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被誉为中国的“一代文学巨匠”、“语言大师”。他早年受五四文学思潮洗礼,追求民主、平等,追求光明、正义,毕其终生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大多以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暴露旧制度、旧道德的罪恶,歌颂反抗和光明,艺术风格明朗、炽热、流畅。《谈自己》这本书收录的就是他的文学作品,主要分《忆》选(1933~1936),《短简》选(1936),《谈自己的创作》选(1957~1961),《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四个部分。
本书由巴金亲自审定、编选;由巴老后人特别授权出版;内容编排、文字修订、版式设计全面回归32年前巴老亲自指导授权版本,适当修订错、废不用的少数文字,阅读更加流畅。因此,具有权威、珍贵、精编、稀有的特点。
《谈自己》这本书是《巴金选集》第十卷。书稿分为《忆》选(1933~1936),《短简》选(1936),《谈自己的创作》选(1957~1961),《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共四个部分,收录了《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觉醒与活动》、《做大哥的人》、《我离了北平》、《谈灭亡》、《谈<新生>》等作品。
我已经几次说过了和这类似的话。现在又来反复解说,这似乎不应该。而且在这时候整个民族的命运都陷在泥淖里,我似乎没有权利来絮絮地向人诉说个人的一切。但是我终于又说了。因为我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在许多人的身上都看见和这类似的情形。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够奋勇前进的,也正是那过去的阴影。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倘使我们是没有过去生活的原始人,我们也许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但是回忆抓住了我,压住了我,把我的心拿来肢解,把我的感情拿来拷打。它时而织成一个柔软的网,把我的身体包在里面;它时而燃起猛烈的火焰,来烧我的骨髓。有时候我会紧闭眼目,弃绝理智,让感情支配我,听凭它把我引到偏执的路上,带到悬崖的边沿,使得一个朋友竟然惊讶地嚷了出来:“这样下去除了使你成为疯子以外,还有什么?”其实这个朋友却忘了他自己也有不小的矛盾,他和我一样也是为回忆所折磨的人。他以为看人很清楚,却不知看自己倒糊涂了。他把自己看作人类灵魂的医生,他给我开了个药方:妥协,调和;他的确是一个好医生,他把为病人开的药方拿来让自己先服了。然而结果药方完全不灵。这样的药医不了病。他也许还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却知道唯一的灵药应该是一个“偏”字:不是跟过去调和,而是把它完全撇弃。不过我的病太深了,一剂灵药也不会立刻治好多年的沉疴。
我又在做梦了。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不,我的眼前尽是些幻影。我的眼睛渐渐地亮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难道我睡得这么深沉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越过这许多年代而达到我这里呢?
我全然在做梦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我自己。好像被一种力量拉着,我沉下去,我沉下去,于是我到了一个地方。难道我是走进了坟墓,或者另一个庞贝城被我发掘了出来?我看见了那许多人,那些都是被我埋葬了的,那些都是我永久失掉了的。
我完全沉在梦景里面了。我自己变成了梦中的人。一种奇怪的感情抓住了我。我由一个小孩慢慢地长大起来。我生活在许多我的同代人中间,分享他们的悲欢。我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但是我们却把它看作宇宙般地广大。我们以一颗真挚的心和一个不健全的人生观来度我们的日子。我们有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同情。我们爱一切可爱的事物: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呜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我们像一群不自私的孩子去领取生活的赐与。我们整天尽兴地笑乐,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笑乐。我们从不曾伤害过别的人。然而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的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它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
啊,我怎么做了一个这么长久的梦!我应该醒了。我果然能够摆脱那一切而醒起来么?那许多生命,那许多被我爱过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划了那么深的迹印,我能够把他们完全忘掉么?
我把这一切已经埋葬了这么多的年代,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
长的梦?这样痛苦的梦?甚至使我到今天还提笔来写《春》?
过去,回忆,这一切把我缚得太紧了,把我压得太苦了。难道我
就永远不能够摆脱它而昂然地、无牵挂地去走我自己的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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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再编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炼。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巴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