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50年代初,那时的画坛人物是昌盛的,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刘海粟、潘天寿、傅抱石、朱屺瞻、李可染……诸公,接踪继踵,蓬蓬勃勃;有如灿烂繁星,光耀八表。这一人才辈出的现象,为我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增添光彩。但本书不是人民共和国美术史,所能献给读者的,顶多只是透露一些艺坛迹象。书中所收文章形式不一:有的是对于师友的追随交往经过,觉得好玩,非写不可的;有的是应报刊杂志指定的菜单“点菜”的;有的则是在不甚愉快的悼念追思中写的,可以说,这是一本属于“杂记”性、半学术性的普及性著作,可读性甚高。
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黄苗子先生,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与美术界师友的往来见闻落成文字,论及三十余位艺坛精英,包括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朱屺瞻、李可染、张光宇、叶浅子等。作者不拘体例地畅谈画家的生平、言行、艺术创作、生活轶闻,记述生动,析笔精到,文采奕奕,雅俗共赏,配以大量画作和生活照片,可为美术鉴赏、美术史研究之重要参考,又是美术家、美术爱好者闲中披读的一本好书。
1.廿七年华始有师
50年代我是常到白石老人家去的客人之一。西城跨车胡同那小门住着替他看门的前清太监老尹,进了院子北屋迎面一道铁栅栏和大门上老人自写的匾额,进屋后那画室兼客厅的小堂屋,老人在旁边“磨”了大半辈子的画案和供他休息的藤躺椅子……这些,至今都历历在心目中。
“予生也晚”,对于老人青少年直到壮年的情况,却是不甚了了的。有些资料,都是从老人的自传、笔记本和其他文字资料上得到的零碎知识。
1984年元旦,我到湖南湘潭白石老人的家乡参加了齐白石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的活动。在展览会中,我有幸看到老人二十岁左右所做的木床、木橱、盆架……更高兴的是看到他三十岁前后的绘画和书法,这些早期作品,如果不亲到湘潭,是无法看到的。
在许多早期作品中,我欣赏了齐白石给他的老师胡沁园画的一幅肖像,画幅不大,高约三十多厘米。用墨线勾出轮廓,然后用炭笔擦染肌肉及衣服绉纹,这正是清末西洋画法刚传人以后,乡村画师给人画像的流行方法。值得注意的倒不是画法,而是如此传神地表达出这位老年人的性格和风度。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好作品,使人一看就“如见其人”——虽然并不认识,但是使你相信这幅画画得很像本人。这大概就是前人所说的“以形写神”的妙处吧。抓住了神,画中人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
话得退回到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那时“芝木匠”(白石老人青少年时乡人这样称呼他)二十七岁,正在白石铺星斗塘老家过了春节,扛着工具到离他家四十里地的赖家去干雕花活。有一天,赖家的人来叫他,说:“寿三爷来我家,要见见你。”齐白石还以为这位“寿三爷”有什么雕花活要找他,到了跟前,老头儿却同他拉起家常,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又问他愿不愿再读读书,学学画?老头说:他常到杏子坞星斗塘,齐白石的邻居马家,就是他的亲戚,马家常说齐白石天分高,肯用功。“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从没有见过面。……我也看过你的画,很可以造就。你如果愿意的话,等这里的活做完了,就到我家来谈谈。”
原来这位寿三爷叫胡自倬,号沁园。住在离赖家两里多路的竹冲韶塘,是个读书人家,能诗,能画工笔花鸟草虫,写得一手好字,家中收藏古人书画.齐白石到胡家拜访,胡沁园立刻拉他同一班作诗画画的朋友一起吃饭,并介绍了在胡家教读的老夫子陈少蕃,当天就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画;又由胡沁园介绍,拜陈少蕃为师,读古文诗词。齐白石就住在胡家,由两位老师给取名“齐璜”,号“濒生”,因为家住白石铺,别字“白石”,这就是白石老人得名的来由。胡沁园又介绍了一位湘潭有名的山水画家谭荔生,教他画山水画。从此齐白石就住在胡家了。齐白石二十六岁那年,曾经拜一位纸扎匠出身的萧芗陔画师,学着给入画像,由萧画师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农村画像的文少可,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写真画像的技法。现在又在胡沁园家专攻了花鸟山水、吟诗作文,由一位民间画工逐渐进入到文人的行列,以至于今天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画家。
这幅齐白石给老师胡沁园的画像,应当是他二十七岁至三十一二岁之间的作品。我久久立在白石老人这幅早期作品的面前,觉得这不能算是一幅成熟的作品(拿他后期的作品来比),但它却是一幅成功的作品。用笔朴素简练,轮廓线稳健而有把握,从眼神的表情上看出是一位有智慧、有文化修养的读书人,嘴部的表情果断,饱经世故而怀抱热情。作者是经过仔细观察、摸透了对象的性格的,并且以充满崇敬而激动的感情来捕捉这位恩师的性格。朴素而带有乡土味,是齐白石一生离不开的创作风格。这一早期作品,和六十岁以后的作品技巧上当然不能比,但是精神并没有变。齐白石,作为一个雕花木工和民间画工出身的艺术家,他始终保存了这种朴素风格和乡村气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幅画蕴藏着一种深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P8-P10
小序
黄苗子
《画坛师友录》的第一版是1998年2月在台湾刊行的,现承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循例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儿。
这三十多篇有关我国现代美术家的评介文字,是从50年代起到90年代末陆续写成的,当然最后也逐篇加以增改。但凡人改错,都很困难,文过饰非,舍不得“割爱”,几乎是人类通病。因此这些文字的改动,其实没有什么新鲜足以使自己满足。
钱钟书先生说过修改旧作的话:
僧肇《物不迁论》记梵志(苗按:应是唐代写打油诗的王梵志)
白首归乡,语其邻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兹则犹昔书,非昔书也,倘复非昔书,犹昔书乎!
——《谈艺录·引言》改了的“昔文”,难道“非昔文”乎?
只是这五十年来,我国美术圈子中,确实热闹过,也沉寂过;就我接触过的人物,有享受过应有荣誉,也有经历过不应有的遭际的。时间水逝,有的人不活了,有的人还在活。这些曾经活或依然活的人物,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在今代的文化艺术领域中,做出贡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成就,他们都应是我师。不过我也垂垂老矣,人老,脸皮跟着老,于是再加一个“友”字,叫做《师友录》。
当时写这些文字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对于师友的追随交往经过,觉得好玩,非写不可的;有的是应报刊杂志指定的菜单“点菜”的;有的则是在不甚愉快的悼念追思中写的。拉拉杂杂,不成体统。害得精通美术史体例的庄申庆兄,应我的请求为本书赐序时,无法给它“定性”,只好同意鄙见,是一本属于“杂记”类的出版物。
本世纪的50年代初,那时的画坛人物是昌盛的,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刘海粟、潘天寿、傅抱石、朱屺瞻、李可染……诸公,接踪继踵,蓬蓬勃勃;有如灿烂繁星,光耀八表。这一人才辈出的现象,为我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增添光彩。但《师友录》不是人民共和国美术史,所能献给读者的,顶多只是透露一些艺坛迹象。这一时期的文化繁昌是令人怀念的,但也只是历史的切片。我这些谬见,并不就是一笔抹杀60年代以后我国美术领域的成就;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文化刽子手挥舞屠刀,疯狂砍杀,也只不过伤了点元气,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此灭绝文化。“抽刀断水水更流”,历史的长河是阻拦不住的。此书亦不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
——《梦华录·序》“回首怅然”,迹近“傻冒”,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但如有有心人,在“怅然”过后,还从这些“迹象”中,引起他对一时代文化艺术荣枯因果的思索,庶几裨益于未来,则岂不是这本“闲书”之大幸也欤!
说到历史的长河,不免又是浮想联翩:文化艺术,始终是随着历史的源泉滚滚,或急或缓地向前流逝,是不能截然割断的。在某一时代出现的人物,他的孕育生长,往往发轫于前一代。以白石山翁为例,他老人家在乡下开始刻印学画时,正是大清帝国慈禧圣母老佛爷垂帘听政的时代;当他老人家卖艺京华,声名初著,则又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换走马灯的时代;好不容易盼到“东方红,太阳升”,白石老人名满天下,则已是八五耄年以后。人的信仰变不变,过去的历程却已永远化成历史。因此,今代的精英人物,不管陈寅恪、梅兰芳、老舍、齐白石、徐悲鸿……,都和历史的环节紧密牵连着的。现代人爱说“基因”,文化基因之得以流传进展,此或其主因之一乎?
话休絮絮,言归正题,为了接受申庆兄的殷勤建议,北京版增加了纪念先师邓尔雅先生的拙文一篇,聊补此书的缺失云耳。
1999年7月写于澳洲之布里斯班
自小喜爱书画艺术,中小学时代在香港念书,得到父执邓尔雅先生的教导,开始学书法。同时由于结识第一位画家黄般若,因而得观民初以来广东画家如赵浩公、伍懿庄、黄小梅、邓芬等的作品以及二高(剑父、奇峰)先生的新派画,开始对中国画感兴趣。
十九岁离家赴上海,最早喜欢给漫画书刊投稿,接触了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上海漫画家群,从此长相来往。其后父执陆丹林先生,介绍我谒见叶恭绰、张大千、郑午昌等前辈,特别是大千、午昌先生,以后常获教益。我和丁聪都到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过素描,丁聪的父亲慕琴先生和刘海粟校长相熟,每月只需付三元钱学费。由于在香港时认识后期印象派画家邱代明先生(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经港赴沪。抗日战争初,这位英年画家回到他的家乡四川重庆,即不幸死于盗劫,现在已无人知其名姓),他介绍我拜访在美专的张弦教授(浙江青田人,是靠卖青田石流浪到巴黎,一面做苦工一面习画而苦学成名的画家,回国后在美专教书,不到四年,回乡度假,不幸溺水而死),我经常到他的宿舍里谈天,开始接触巴黎画派,并和决澜社的庞薰菜、倪贻德等过从。1934年我在梁得所先生主持的出版社任编辑,因工作关系,到南京访陈树人、徐悲鸿,并由徐先生介绍,识潘玉良、吴作人先生等,以后都长期往来。那时在上海,曾由徐先生带我参加过汪亚尘和黄宾虹先生的叙会。
30年代,是我的艺术生活中最愉快的时代,五四思潮,活跃了中国文化,上海更是一所社会大学,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艺术前辈,那时又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期,我能够在许多前辈师友的熏陶下,获得广泛的艺术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机遇是十分难得的。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在广州和廖冰兄常在一起,并认识版画家李桦和赖少其。其后在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化气息相当浓厚,大千先生、谢稚柳先生、岭南画派的赵少昂、关山月和黎雄才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傅抱石先生、常书鸿先生、黄君璧先生,在三厅工作的李可染先生,还有留美学油画的司徒乔先生,从延安来的老朋友胡考和张仃,常在中央社萧同兹家见面的关良先生等。还有由赵无极介见的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刚从日本回国的钱瘦铁先生,以及上海时代朝夕往来的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正宇兄弟,特伟、丁聪、冰兄等,也都相聚在这个山城中。那时我和画家郁风结婚,有了个家,悲鸿先生在磐溪、抱石先生在金刚坡,他们进城,也会在寒舍憩息。大千先生自成都来,也都有缘晤聚。
抗日战争,刀光血海磨砺着整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被敌人炮火从安静的城市和幽雅书斋中逼迫得转徙流离,从而深入到国土的低层,接触到真正的土地与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存亡,上了深刻的一课,画家们用画笔宣传抗日,同时也对民间疾苦产生激情。这整个时代的转变,使有志之士,更加认识自己祖国,也激发了自己的正义感。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美术队伍中的尖兵——木刻,特别是漫画家群,纷纷以巡回展览形式,公开展出反映大后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廖冰兄的《猫国春秋》,是较典型和较轰动的两次展览。这些美术活动,和当时话剧活动的卓越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我除了和美术界的朋友经常来往之外,也常向当时书法家沈尹默、潘伯英、曾克端先生请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间,我回到南京、上海。除了和傅抱石先生等聚晤以外,齐白石老人南来,由他一位同乡介绍,在我家第一次与老人晤面。那年代,由于到上海去看他的展览会,我也第一次和黄永玉认识,屈指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事情了。
1949年春我在香港,听说张大千在澳门,我和郁风及女演员吕恩专程去澳门访问他;从此一面,以后就无缘和这位才气纵横的巨匠,握手言欢了。
50年代前期,中国画坛芳菲怒放。在北京,白石老人享有国内外的声誉,徐悲鸿领导着中央美术学院。叶恭绰首任中国画院院长以及吴作人、李可染、庞薰栗、李苦禅、叶浅予、张仃、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黄胄等都来自五湖四海,而北京老画家于非阁、陈少梅、王雪涛、陈半丁等,也都相会一时。那时除白石老人等少数人外,一般画家很少以卖画为生,他们都有可以□口的工作单位,虽不致富,亦可温饱。在生活简单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安心作画了。当时北京及各省都成立了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有的地方设立美术学校,推动了美术的发展。在浙江的黄宾虹先生、潘天寿先生,江苏的傅抱石先生、钱松晶先生和后起的亚明、宋文治等;上海则吴湖帆、刘海粟、林风眠、关良、朱屺瞻、王个□、谢稚柳、陈佩秋、陆俨少、唐云、程十发等;广东有关山月、黎雄才等继承岭南画派诸子,安徽有赖少其,陕西则赵望云、石鲁(晚年有突出成就)等的西安画派。
此外,溥心畲、黄君璧先生在台北,张大干、王已千先生在海外,也都各有千秋。
总之,50年代,是中国画的春天,是众彩缤纷、繁花似锦的时代,很有一点像晚明、清初一时人才辈出的时期。那时我在北京,许多旧日师友,以及来往京华的四方朋好,得以接席尊闻,也是平生难得的时刻。那时我在业余时间,受到钱杏邨先生的鼓舞,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除了搜罗了一些古代美术史资料,有过一些著作之外,也开始写些现代画家的评传之类。自50年代至90年代,四十年间,拉拉杂杂地记下了一些自己的知闻。《画坛诗友录》这本书,就是从中选出的部分。
但好时光只如昙花一现。1957年以后,由于中国大陆多次掀起文艺运动,使知识分子沉潜偃息;框框套套的局限多,画家无所适从;特别是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这十年间,在萧条气象中,老一辈逐渐凋谢。加上当时的风习,知识分子极少互相往来。“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才海内空”(龚定庵句),直到1987这三十年以后,幸存者如朱屺瞻先生、林风眠先生、启功、叶浅予、关山月、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等,才在不同的地区,发挥他们的才艺。
80年代以后,中国画风气,是从传统中走向世界。其中产生无数很有才气的画家,但再也不是50年代初,能够出现像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具有权威性的著名宗匠了。
一时代的艺术,代表了一时代的文化思潮,也反映这一时代的兴替。余小子邀天之幸,得以活到八十多岁,趁着还有一点余力,并获得出版公司的协作,把写过的一些文字,反复做了些修改,辑成本书。把一时代的艺术风貌,留下一点痕迹,供当代以及后人的研究参考,这应算了却一个心愿。
师友交游,有密有疏,不一定都能全部理解他们的为人和艺术造诣,何况本书只是师友接触的一些零碎记录。行文所之,没有体例;篇幅有详有略,亦无规范;所记人物,只是个人接触到的范围,并不都有代表性。师友之中,也不全都收入本书,有许多老师和朋友,例如上海的谢稚柳夫妇,唐云先生,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香港的赵少昂先生等,都很想写成专篇,可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各种因素都会改变人的意图。因此,这本书不能作为当代美术史读。它只能为研究当代美术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
本书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它不像腐刑之后发愤著书的司马迁,也不是明社既屋、忆梦陶庵的张岱。它只是一本闲书,提供一点研究资料,亦可作为知识消遣。
本书的次序,按画家的年龄做安排。画种则侧重于中国画及一部分漫画作家,这不但是作者本人多年来接触漫画活动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国漫画从30年代起,无论在形式上是崭新的,与世界漫画的发展同步,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起过对日宣传的现实作用。而在今天,似乎也是社会需要的一面镜子。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评介画家,是褒多于贬;这似乎失去舆论公平的守则。其原因一是,多年来我所处身的社会环境,是只倾向于说好不便说坏的。“一切都好”,是这个时期的传媒规范。原因二,记的既是“师友”,自然包涵一种感情成分。所以有些旧稿在改 时,虽然力求不致“阿其所好”,做了一些删削,但格局已成,也就改不胜改。好在内容力求实事求是,读者自有平正眼光。
本书从初步集稿到完成,也经历了几年的琐碎工作。但首先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编辑部同仁细心操持,得以较为完善。又承台湾中央研究院庄申教授宠赐序言,和朋友楚戈兄和林海音女士向出版机构的促成,更是此书出版的前奏,在此都一一致谢。
写完《后记》,意味着《画坛师友录》接近竣工。
我现身在远离故国千万里的南半球。6月时光,此间正是初冬,还是花树葱茏,好鸟上下。我坐在庭园中思索往事,时有白颈乌来啄食桌上瓜子花生,与我分享闲静,此间常有物我相忘的境界。因念世间除了自然界给人以至美之外,尚有很多以丹青笔墨去创造、发挥美的人,他们领受着艺术家所负有的神圣使命。我今细数书中所记师友,离开这个世界的已过半数,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吴作人先生,黄胄,这位于我有知己之感的良友,以及上海谢稚柳先生也都浩然归去,他们大都怀着无负此生的满足感,“拈一花而见佛”。至于还像蜜蜂那样辛苦活动着的那一群,也正抱着“欲织繁花为锦绣”(聂绀弩句)的大愿,为人类的至美去忘我工作。我为他们的神圣劳动祝福。
至于老汉我,生平所受师友之恩,如恒河沙数。如今海天踯躅,每像呆子追梦那样,心中荡漾着往昔相峋相濡,可泣可歌之事。想到王仲宣《登楼赋》中的名句:
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
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为之惘然!
1997年6月 苗子记于澳洲之布里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