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凯蒂编写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是一本西方学者写中国的书,也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它考察了清朝末年上海娱乐业的兴起,及其在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有一个新颖的观点,即是租界的名妓推动了现代性的产生,她们不是男人眼中“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行动者”,是学会了西方生意经的第一代女商人。另外的一个主角,城市知识分子,是参与制造她们的人,他们搞排行榜,印海报,制造新闻,排花榜(也就是选秀),跟当下的娱乐产业也颇有相似之处。名妓、明星、娱乐业,还有老上海、现代性,再加上轻松流畅的表达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插图,一定会令读者爱不释手的。
叶凯蒂编写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的精彩解读,和大量文字材料的细密梳理,探寻了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细描了中国近代娱乐业的兴起以及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切说明,是人与环境的无心组合而非长官意志或行动,创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多文化的现代都市。
上海赛马盛事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1899年春赛期间,《游戏报》有这么一则报道:
昨日为赛马第二日,游人较第一日为盛,而各校书尤无不靓妆艳服驰骋于洋场十里间,足以游目骋怀,洵足乐也。
计是日林黛玉蓝缎珠边衫,坐四轮黑马车,马夫灰色绉纱短禊黑边草帽。陆兰芬湖色珠边衫,坐黑皮篷,马夫竹布号衣黑背心草帽。金小宝白地黑蝶花衣,坐黄色红轮马车,马夫湖色绸号衣黑边草帽。张书玉蓝珠边衫,坐黑皮篷马车,同坐者为顾属,穿月白珠边衣,马夫各戴黑线凉帽穿鸭蛋色号衣。
这则报道详细地描写了前来看赛马的海上名妓,她们乘着宝马香车,在服饰和车骑上争奇斗艳,竞相展示时髦与豪奢,连她们的马夫也穿戴整齐,加入到了“秀场”之中。在19世纪末的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书玉是第一流的名妓,她们的名字就是风尚和声望的象征。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制造轰动就是她们的职责。
从很多方面来看,上面这个场景都非同一般。首先,上海的名妓可以十分高调地在租界招摇,再者,有关她们新发展起来的娱乐业以及她们在公共场所的一系列活动,居然报道于那时刚刚兴起的娱乐小报上,报道的口气就好像她们是上海的头面人物和主要风景。即使从大的历史层面来看,她们出现在公众前的姿态也的确令人惊讶。在大清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帝都北京,女性几乎完全不准参与公共娱乐活动,妓女也不例外。所有女性都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相比之下,这些光天化日之下乘马车参加时尚盛会的上海名妓就更不寻常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上海名妓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她们的新行头?这需要什么社会条件?作为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她们不但没有招来轻视,反而取代了后宫佳丽成为时尚先锋,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以前在其他城市里,妓女对女性时尚和社会行为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唐代的长安(618—907)、明代的南京(1368一1644)、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1420—1600)、幕府时期的江户(1603—1867)以及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1852—1870)。但是,妓女在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并不能解释为何当时上海名妓的曝光率如此之高,对大众品位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震撼了城里的达官贵人。
自1870年代开始,上海的报纸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慢慢从租界发展起来,晚清的名妓们也借报纸之力,树立了第一代“现代职业妇女”的形象,率先摆出了都会女性的姿态。她们的这些行为,从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民国时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P3-4
都市、名妓与文人,三者之间如何互相阐释,相得益彰,乃叶凯蒂此书的论述焦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于晚清上海名妓生活方式及文化意义的独到阐释。在叶凯蒂看来,这一名妓,作为都市的大众之花与媒体明星,在引领时尚的同时,也在塑造新一代的上海文人与都市风情。相对予大量使用图像资料这一外在特征,作者的基本立场更值得关注不是记录女性受匿迫的历史,而是接受这样一种可能:上海名妓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新的环境,不知不觉闽趟出了一条中国的城市现代文化之路。如此高调登场的上海名妓,不一定能被中国学界广泛接纳;但在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媒体史以及性别研究的夹缝中,探讨如何看待迅速崛起的一娱乐文化,这对予理解现代都市_』来说,绝对是个不可或缺的好视角。而作者的史学修养、读图能力以及生花妙笔,在本书中有很好的里现。
陈平原
叶凯蒂在书中绘形绘影地展示了清末上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还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吊诡之处。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作品,通过现代性这一新视角,使我们可以重新看待中国文人和青楼文化。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