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细小与伟大

当格拉丹东雪峰下缘倒挂的冰柱上一滴晶莹的水珠嗒然落地后，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简单的氢二氧一的化合物。它与大半个中国的所有生命有了联系。它开始了奔向大海的万里长征。它具有了催生城市的能力。它的情绪影响了全流域城市的百代兴衰史。

这里是青海三江源，亚洲三大江河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澜沧江的胚胎受孕于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成形于冰峰雪岭的怀抱。落地后它们就在宽谷大泽之间蛇行龙伏，蓄势聚能，积微末为大渎，终成矫矢不凡的神龙。

长江发源于格拉丹东雪峰，经青海高原、川西高原、华南腹地、华东平原流入东海；黄河滥觞于巴颜喀拉山主峰，经青海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由胶东半岛归于渤海；澜沧江起家于唐古拉山北麓的一脉细流，它一路炫耀似的变换着名片上的不同身份：扎曲河、澜沧江、湄公河、湄南河。在中国境外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束埔寨、越南，进入南海。

青海不仅仅是它们的摇篮，也是它们迈开巨人步伐的地方。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在青海境内的流量，分别占它们各自总流量的49％、25％和15％。三条重要的江河，源头竟如此接近，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三江源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占青海的一半，相当于两个山东省或三个浙江省。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三大江河的源头充满了神秘的猜测和无穷的疑问。“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天才想象，把诗的意境叠印在1300年后科学调查的结论上。

在这块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上，18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竟占了中国湖泊总数的近一半。湖泊与雪山、河流一起，结盟成一个天造地设的华夏供水系统。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

身世：滋养华夏的乳汁

人类所有的文明都离不开河流。从长江、黄河、澜沧江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每条大河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中国人心目中，三大江河就是孕育华夏5000年文明的母亲河，是大半个中国的生灵万物赖以生存的血脉。它们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有着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三大江河流经之地，有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金牧场；有了黄土高原的灌区和华北平原的千里沃野；有了长江三角洲的富庶和江南山水的秀丽。

三大江河催生了城市文明。中国80％以上的通都大邑，都是依傍着三大江河而建。航运、码头、商业重镇、叹为观止的古老灌区，都是三大江河的活力与民族智慧嫁接出来的文明硕果。

在三大江河流经的地方，形成了瑰丽多彩的文化走廊。在北方，想象奇绝的昆仑神话，灿若云锦的彩陶文化和史诗式的草原文化，都源于黄河及其支流提供的精神原动力和物质基础；而南方城市的丝竹之音、园林之情，无不闪烁着水的影子。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在水一方”，所有的灵感无不来自江河的灵性对艺术家智慧的点化。

三大江河还赋予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精神气质。北方民族宽广的胸怀、质朴的作风近似黄河；江浙民众含蓄、温婉的品格，恰如长江支流的含情脉脉；而桀骜不驯的澜沧江劈峡削谷、所向披靡的勇力，又塑造了这个流域人民坚韧不拔的超强生存能力。

警钟：中华水塔告急

2001年7月的一天，位于长江之尾的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即将开盘的楼市交易所里，万头攒动。精明的算计和兴奋的选择张扬着城市的活力。而在同一天，位于长江之源的青海省曲麻莱县，一个姑娘穿上了裙子，成为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小县城有史以来夏季头号新闻。

这两件事情相隔万里之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间却潜伏着一个内在的逻辑联系：姑娘的裙子对拥挤在楼市交易所里的人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裙子意味着三江源头的气候正在变暖！在长达三千多万年的岁月里岿然不动的雪山冰川开始悄悄地“瘦身”。

三江源曾经是一个超稳定的生态循环系统，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地区，被称为“生态处女地”。白雪皑皑，河流纵横，森林密布，草木葳蕤，羽族炫翎，蹄类竞骄，万类霜天竞自由。阳光、雪山、湿地、河流和生灵之间交换着能量，也交换着诚信，共同维系着最流畅的供求关系圈。

这种旷古未移的平衡格局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世纪被打破。地球气候变暖，冰川开始退缩。人口和畜群持续增长，草原不堪重负。交通的畅达和砍伐技术的进步，使森林变得像待收割的庄稼一般脆弱。采挖沙金、采集冬虫夏草等生产经营活动，又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加剧了生态的破坏。短短几十年里，森林消失，湿地缩小，河流干涸，湖泊减少，土地涵养水分的能力下降，草原以每年数十万公顷的速度在沙化。鼠兔猖獗，成为牧人的心腹大患。

源头之变，祸及整个流域。三大江河中下游地区旱涝灾害开始频繁。1998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亘古未闻的特大洪灾，险些吞噬了华南华东，中国被震动，世界也被震动。

而人类依然在局部利益的博弈中竞赛着智慧。

2004年，一份金资源勘查报告中赫然写着：曲麻莱“又发现金矿体11条，初步估算金资源量18吨……”

冬虫夏草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飙升，2008年7月，北京同仁堂的虫草价格达到每500克22万元人民币，比黄金的价格还要贵出许多。

疯狂的需求，对三江源的生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P3－6

记者：王老师，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王：我是个终身靠媒体吃饭的人，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在青海，无论与我的前辈比，还是与后辈比，我的作品都很少。在当代作家普遍高产的今天，我的成果更不足以为人道。

但如果说，在不多的作品中，有那么一些篇章，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所喜爱，那我首先得感谢古老的汉语言文学源流对我的滋养，感谢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我的影响。我的写作坚持贴近真实的民众生活；一再体验着现实主义方法永不过时的魅力；醉心于中国汉字艺术典雅、精确和简洁的基本风格，并把追求这一文字传统视为一大乐趣。

上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文学解冻之后的春天。的确，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对于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影响巨大。文学渴望回复本位的“自觉性”，以及对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怀疑和批判，恰好与意识形态领域里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相默契，从而大大提升了文学的社会地位。有太多的青年人在做文学梦，早已年过而立的我，也开始了我的文学梦。我所在的小镇德令哈，虽然偏陬不闻（后来由于海子的一首小诗，它现在很不正常地名声大振了），但聚集了一批和我一样怀有缤纷梦想的青年。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双重贫乏，使得文学几乎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每有闲暇，随便在哪个朋友家里，一壶热茶，一瓶劣质酒，都能使我们的文学沙龙热烈而持久。我们热议新近读到的某篇小说，也谈自己的构思，征询别人的看法。无论是否定或嘲谑，都无需担心对方不快。那是一段难得的切磋，它有利于缩短一个业余作者懵里懵懂走弯路的过程。

记者：您的人生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生活经历，那是我最初的创作源泉。我生长于青海农村，对穷苦、辛劳、善良而又卑微的生命状态体验之深，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民族色彩瑰丽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工作，有了更多的机会下基层。有时在牧民帐篷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有了比较深刻的体察。

当然仅有生活经历还不够，经历丰富的人多着呢。我的优势在于我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和细微的观察习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共同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我的感受可能比别人更丰富一些。

二是职业对我的影Ⅱ向。媒体工作的特点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培养了关注现实的意识。我的不少文学作品来自于新闻题材，是对题材内涵的二次发现。区别在于：新闻关注的是事实本身；文学关注的是人性冲突。用消息、通讯等新闻手段表现过的东西，还有很大的认知空间，这正是文学需要挖掘的东西，叫做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出发。

记者：您的创作分几个阶段？

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受文学至尊至贵的时代氛围影响，我兴致勃勃地拿起了练习簿。我和文友王贵如合作，在省内各刊物发了一些习作。这些作品不仅艺术上显得幼稚，思想上也在刻意突出所谓时代精神，理念大于形象。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逐渐从概念化的模式中挣扎出来，去写自己对生活的独立判断，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这期间作品相对比较多，良莠并存。聊以自慰的是，有些作品所见或许鄙陋，文字却不粗陋。我的写作态度极其认真，“文必逮意，意必逮物”是我对语言文字的不二标准。这一点让我终生受益。短篇小说集《枪手》就是那个时期的成果。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后。我冷静下来了，也可以说是松懈下来了。其原因有两个。商业社会流行价值观所向披靡，社会大众的生活目标趋向于实利化和物质化，对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影响是消极的。二是我的工作性质有了变化。我当“新闻官”十几年，精力几乎都耗在周而复始的改稿审稿、制定宣传计划等流程之中，没有余力多写什么。于是“我告别了小说这种文体，告别了这种为了使虚构的故事更具真实性而需要耗费大量心力的创作方式”，（摘自我的一篇序言）转向散文和思想随笔。我从虚构的世界中走出来，直接写自己的发现、怀疑、批判或是感动。弱势群体的窘迫，升斗细民的忧乐，越来越多地进入笔下。散文随笔选集《站在高原能看多远》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我感觉找到合适的路子了。

一个人在文学创作中找到自我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始终找不到，这是很多作家的悲哀。

记者：请谈谈您对写作的主要见解。

王：几年前，我应《青海湖》编辑部之约，回答了同样的问题。为了省事，我把其中的主要观点直接移植到这里。

除了日记，没有功利目的的写作是没有的。作者理所应当地对读者的阅读反应有所期待。期待目标由低到高，可分这么几个层次：

新鲜有趣。

认同。

感动。

深以为然。

高度共鸣。

振聋发聩乃至醍醐灌顶。

如果对实现上述目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无把握，那可得考虑，放弃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时代性的迷茫与矛盾；群体的隐忧与梦想，弱者的挣扎与诉求，人性的卑琐与高贵，在作家笔下具有永不过时的价值意义。哪怕你的笔触仅仅划破了事物的表皮，其意义也胜过一切远离人间烟火的所谓深刻。

坚守自己的个性天地和思考空间，不去凑热闹，这比一切技巧都重要。

自己所看重的东西读者未必看重。过于私人化的作品，也可以写得很精致。但再精致的牙签也不过是个牙签而已。

用孩童一样好奇的眼睛打量世界的变化，又用精明商人一样挑剔的眼光掂量其中的实际价值，这种习惯让写作者终生受益。

相对于客观世界的无比丰富，我们所写的东西，不过是一鳞半爪；但一鳞半爪累积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评价。

许多题材，看似可写，其实不可写。一种是前人已经写尽、写绝，写到极致的东西（比如风花雪月）；另一种是万人争抢、大红大紫的题材。

许多题材，看似不可写，其实可写。譬如一条众人走熟了的小路，别人可能看惯了新脚印覆盖着旧脚印这一事实，你看到的也许是在鞋履的碰触下，路面上的砂砾依体积大小先后挪动的规律。

作品发表出来，就进入和读者交流的过程，因此，真诚是绝对必需的，万不可敷衍读者。

思想偏激不要紧（当然最好不要偏激）。能写出一点偏激，也比重复一种四平八稳可爱得多（出于宣传需要则另当别论）。

赞成曾国藩的写作态度：媚俗的东西不写：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不写；不好意思让子孙看的东西不写。

记者：请说说青海大地对您的滋养。

王：我在这片黄土地上出生成长，直至终老。人格中一些最基本的禀赋就是这片土地给予的，比如诚实和质朴。融入城市后，生活观念变化之大，不啻脱胎换骨。但基本禀赋没有变。与我交往的人很容易从我身上发现这些特点，这就是我的精神胎记，在一些人眼里，可能显得有点老土。但我从来没想过把它打磨掉。让它伴随着我，免得迷失自我。

从某个角度看，生活像是跟人开玩笑。我在媒体干了差不多一辈子，无论以文学编辑、新闻编辑还是以“新闻官”的标准衡量，自谓资深，且无愧职分。而人们提到我时，一般不说“老编辑”，只说“老作家”，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有时窃想，假如不是在繁忙编务中捉暇写了一点东西，那我今天就什么都不是了。这难道是新闻职业的悲哀吗？早知如此，我是否从一开始就该多一点清醒，不要太把专业当专业、太把业余当业余；敷衍着栽花，踏实地栽柳，也许今天面对“作家”这个称呼时能少一点惭愧。

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秉性已经决定，无论吃什么饭，我都不会敷衍自己的职业，哪怕它多么不被人看重。

2013年1月

第一辑 大地苍茫

 中华水塔三江源

 青海的山

 金子般的黄土

 好山好水好风光

 古红柳：活下去的理由

 古红柳保卫战

第二辑 走过昨天的地平线

 青海湖畔，捡回失落的明珠

 从马背到田野

 徜徉在历史的画卷

 刚察一梦

 黄河谷地的内敛与敦厚

 在历史烟尘之外

 在风俗和文明之间

 我们当一回怎样的祖先

 獒之惑

 遥望白云深处

 听起来像个童话

第三辑 在季风中逆行

 想起了两个人

 写在送温暖的季节

 造假的年代

 旅游业还带来了什么

 好故事堪思量

 抹黑：文化困境中的自虐游戏

 后生可畏

 真伪寸心知，爱恨由他去

 谁在领导我们的语言

 清明时节

 讨厌宠物狗

 我们为何抛弃遥远

 春节的命运

 每个人的青海

 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

第四辑 灯火阑珊处

 荫西当年方十三

 支差旧闻

 七十不留宿

 试了一把文言体

 楹联夜话

 荒年记事

 记得那年花如雪

 饥饿并没有使我们变得贪婪

 从汉河到校园

 梦在河之洲

第五辑 乡村的微笑与叹息

 老宅

 聊天遭遇测不准

 灼热的手心

 火烧芍药酒牡丹

 铁鼻桊木鼻桊

 玛瑙般的冬小麦

 美味在乡下

 “东房里热和”

 熬茶的末路

 土墙的今天和明天

 多姿小叶杨

 “我的爱人在哪里”

 “城里的贵客来了”

 彩瓷大门

 沼气喜剧

第六辑 有缘为人做嫁衣

 极地：古典诗原野上最后的牧人——序《荫西诗选》

 骚坛气数前朝尽独步荒原亦可钦——序沈世杰《听雨诗笺》

 探索与追踪，比生活更精彩——序唐钰作品集《问道》

 青海回族书画篆刻摄影艺术集序

 青海国土资源博物馆前言

第七辑 小品也是大心情

 江源颂辞

 天下黄河贵德清

 景熙丰公园序

 玉树常青林碑记

 重走青藏线碑记

 轮上春秋

 张荫西墓志铭

 郭拉村小记

 愧无奇葩报春风

第八辑 世博花絮

 “今天遇上好人了”

 安能摧眉折腰……

 西藏给了一个惊喜

 灵感来得正好

 三十年的干面叶儿

栽花栽柳有心无心(代后记)

从散文随笔选集《站在高原能看多远》出版，瞬息10年过去，回眸一望，时光模糊，竟想不起做了些什么。唯有这些散篇断章，如踏雪鸿踪，印成指爪，成为对时间的一串记忆。

还如以往，我的写作，无计划，无目标，随兴所至，有感则发。有几个原因使我没有扔掉手中的笔，也未敢以马虎的态度对待笔下文字。

活到这一把年纪，眼界自然宽了点，想的问题也多了点，日积月累，脑子里自然沉淀了一些所谓“思想”的东西。对于生活，固然也看到它的美好，但探究和质疑的意识重了。写作就是探究和质疑的方式之一，我从中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的人，在现实世界里都是被动的、被制约的，而一旦进入写作，则变得无比主动、活跃和富于创造性。

生活每天在变，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开始加速。如坐过山车，令人兴奋，也令人不安。兴奋的缘由已被人们热烈地和重复地强调，不安的原因则常常被轻描淡写。在我眼里，万马奔腾与万马齐暗同在，缤纷与暗流并存。对于某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可理喻的变化，我以蚊虻之音呐喊一声，虽不能改变潮流于万一，对于自己却是快意。

还有一些东西，比如某些所向披靡的价值观，以及某种风气，时代往往来不及对它们作出理性的反应，它们已然成了气候，成了左右人们生活目标的力量，如同强劲的季风，挟裹着人们前行。一个不甘心被挟裹的人，顶着飘忽不定的风，秉持自己的信念，走自己的路，在对风的抗拒中品味着内心的坚韧，增添了一点充实感。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只不过有人把自己的态度诉诸文字，有人没有，只是默默地迎风而行。

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对别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新鲜的，我把它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自己经验过的事情别人也许同样经验过，但所见各不相同，我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碰巧有过这种经历的读者看到了，就进入了交流。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人都自成一个世界，都对生活有着独一无二的理解和把握。无论是“有闻蚁斗，不闻雷鸣”，或是“有见蚊睫，不见昆仑”，都是合乎情理的个性化存在。我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告诉别人，不欲强加，但求共鸣。“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差不多是每个写作者的初衷。

网络当然是最便捷的交流工具。有段时间我也迷上了网络，开了博客。心想，借助网络，我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参与交流的对象可以无限扩大。但很快发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累人的交流方式。桑榆之光，理无远照，我时髦不起。还是老老实实回到纸上吧。

即使读者不去看我发表在纸上的东西，我也需要和自己的内心交流，我在笔下实现了这个目的。写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对于自我以外变化着的一切，虽然时时有所感悟，但一般来说都是随机的、朦胧的、零碎的或是偏颇的。写作的过程就是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过程：质疑自己或是鼓励自己，反驳自己或是说服自己，矫正自己或是补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朦胧可能变为清晰，零碎可能变为完整，偏颇可能变为公允。但也有可能最终劳而无功。在这样的折腾过程中，我饱尝写作之苦，也享受写作之乐。

我没能放下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技痒难熬”。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方块字的堆垒技术，很容易成瘾、成癖，这跟有些人打麻将成瘾是一个道理。每有所得，必欲命笔。而一旦进入写作，很快会被汉字排列组合的妙趣所陶醉，甚至于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越是如此越会发现，汉语艺术境界之高妙，如一条风光无限的小路，看近处，繁花迷径；望远处，山影重重；入之愈深，所见愈奇，却永远走不到尽头。

会有一天，由于文思枯竭或精力不敷，我会放弃写作。到那时，我会把写作的欲望打成一个包袱，垫到枕头底下，让它陪伴着我的梦，叫做“跛者不忘履，瞽者不忘视”。

王文泸

2014年3月

王文泸编著的《在季风中逆行》一书收录了王文泸先生近十年来所写的散文作品，作者在书中以更为直接、细腻、鲜活的笔触，反映了现今社会中时代性的迷茫与矛盾，群体的隐忧与梦想，弱者的挣扎与诉求，人性的卑琐与高贵，也在作者笔下显现出永不过时的价值意义。

王文泸编著的《在季风中逆行》收录了王文泸先生近十年来的散文随笔佳作。本书多了几分对社会、生活“探究和质疑的意识”，典雅精到的文字，传神入微的描摹，颇具力度和韧性的思想，执著深切的社会和人文关怀，使《在季风中逆行》具有极高的文字品位和文化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