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很高兴。可是，我能给你讲些什么呢？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像你一样喜欢听故事。无论口头上或者书本上讲的，我都喜欢，而且一概都信以为真。俗话说：说书的是疯子，听书的是痴子。假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亲爱的，我可以确切无疑地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痴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懂得，故事——广而言之，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原则上都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并不一定就是假的，因为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忠实的影子。然而，很不幸，几乎同时，我吃惊地发现，有些作品与其说是生活的影子，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相信或不相信的某种概念的影子——于是，我失望了，我甘心当痴子的热情也就自然而然地衰退了。
亲爱的，我料所未料的是，今天，在你面前，居然轮到我这个从前的痴子来充当疯子的角色——你想想，我怎能不感到犹豫呢？因为，说到底，我怎能保证自己不无意中重犯他人的错误呢？我总觉得，与其用谎言来亵渎艺术，远不如用沉默来向艺术表示敬意。
呵，亲爱的，别噘嘴，别生气！别把我的真诚当作推诿，更别把我的犹豫当作拒绝！既然你我之间必定有人让步，那看来只能是我；既然，亲爱的，你一定要听我讲故事，那么，好吧，我只能勉为其难，给你讲一个爱听故事的女孩子的故事……
从前——亲爱的，我说“从前”，因为故事都是这样开场的，虽然故事本身并不久远——从前，有一个爱听故事的女孩子，叫邓菡，小名阿妹，祖籍浙江绍兴，但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所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
她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假如这样的家庭可以算作大家庭的话——掌权的是她年过七旬的祖母邓老太太。
邓老太太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伯岩、小儿子叔岩。无论伯岩或叔岩，甚至包括儿媳妇，数十年来都把工资按月如数上缴，不差分毫。由此可见邓老太太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
邓老太太的身世很少为人所知。街坊邻居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她自己讲过：她20来岁就守寡，生活全靠她丈夫生前的一位朋友照应。她带着孩子，寄居在那位朋友家里，身份相当于管家。当然，也全凭那位朋友慷慨仗义，大儿子初中毕业后，马上被送到上海学生意。一俟大儿子站稳脚跟，邓老太太就辞别恩人，迁来上海定居。
这是邓老太太本人的说法，或者讲，她家里人的正式说法。此外，也有人在背后风言风语：“什么恩人！什么管家！姘头！哼，骨子里偷偷摸摸做人家的小老婆！”——根据：定居上海数十年，她一次也没有回乡谢恩，况且从她现在的模样来判断，当年很可能不无姿色。
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为可信，我不敢妄言。不过，亲爱的，每当我见到她那端庄矜持的仪态和那如雪的白发，我总倾向于后者是恶意中伤。
有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不是天堂。这不是天堂的生活磨练了邓老太太本来就倔强的个性，其结果，倔强是确实倔强了，冷酷也确实冷酷了。待人处世，不抱幻想——这大概是她最大的特点。
大儿子伯岩是个鳏夫。当年，邓老太太迁居上海之初，亲自作主为他成了亲。结婚三年，不见子息，邓老太太的心情可想而知。第四年头上，更大的意外接踵而来：媳妇因心绞痛突然病故，从此，伯岩成了鳏夫。
假如有人认为，伯岩之所以鳏夫至今，由于旧情难忘，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为了不失身份，他立志娶黄花闺女作续弦，可是，客观上，正是以他那唯恐有失的身份，办起来谈何容易！尤其糟糕的是，他错误地汲取了以往的教训，即便黄花闺女，他也诸多挑剔。这样，高不攀低不就，只呼一搁数十年。
伯岩的婚事是邓老太太的一桩心病。直至两鬓如霜，她还经常暗自叹息。她一点也不喜欢他那种吹毛求疵的态度，但鉴于前车之覆，责无旁贷，又不便多加指责。这种内心的歉疚，日而久之，变成了对儿子的怜爱。再加上长子，出道早，一家的支柱等等原因，伯岩不知不觉地获得了仅次于邓老太太的权威。
按职业，伯岩是会计；按为人，伯岩是好人。作为会计，他每月收入80几元；作为好人，他不抽烟，不喝酒，规规矩矩，兢兢业业，每逢季末或年终，总要带张奖状回家。他难得看电影看戏，从来不看小说。他唯一的嗜好是读报，读完报纸，早早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他的座右铭。他颇为自负的是：在政治问题上观察敏锐，见解独到。道理很简单：报纸上的观点就是他的观点，而我们的报纸上的观点，亲爱的，你知道，任何时候都是既精辟、又独到的。他的自负并不妨碍他谦恭有礼，正如他的谦恭并不妨碍他在一定的场合骄傲地宣称：
“我，贫民出身，政治历史清白……”
实际上，伯岩，这个谦恭有礼的老鳏夫，从心底里鄙视任何出身不好或者政治历史不清白的人。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出身与他同样高贵，政治历史与他同样清白，他却同样予以鄙视。
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弟叔岩。
叔岩比伯岩小三岁。中间是否有过仲岩，不得而知。叔岩从小比伯岩聪明，长得也比伯岩英俊。可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软弱。幼年时，他见了同龄的孩子害怕，见了哥哥害怕，见了威严的母亲更是吓得手足无措——如此之懦怯，伯岩向来瞧不起，虽然他自己也绝对称不上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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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
王贵如
今年，是余易木先生辞世十一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他的长篇小说遗稿《荒谬的故事》和《春雪》、《初恋的回声》、《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得以出版，令人甚感欣悦。为了易木兄的遗作及早面世，多年来，青海省文联、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湖》编辑部、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张守仁、王复羊、樊光明、陈士濂、班果、左良、杨逊、邢孔荣、王志达、辛茜等同志做了许多令人感佩的工作。没有他们满腔热情的呼吁、争取和努力，就不会有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作为余易木先生的一个朋友、一个粉丝，我谨向这些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型文学月刊《十月》以醒目的位置，接连推出了余易木先生的短篇小说《春雪》和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我在不经意中拜读了这两部作品，深为小说思想的深刻、艺术的精湛、文字的优美和氤氲在字里行间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折服。看到文中多次出现的“西宁”、“青海湖”等字眼和文末标注的写作地点，我估计这两部作品是青海作家的手笔。能出这样的小说家，实在是青海的光荣、青海的骄傲。此后不久，我由海西自治州调省文联工作，遂有幸与《春雪》的作者余易木先生相识。第一次见面，彼此通报姓名之后，易木兄就像个老熟人似的对我说：“我们早就认识。”认识？易木兄大名鼎鼎，说我认识他还差不多，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钟亭纪事》写得不错，我为它郑重地投过一票。”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余易木先生曾经担任过青海省建国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拙作《钟亭纪事》在这次评比中幸获奖励。从以文会友的意义上说我和他早就认识，似也不错。此后，我和易木兄在青海文艺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中虽然也经常见面，但很少有机会叙谈。只有那么一二次，因为开完会时间还早，我们算是海阔天空地聊过一阵，从各自的经历说到改革开放，从一些文学经典谈到当时的伤痕文学。这几次交谈，余易木留给我的印象是：快人快语，有话绝不藏着掖着，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备经坎坷，饱受磨难，但却始终不甘沉沦；知识渊博，文学功底十分扎实，是个眼光不俗的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说到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的时候，易木兄的见解就有些与众不同：“这个作品‘文革’文学的痕迹还很重，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评价太高了，恐怕难以服人。”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余易木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由北京发落到青海劳动，后来一直在青海物资局所属的机械修配厂供职。以他的才华和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他完全有可能调回上海或其他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享受更为优厚的待遇，在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平台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但当我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却是：“不走了，既然一辈子都在青海，那就终老青海吧。何处黄土不埋人啊！”一语成谶，青海果然成了他生命的归宿。不要说离开青海，就连他所在的单位，余易木也舍不得离开。在我到省文联工作之前，前任领导就有过调他来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动议。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但他不愿意到文联来，说：“正是修造厂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再说，当了专业作家未必就能写出东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到青海广播电视厅工作以后，易木兄还给我来过几次电话，一次是要我给他找一盘磁带，一次是说他的电视机出了故障，让我找个技术人员帮助修理。问到他的工作、身体状况，回答总是“还好，还好。”得知易木兄驾鹤西去的消息，我心里特别难过，他才61岁呀，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和林惜醇、陈士濂、程枫、左良、裴林等人，匆匆赶往他的住处，与他作最后的诀别。看到他的房子里陈设仍然是那么简单，家具也是那么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以至还要临时派人到街上去为他采买“老衣”，我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易木兄走了，但他把几部沉甸甸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给了广大读者。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对《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评价：“这两部作品，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奇异的光彩。”短篇小说《春雪》写于1962年8月，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到1965年4月。两部作品都极其真实地摹写了“共和国困难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另类”人物悲剧性的爱情历程和生命轨迹，深层次地揭示了反右之类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剧痛和创伤。无论是其题材选择，还是作品所流露的思想、价值取向，还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语境，无疑都是很不寻常的异端。立足于今天的认识高度，则应该说，《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是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发出了对一个时期日盛一日的“极左”之冈(不久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对追求人的尊严、价值、思想和爱情自由的呼唤。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远远超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名作。从艺术上讲，这两部作品也都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生动的细节描绘，真实的环境渲染，成功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赋予作品以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本真叙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时期小说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书写规范；它们对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则达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少有的艺术深度。
《春雪》和《初恋的回声》于80年代初发表，由于夹杂在伤痕文学的大潮里，尽管读者都觉得不错，但在很长时间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两部作品的价值，更没有人指出创作于60年代的这两部作品与70年代末流行的“伤痕文学”意义有何不同。实际上，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伤痕文学”是在文学已经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尊严的正面书写以后出现的，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却是在亲情、爱情、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人性的内容几近封冻的时候产生的；“伤痕文学”中的不少作品，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开始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披戴几十年的枷锁，初步表现出“为人服务”和向文学本体的回归，但毋庸讳言的是，“伤痕文学”这一创作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一种政治叙事，在艺术形式上也常常是对“文革”文学的蹈袭，而《春雪》和《初恋的回声》显然不存在这样的缺憾；就人物形象而言，两部作品也没有“伤痕文学”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没有“伤痕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高大全”的痕迹，从而更多地显示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文学史意义。我丝毫无意于贬低伤痕文学，而只是想提醒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注意，伤痕文学功不可没，但作家余易木与他的作品同样不该被文坛淡忘。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是看他的创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印记，是否有了自己个性化的审美理想和叙事风格。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余易木已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说家。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了小说作品之中，他让那些以整个身心感受、体察的生命与爱、苦难与意志流淌在诗意的、个性鲜明的叙写之中。《春雪》和《初恋的回声》因此而成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易木兄生前有过这样的愿望：“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好友间传阅，将来人们也许会记起我。”事实已经证明，余易木先生的作品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这和评论界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早的情况不必说了，就在前两三年，一位署名“踏剑傲穹”的网友，还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出了《初恋的回声》(近7万字)放在网上供大家享用；另有一位读者，为了收集余易木的作品，特意制作了一副杂志专用拍摄卡，并买了一架三星数码相机，前后四次跑四川大学图书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余易木先生泉下有知，当欣然一笑。毕竞，读者才是文学作品的上帝。现实主义的魅力之一就是对读者的亲和力。因为亲和力，现实主义小说故而长盛不衰。
此外，未与记者谋面的作品《荒谬的故事》延续了余易木小说的风格和长处，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对爱充满了幻想与绝望的余易木，尽管过着忧郁的生活，但他依旧是一位清醒的浪漫主义者，这是一位文学艺术家具备的可贵品质，在作品中，为了拥有重新涌起在他心头的真实的爱，主人公全身心地投入，当现实又一次令主人公牧之对爱对生活感到完全绝望时，他依然保留了最后的优雅和自尊。作品中，那个可爱又让人同情的女主人公邓函是余易木心中所爱的美的化身，也是他对那个时代最大的遗恨。
这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作品，正如余易木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谈到文学艺术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在绝望中，这部作品同样能够称得上是艺术杰作，它唤醒了人们的希望，在痛苦中给人们以安慰，是余易木悲苦生涯中最忠实可靠的伴侣，并忠诚地表现了那个荒谬时代人们真实的、细微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