宜兰市圣后街四十五号,家里开了一个美乐理发店。家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去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大专联考,成为台湾大学的学生,是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农业机械组一年级学生,他请求赖总长协助他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战斗技能,将来在“反攻圣战”中,好在疆场上效命。
此外,该报还介绍林正义在学校是个非常活跃的学生,他担任一年级学生代表会的主席,并且是全校学生会的政策委员之一。他长得瘦高,皮肤很黑,他受训时的长官和同学,都认为他是个诚朴、热情而笃实的好青年。
当时林正义向赖名汤表示,他的这项决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正义凛然地向在场的人表示,他坚信他的抉择是正确的。
“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到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正显示国际间正义荡然,一股对邪恶姑息的暗流,几乎笼罩了整个世界。在这股暗流的激荡之下,台湾的命运面临了重大的考验。”在这种局面下,这位知识青年已经“不能再沉默,应该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对台湾对民族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项认识,林正义经过理智的考虑后,做了投笔从戎的决定。
不仅如此,林正义还希望他的这项行动,在广大的知识青年中,激起共鸣,汇成青年们“爱国报国”的洪流。他还强调说,报“国”并非只此投笔从戎一途,但他认为,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最能满足他报“国”心的途径。
除了向往军队外,也有台湾媒体认为他因为大一上学期成绩不好才选择了“投笔从戎”。不过此后,林毅夫无论在军校还是台湾政治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成绩都很优异。
“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他考上台湾大学一年后,才转读不用交学费并有津贴的陆军军官学校。”林毅夫的哥哥林旺松这样说。
他惊动了蒋经国
林毅夫的这个选择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人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台大学生追求赴美留学者众多,而林毅夫决定留在军中,对当时被社会视为天之骄子的台大学生来说,真是一个震撼弹,也是大专学生成功岭集训十几年来的头一遭、一大卖点。
此后,台湾《联合报》等媒体又刊出多篇文章赞扬林毅夫的举动。1972年3月1日,《联合报》刊出专访林正义的报道,《蒋副院长(作者注:蒋经国)壮语期勉;热血青年投笔请缨,执干戈卫社稷报国最佳途径;林正义惜别台大参加革命行列》。
当时联合报记者刘复兴专访了林毅夫,刘描述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情形:台大的各学生社团负责人,在台大校园里举行惜别会。总是在几声爽朗的笑声后,听到人家对他说:“我佩服你的行动!”
而林毅夫在台大的老师、上文提到的训导长张德溥曾赴成功岭探望受训的台大学生。当他又看到林正义时,没想到林正义会跟他说,“寒训班的干部训练大学生的方式,不如真正部队那么严,这样无法达到训练的目的。”
林正义说他舍不得校园里的杜鹃花,更珍惜台大的自由研究风气,但是为了走上他自认为理想的道路,他决定从军了。
在专访中,林正义透露,为了决定这件事。曾经“思考”了一个月。参加成功岭寒训之初,他在连队里一直表现得很好,但是当这件事困扰他时,他患得患失,常常表现出一些“迷糊”行为,使连队里的长官和同学深感诧异。
这位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参军的大学生说,他把衣服送洗时,会忘记拿出衣服口袋里的钞票;上课时也常忘了应带的装备。 而促成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在2月9日参观成功岭时,对大专学生所讲的一席话。
当时,有着浓重浙江口音的蒋经国勉励这群台湾大学的孩子们,“决不做被人轻视的民族的最后一代”,而应“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完美时代的开端!”
显然,蒋经国的演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时台湾媒体形容,“不少学子的内心,被这句话深深地震撼着,林正义也拨开重重云雾,看到了青天。”
林正义还向台湾媒体解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他学农工,对台湾的贡献也许比他从军的贡献大;但是如果他从军能激起蛰伏在每个青年心中的“爱国”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则收到的效果,就无法衡量了。P12-13
从“逃兵”到世行副行长
当你翻开两岸媒体时,会发现这个名字无比的熟悉。
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如雷贯耳,而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2009年11月18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同时入选这份榜单的还有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柳传志、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等。
一位经济学家能与国家领导人、政治明星、商界人士同时入围国际权威杂志的榜单,不能不令人折服。
林毅夫曾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位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府重要的学术智囊一直是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拥有如此多响亮的头衔和荣誉,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谁也不曾想过,在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与另外一些词联系在一起——“叛徒”、“逃兵”,甚至在台湾岛内“蓝天重现”,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通缉犯”,两个不搭界的称谓,林毅夫都拥有。一位辗转两岸间,被分别定义为智囊、“叛徒”、精英等矛盾面目的学者,以他独特的人生衡量着政治的复杂与变迁。
在众多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而本书也将一个真实的林毅夫全面呈现于您面前。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抑或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事实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智。
林毅夫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成就,除了极其刻苦外,也与他对时局的敏锐的洞察力有关。
虽然没有从政,但林毅夫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除了多次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外,他更是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曾经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后两者可以算是体制内的头衔。
在本书中,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高度同步”。
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在与张维迎、胡景北还是与杨小凯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大部分观点认为,林毅夫是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林毅夫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在广大农村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国企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而非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的“一股独大”问题。这个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人的“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相比,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符合政府一再强调“渐进式改革”的宗旨。再比如说,当年在评论中国的汇改政策时,林毅夫指出“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他认为渐进式的汇率改革办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些都是典型的“林毅夫论调”,与官方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好地扮演着官方智囊的角色。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问。
因此,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包括我们将在第四章提到的杨小凯教授。
2000年左右,著名的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俄罗斯将来的发展可能超过中国的预测。林毅夫据理力争,和杨小凯就有关发展中国家“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华人经济学者间的争论,被不少学术精英与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杨小凯提醒,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因此会有“后发劣势”。而林毅夫则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能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这场论战至今没有胜负者,但这场争论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学界,尽管当事人之一的杨小凯已经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都没有错,二君的见识是互补而非对立。可惜的是,杨小凯的“盛世危言”是苦口的良药,所以两者在大陆的受关注度,自然相去甚远。今天,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等理论仍经常被官方舆论提及,甚至会被用来证明“中国模式”和中国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有着如此构建新理论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会得到官方的重用和欣赏。而林毅夫的世界银行之路自然也与其“中国智囊”身份有关。世界银行需要改革,但是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持股比例较低的问题。此时选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智囊担任此职,可以缓冲四方争议,是世行行长佐利克的高招之一。
因此在两岸媒体眼里,林毅夫和“传奇”绑定在一起。30年前,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这位金门马山连连长,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至今,鲜有人能理解这位被蒋经国看好的拥有大好前途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到大陆之后,没有像其他两岸对峙时期的投诚人员那样,选择在军队中发展,而是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且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第三个“意想不到”,则是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并且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地做着预测和建议,而且始终以智囊的身份为政策提供完美的理论解释,此后,更是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新农村建设”或许最能说明这点。有评论称:其连续多年关注农村问题,发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倡议,能成功成为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并让政府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毅夫可以堪称是学界的第一人。
林毅夫让人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会是什么?没有人能预测。
我大学时就认识他,他原名林正义,长得壮壮的,蛮有理想情操,大学没毕业就去念军校,是个很传奇的人物。
——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
首席经济学家在指导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选择林毅夫,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对于很多还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需要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里茨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
——北京大学前校长 丁石孙
我们中心有很多老师,有着不同的背景,林毅夫教授颇有一点当年蔡元培的气魄,把不同观点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脾气的人都能够笼络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里边。
——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这个翻信的经济学家,和那个流下眼泪,在镜头前一分钟说不出话来的满怀伤痛的人,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林毅夫。或许,这正是源自手他在两岸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吧。
——《杨澜访谈录》导演 蔡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