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出版史,作者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
而本书所选的书评,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书的身世(精)》系“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作品”之一种。
《书的身世(精)》系“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人文精品”系列之一种,收录关于书的“前世今生”文章若干篇,肯定了其在传播思想、反对专制、促进人咧文明进步中可起的作用。主要篇幅包括:《盗版与地下印刷》、《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奥威尔:数的命运》等。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多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及检查,源自思想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封面 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1490年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焚书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1596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他们奉命制定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教皇亲自制订的;1571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写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1542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
P1-5
编后记
几十年来读书,编书,写书,对于书的构成,成书过程,以及书的流布,自忖有几分了解。近些年来,科技发展神速,电子书代替纸质书,网络书店代替实体书店,这样的趋势已然变得无可阻挡,令许多文化人甚至时尚媒体人也不由得慨然兴叹。我不谙电脑,自然读的纸质书,但也并不太在意于如此颠覆性的局面。在我看来,前者毕竟是后者的延长,不过作形式上的变化而已;少说再过百年,还得有书,有书的买卖。因此,其间重要的是书自身命运的变化,就是说,要看书是封闭的,残缺的,单一的,还是开放的,完整的,多样的;由书带动的两端,即作者与读者,他们被置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之内。
阅读出版史,我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千百年来,图书业的发展未曾到权力为止,自由应当是最终的。
我断续地写过一些书评,介绍的大抵是翻译书,欧美方面的书。其中,属政治历史社会的居多,文学的少。我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观念重于辞章。从鲁迅到董乐山,他们的翻译工作,就标示了一个清晰的路向。而本书所选,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最后选入为几本书做的序文。其中,我想说的也无非是:启蒙是重要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的时代作证,如此一类常识性的话而已。
坊间关于书的书,所见大多轻巧,悠闲,有趣。相比起来,我的这本小书未免过于笨重了一些,不太符合“书话”的轨范。但也没有法,倘若还有一点写的热情的话,还是这么写下去罢。
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