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揭示《小团圆》背后张爱玲，个人的私密世界，请看张均教授深刻细腻的剖析与解读，再欣赏那一百多幅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本书结构清晰，文字冷峻，观点鲜明，寻幽探微；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优秀的女作家，她的境遇、她的生活令人心酸不已；我们不禁思索：一个作家的作品凭借什么能够穿越时代、穿越时空而沉淀下来，留传不衰?

作者始终把她定位为一个“普通人”，她的特立独行、她作为作家道路的沉浮曲折、幽暗光明一一既来源于性格，又与社会的历史时期相关。作者寻求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解”，认为“张爱玲度过的一生，较之以大众想象为旨归的‘传奇’，更为真实，亦更具精神价值。”正是有了这种对灵魂质量的虔敬与尊重，本书具有了十分感人的力量。当我们熟知了张爱玲，再去读她那些洞悉人性幽微、充满天才机智的作品，相信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本书结构清晰，文字冷峻，观点鲜明，寻幽探微；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优秀的女作家，她的境遇、她的生活令人心酸不已；我们不禁思索：一个作家的作品凭借什么能够穿越时代、穿越时空而沉淀下来，留传不衰?

序辞

壹·破碎的童年、

贰·香港离乱、

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肆·倾城之恋

伍·“我将只是萎谢了”

陆·沉默与出走

柒·在美国，被遗忘的岁月

捌·梦回“海上红楼”

附录 张爱玲生平·文学年表

张佩纶婚后就借寓李鸿章府中，琴瑟和谐，抵掌谈故，甚为美满。这种温馨、快乐可时见于张佩纶这一时期的日记。譬如：“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甚乐。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与菊耦手谈，甚乐”，“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偶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等等。

遗憾的是，“论材宰相笼中物”的张佩纶的宦途，并未因此豪门婚姻获得转机，甚至更为不堪。1894年，清军与日军在朝鲜激烈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其事。张佩纶再度主战，因此与主和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大生龃龉。李经方为排除干扰，遂上书弹劾张佩纶。结果朝廷颁旨，勒张佩纶“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亦无可奈何，只得让张佩纶夫妇搬到南京，并给予丰厚陪嫁。次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本人亦声名狼藉。张佩纶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张佩纶的官宦生涯从此告终，陷人抑郁之中。据说，“同辈张之洞是两湖总督，吴大徵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部大臣，他们或经过南京晤见，故人樽酒平生，张佩纶曾悲歌慷慨，泣数行下”。

与丰润张氏一样，张爱玲母亲一系也是官宦大家。她的母亲黄素琼，是南京黄军门(军门，类似今日省军区司令员)的女儿。黄军门之父黄冀升(1818-1894)乃“湘军”宿将，因平定太平天国、东捻之乱有功，1862年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1864年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家在南京的声望与地位，显然非一般人家可比。此外，张爱玲后母孙用蕃(1899—1986)一系亦是显贵人家。孙父孙宝琦，在晚清时代，曾经出任过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铜元局总办等实职，并创设育才馆，办理开平武备学堂，培养了很多近代人才，“吴佩孚、萧安国、陶元鹤皆列门墙”。1900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时，孙宝琦也随行护驾。后获任法国大臣、西班牙国大臣。北洋政府期间，又先后出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

今天时有人以“最后的贵族”来想象张爱玲，实源于她的这种特殊的家族背景。但究其实，张家显然不是“贵族”。张佩纶既无世袭爵位下传子孙，张家更非累代官宦。即便李鸿章，亦不过借乱世动荡由乡野而跻身疆臣，两代而斩，也谈不上“贵族”。而且，张、李联姻在当时也未必见得被人当作佳话。时人诗云：“箦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不难看出朝野对张佩纶的讥讽态度。“贵族”云云，不能不说是后人的热心附会。不过，张家虽称不上“贵族”，但富有却是显然的。张家的资财主要来自李鸿章的赠予。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同光“中兴名臣”中，以李鸿章最为富有。晚清时谚云，“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氏，此谚一词双关，暗示李之富(“肥”)足敌天下。李鸿章财产究竟有多少，后人很难获知确切数字。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估计，李鸿章一人资财约折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廷全国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又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李兄弟六人皆广置田产。

P6-7

李安电影《色-戒》公映不久，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吴曼华老师约我写一本《张爱玲图传》。我以前写过一本《张爱玲传》，在读者中间有些好的反响。但“图传”体例未必容易处理，好在该社已出版的几部“图传”，譬如朱正先生的《鲁迅图传》、沈卫威先生的《胡适图传》，都提供了“通俗”“思想”的经验。现在，这本小书也希望在此方面做一些尝试。

张爱玲的“贵族”家世、乖异性情以及私人生活的“传奇”元素，以及她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地上海的共生形象，是今日读者辗转向往之处。然而，恰如我自己一向的看法，“我们太多渲染、重复她作为一个天才女子的‘传奇’，而太少将心比心地探寻她在现实中，作为生活着的、感受着的女性所经历过的内心的光芒与黑暗”。作为“普通人”，张爱玲度过的一生，较之以大众想象为旨归的“传奇”，更为真实，亦更具精神价值。本书将由此角度展开叙述，以寻求一种宽广的“理解”，以保持对灵魂质量的虔敬与尊重。

在“这一个”张爱玲之下，本书还希望注意到她的杰出的文字经验。张爱玲能贡献于中国文学的，或许不在她对“洋场社会”反映论层面的刻写，或许不在她对“女奴”众生讥讽而兼同情的讲叙，而在于她从《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那里获得的一种古中国的悲悯与虚空。她曾经说，“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人性中深永的悲哀，赋予了张爱玲小说六朝挽歌似的苍凉。她这种“临着虚无之深渊”(王安忆语)的体验与书写，使之成为五四后现代国人想象中的“异数”，并由此经受着不可预测之文与人的命运。

几年前我的《张爱玲传》再版刊行后，在读者中有赞扬、中肯的意见，也有读者来信提出热情的建议，甚至帮我推敲字句都很令我感怀。这次有机会借此一并致谢，并有机会将这些珍贵的意见吸收到这本小书的撰写与修改之中。此书的写作，大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期间我数度往返广州与北京之间，时间也从初春慢慢转为盛夏。华北宽阔的平原，及平原上一排一排挺拔的白杨，使我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