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和祖父
广东新会是有名的侨乡，出洋的人非常多。这地方的归属，历史上几经变化，现在属于江门市（俗称五邑）下辖的三区（蓬江、江海、新会）四市（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个县级市）中的一个区。
据考证，“新会”一名，最早出现在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当时叫“新会郡”，它是从南海郡划分出来的，并与之平级，下辖新夷等县。
宋以后，南移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的客家民系形成于元朝初年，而客家人进入五邑地区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在五邑的不少地方，人们提到自己的先祖，都会“纪元必日咸淳年，述故乡必日珠玑巷”。这珠玑巷，如今位于广东南雄东北十公里处的古驿道旁，其实它是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的一个地名。但眷恋故土的中原移民，还是用老家珠玑巷的名称来称呼眼前的居留地。
江门市地处广东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历史上的江门，曾属新会县管辖，因地处西江与其支流蓬江的交汇处，而蓬江北面的蓬莱山与南面的烟墩山，对峙似门，故名“江门”。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门镇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贸易中心。1904年，江门设立海关，成为中国沿海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1925年首次成为省辖市，以后又几经变更，时而成为新会的镇，时而成为独立建制的县级市。1983年，江门市脱离佛山专区，升格为地级市，并对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以及阳江、阳春实行管辖，时称“五邑两阳”，“五邑”第一次作为一级政区的主体而存在。随后，“五邑”的称谓在海内外更流行。1988年初，阳江、阳春从江门五邑地区分出，江门成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制。不管归属如何改变，江门都是一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在这片95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11年生活着420万五邑人，而侨居海外、港澳的五邑籍人士，也有370万，遍布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海水到处，便有五邑华侨”。人数众多的五邑华侨，虽然后来有不少人定居海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从出洋伊始，就巴望着有朝一日赚了大钱，衣锦还乡，成就三大愿望：结婚、盖房、买田。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还希望回乡办些公益事业，造福桑梓。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使五邑的社会、民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许多新的墟集，镇上的店铺、钱庄蓬勃地发展起来，造纸厂、电灯厂、肥皂厂、火柴厂兴建起来，各种酒店、旅社也出现了，呈现出繁华景象。
江门五邑人，素来有兴文重教的好传统。在这里，许多地方坚持“励学制”，也称“学谷制”，为学子们解决生活问题，使之安心读书，以激励族人子弟求取功名。这一带很注重对学童精神上的激励，有励志启蒙的“开笔礼”，还有褒奖考中的“举人碑”。一人中举，全村光荣，且争相仿效，于是崇文尚武成风，考取功名者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不少“举人村”。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有一条传承几百年的祖训：“笔筒量米也教子读书”。尊师重教在这里早已成了民俗民风，使歇马村几百年来人才辈出，翰墨飘香。台山瑞芬平洲村是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和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却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琢出举人碑18座，形成一片碑林。阿立家所在的振振里，虽然没有歇马村、平洲村那么出名，却也从未忽视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初，黄家祠堂门口还竖立着七八块举人碑，“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现在还有不完整的一块耸立在黄家祠堂门前。
阿立的祖父黄沛宏和为数众多的新会出洋人一样，当年，因家乡地少人多，为了生计而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的泗水。据说这地方本叫苏罗巴亚（Surabaya），而“泗水”是广东一个小地方的名字，迁居到这里的居民，如法炮制南移先祖之法，把祖籍地的名字安在居住地，觉得很是亲切，满足了思乡的感情需求。当然，他仅是个一般的生意人，并非什么名门望族，他初到印尼时做什么，已无法考证，只知道他在南洋做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才踏上回国之路。尽管他在新会没有什么土地，全靠做生意养家糊口，但他始终眷恋着自己的家乡。打从出洋之日起，他就一心想着赶快赚钱，然后回国，盖房，娶妻，养家糊口，做些公益事情。所以，他总是很忙，做生意，开钱庄，相当于现在的侨汇，帮助乡亲把钱汇回家。后来还办实业，开锡矿。
时代变了，加上生活的重压，祖父早就没了读书做官的念头，他并不奢望子孙学富五车，高官厚禄，更不希望阿立中什么科举，但还是希望阿立认真读书，多长本事，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起码维持全家生计。当阿立刚到广州上小学不久就考了个第四名时，祖父很高兴，还赏了他两块钱法币。长大后的黄本立得奖很多，若非记在本子上，实在记不住。唯独这个非正式的奖，就像写在他心中，令他永难忘怀，也让他悟出祖父对自己的希望。
阿立从自己跟祖父有限的接触中感受到，他虽然没受过什么很高的教育，但遇事有自己的看法，好像很有学问。有一次，那是住在广州的时候，祖父买了一幅字画，是广东才子冯成修写的，内容好像是“退一步便是修身成功路”，属于治家格言和家训之类，意为人要忍让。他边欣赏边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当时的阿立觉得他很有学问，心里佩服得很。
阿立从来没想过祖父是否有无师自通的本事，但长大后的阿立明白了，祖父漂洋过海的经历，与各种生意人打交道的实践，都成了一种很实惠的教育，使他并不缺乏文化素质。祖父对家乡的眷恋，对所谓大英帝国子民身份的反感，其实都是中华文化熏陶的结果，而他在生意难做的情况下改做矿业，却是受了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
了解了黄本立的家庭与出身，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既传统又能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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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本立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里，参与传记写作的主要有三人：杨聪凤负责总体构思、大部分章节的撰写和全书的统稿；王尊本不仅是统领全局的组长，还主写传主黄本立调入厦大后的科研教学（第十至第十二章）；林峻越在包揽资料采集工程的所有具体事务外，还主笔撰写传主退居二线后的生活与事业（第十三、第十五章）。另外，历史系连心豪教授是本组的顾问，非常仔细认真地审阅了传记，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我们因为觉得“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意义重大而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又因自己对传主的专业不够了解而倍感压力。然而，船既离岸起航，退路就成了汪洋，我们除了以自己的努力补拙，别无他法。为此，虽然分工明确，但同心协力、紧密合作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状态。在反反复复十几遍的修改中，从来都是三人分头阅读研究，然后一起讨论、修订的。
我们一致认为，要写好这部传记，学习和采集资料同样重要，都必须倾心尽力。
先于采访工作并始终与采访同步进行的，是我们对黄本立科研成果的学习。一年多来，《黄本立院士论文选集》、黄本立参与写作的《发射光谱分析》等书籍都始终摆在我们的案头，成了我们经常翻阅的文献。尽管他的学问我们未必能看懂，但通过一遍遍地学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黄本立在半个多世纪里究竟研究些什么，而且有助于我们感受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还能使我们在采访行家时或多或少地减少一些因听不懂而产生的茫然感。我们发现黄本立的学术论文有个特点，每写到一项研究成果，他都尽量写明前人对该项目的研究已到达何种程度，他自己又解决了些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尚未解决。这一特点恰恰体现了他严肃的科研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的学习方法也许很笨，但对于研究报告的写作来说，却是必须的，收获也是有的。
从黄本立既往的生活轨迹看，他有点像只候鸟——听说国家的北方急需科技人才，他风尘仆仆从广东来到长春；因为特区建设的需要，他和全家又落户厦门。他的同行、学生，更是遍布全国各地，采访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尽可能地占有真实可靠的资料，我们不敢怠慢，一接受任务就立即着手做调查研究工作，确定工作步骤和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然后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找人采访。
按计划，我们的采访从厦门大学，从身边能找到的人物开始，然后北上沈阳、长春，回厦门整理消化已得材料之后，再南下广州、深圳、江门、佛山。正当我们苦于在全国四面八方飞来飞去、费时费力、吃力而又不讨好时，天赐良机——2012年8月19—21日，第二届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黄本立应邀与会，任该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并做题为“雪泥鸿爪——一个花甲的原子光谱生涯”的报告。被我们列为采访对象的专家学者，大部分都将到会。经申请，大会筹备组同意我们三人列席会议，跟与会代表住在同一家酒店。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见缝插针，从早到晚一个挨一个地进行采访，三天做完了平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做完的事。就这样，从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经过约9个月的努力，第一轮采访基本结束，有的对象还采访了不止一次。
总的说来，我们的采访工作，无论在哪里都是相当顺利的，这全仰仗受访者对黄本立的崇敬之情。比方说在长春应化所，无论我们采访谁，都得到受访者的热情接待、鼎力支持。特别是陈杭亭同志，他也参加了沈阳的原子光谱会议，得知我们将在会后赴长春采访，便急匆匆赶在我们之前回到长春，为我们联系好住所，安排好参观、采访及收集资料等一切事宜，使我们能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档案室的四位女同志，把采集小组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份内事来对待，不仅协助我们查阅了相关材料，还尽最大可能地让我们使用计算机、扫描仪和复印机等设备，保证我们能顺利完成查阅黄本立在20世纪50—80年代在应化所的相关科研、人事档案和图书期刊资料的采集任务。到了广东，且不说江门日报记者韩玲群如何热情地帮我们张罗安排采访事宜，市委宣传部、档案局、群星居委会等我们所到之处，尽管他们对黄本立了解并不很多，但都尽其所能地为我们提供采访线索，或赠送有关资料，使我们同样有所收获。
此外，为了弥补我们对黄本立学术成长经历了解得不够，我们还阅读了不少文献，甚至查阅了不少百度网上的资料。
碍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本书中无法将引用的资料来源一一具体说明，就让我们在此一并对受访者、对所引用资料的原作者们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和由衷的歉意！
感谢厦门大学蔡启瑞、黄本立、田昭武、张乾二四位院士采集小组的同仁们一年多以来的相互交流、支持和帮助。感谢厦门大学各个部处及化学化工学院的领导及各位同仁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国科协及教育部各位领导及各位同仁对本采集小组工作的支持，感谢张黎研究员、吕瑞花教授等各位专家对本小组采集工作的指导。
最后我们还得由衷地感谢我们的传主黄本立院士！他认真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他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成长历程，随时接受我们的临时采访，给我们提供大量资料及采集线索。初稿写成后，他又费时费力、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审稿，订正所写史实。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在2013年11月28日将本书初稿打印出来。说是初稿，其实已陆陆续续修改过多遍。之后，我们又花了整整半年时间，补充采访，重新研究资料，反复修改。由于自身水平的限制，疏漏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恳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黄本立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2014年5月28日
入选有感
没想到我的名字会被列入由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牵头组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对象名单，当时也不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批了。窃以为，这个工程的目标十分正确，确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成就突出、德高望重、对国家有贡献的院士、知名学者以及科技人员的成长过程的有关资料进行采集，加以整理，进而总结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留给科学界参考。在下何德何能，竟获此入选殊荣，实在是有点儿诚惶诚恐。唯一符合指标的恐怕就是年迈体衰，2006年秋的一次车祸使本来就不好使的脑袋更不济事，再不“抢救”，采集者恐怕就会遭遇“哑口无言”，甚至“死无对证”的尴尬了！另一方面，老朽年过“米寿”，一生错事、“糗事”一大车，留下一些给后生作为反面教材，亦未尝不可。再者，这项工程也可说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想通了，于是就尽量积极配合采集小组工作，接受采访，提供材料、线索，等等。
这本传记是采集工程的一个产物，也是黄本立采集小组（以下简称采集小组）辛勤劳动的一个成果。自2012年5月始，在中国科协和教育部有关机构的领导下，采集小组一直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接受培训，制定具体采集计划，采访（我本人和其他有关人员），查档案，收集实物材料，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录音、录像，整理、编写、汇报，再编写、再汇报……
从2012年5月份培训回来，采集小组心里就时刻装着采集工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采集工作。2012年5月我的女儿和外孙女从加拿大回来探亲，采集小组不失时机地对她们进行了访谈；2012年6月我在厦门大学招的第一个博士生林跃河从美国回来看我，时间很匆忙，采集小组获得消息后马上草拟提纲并和他联系进行了访谈；2012年8月采集小组又和我一起到沈阳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会议，并提早与会务组联系获得参会人员名单，采访了不少国内同行；之后他们又继续北上，到我生活工作了36年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进行采集、采访。2012年9月本传记的统稿人杨聪凤教授不小心手臂骨折，住院治疗，却还天天挂念采集工程，她在身体刚刚恢复时，就又全力投入到了采集工程的工作中。为了能写出更真实更生动的研究报告，刚刚康复的杨老师便按原计划于12月南下广东，亲自走访了我的家乡和我求学过的地方，包括我曾经就读的华英中学和岭南大学旧址。王尊本教授在厦门大学还有督导教学的工作任务，但他参加了每一次采访，参与研究报告的撰写，还精心准备了一堂深入浅出的分析化学课对中文系的杨聪凤教授进行“扫盲”。王、杨两位教授均已退休，家中事情也需关照；就在采集工程紧张有序地进行时，两位老教授先后增添了孙儿，后来他们的老伴又先后住院，可是他们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参与，始终坚持要把采集工程做好。采集小组最年轻的林峻越女士，由于她是“总协调”，实际上又是“总整理”，工作最繁杂，所有采访、采集的联系安排、录音整理，实物资料整理、数字化、编目、汇报等基本都由她负责，还参与了研究报告的撰写，所以工作量很大。虽然家中有幼儿需照顾，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但她还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至夜里才回家，周末加班也是常有的事。负责视频拍摄的刘东方先生在口述访谈摄像时，取景、“布景”、拍摄都十分认真，当然也非常专业。历史系的连心豪老师受邀作为采集小组的顾问，对年表和研究报告进行“把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小组成员为了采访有关人士和单位、采集资料、参加会议，走南闯北，北至长春、沈阳，南至广州、佛山、江门、深圳；走访了很多档案馆，甚至深入村镇，采访我的故乡原新会县丹灶乡振振里（现属江门市新会区）。我心想，如果不是受条件限制，他们还会到我的出生地香港，甚至到我的父辈生活过的地方印尼泗水（Surabaya）去采访。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采集小组的辛勤劳动，当然也带来了丰硕的收获。采集小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34人次口述访谈，其中直接访谈10多个小时，间接采访近23个小时，录制了9小时的视频，访谈录音整理稿多达44.5万字；还采集到旧有音像资料10件，334分钟。采集小组还很注重实物资料的采集，先后去了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档案室、江门市档案馆、佛山市档案馆、华英中学旧址（佛山一中）、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旧址）档案馆、厦门市电视台、厦门大学等地方，还多次到我的办公室及家里采集相关资料，收集资料近1500件，并按采集工程要求整理、编目、提交。他们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反复讨论、理解消化、挖掘新的线索，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研究报告几易其稿，比较详细系统地叙述了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教学与科研工作等学术成长的情况。
我的生活经历了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几次大搬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所剩资料很有限，但我把我现在手头上有的大部分获奖证书、证件和手稿、信件等原件，都捐赠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也算是我对采集小组工作和“采集工程”的一点点支持吧。
最后，我想要对国务院、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厦门大学领导主持和支持这个采集工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将庸碌一生鲜有建树的我选入采集工程，实在是十分愧疚！唯望能当一个“反面教员”，或许对后生们不无裨益。
黄立本
2013年11月
黄本立是我国第一位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国原子光谱分析学科领域的首位院士，为我国原子光谱学科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为我国的原子光谱学培育了大批英才。
杨聪凤、王尊本、林峻越著的《绚丽多彩的光谱人生：黄本立传》以翔实、客观、生动的笔触，记录了黄本立先生波澜壮阔、爱国奉献、成就卓著的一生，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放眼全球、前瞻未来的胆识谋略，激励和感召后人以先生为榜样，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黄本立，原子光谱分析家。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研究和培养人才工作近50年。在该领域中对新方法、新技术、仪器装置和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多有建树。他对某些他认定是很有前途的新技术的率先研究在国内起了倡导作用。他是以原子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并在国内首次以该研究方向招收了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杨聪凤、王尊本、林峻越著的《绚丽多彩的光谱人生：黄本立传》向读者系统呈现了黄本立院士的学术成长过程与思想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