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日本，其文化是在长期学习、吸收和模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中国堪称日本的文化导师。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成功，日本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摆脱了历史文化上的自卑感，同时民族自大心理急剧膨胀，对作为导师的中国报以了无以复加的轻蔑。
朱美禄的《域外之镜中的留学生形象》一书中，这种感受内化到了现代留日作家集体无意识深处，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由于民族歧视的存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中日两国男女两性关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渗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使得中日跨国婚姻具有超越了个人属性而国家化的倾向。另外，作为初次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国家，日本具有暴发户的心态，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竭力把中国边缘化，以一种“东方学”式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把中国看成“凝固”和“没落”的国家，把中国人相应地看成了“弱国子民”。由于承受日本这种特别注视的体验被创造社作家形诸笔墨，他们小说文本中多书写“零余者”的忧生之嗟，所塑造的留学生形象也被作为注视者的日本打上“东方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