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经历，如何体味，待你懂得，这就是一本慈父的编年史。

毕竟一生的所有酸甜苦辣，都有父亲——这个男人与我们一同体味。

那些艺术事，那些人生事，全都微妙地交融在漂洋过海的家书里。

傅雷、朱梅馥著的《家书（学生版）》既是一本青少年成长修养书，也是爱书之人寻好书的“地图”和“索引”。

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呕心沥血培养两个孩子，傅雷、朱梅馥著的《家书（学生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海外，截止于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傅雷夫妇与孩子之间十二年的通信，穿插着傅聪出国学习、海外演奏到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从讨论艺术，到激发青年人的思考，到训练文笔和思维，再到家庭柴米油盐之小事，事无巨细，皆娓娓道来。

一九五四年[二十八通——父二十一通/母七通]

一九五五年[十一通——父八通/母三通]

一九五六年[三通——父三通]

一九五七年[四通——父一通/母三通]

一九五九年[三通——父二通/母一通]

一九六〇年[九通——父五通/母四通]

一九六一年[十六通——父十通/母六通]

一九六二年[十通——父十通]

一九六三年[八通——父七通/母一通]

一九六四年[五通——父四通/母一通]

一九六五年[十通——父六通/母四通]

一九六六年[二通——父三通]

代后记 傅聪的成长

今天一天精神仍未恢复。人生的关是过不完的，等到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要离开世界了。分析这两天来精神的波动，大半是因为：我从来没爱你像现在这样爱得深切，而正在这爱的最深切的关头，偏偏来了离别！这一关对我，对你妈妈都是从未有过的考验。别忘了妈妈之于你不仅仅是一般的母爱，而尤其因为她为了你花的心血最多，为你受的委屈——当然是我的过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果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可是在离别的关头怎么免得了割舍不得的情绪呢？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与热爱呢！

爸爸

十九日晚

一月三十日晚

亲爱的孩子：

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问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的，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噜哩噜嗦地抖出你尿布时代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时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烦恼。孩子，这些我都很懂得，妈妈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

真的，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即使我没宗教信仰，至此也不由得要谢谢上帝了！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别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不太落伍，不太冬烘，不至于惹你厌烦。也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高峰的顶尖上所想的，我见到的，比你们的不真实。年纪大的人总是往更远的前途看，许多事你们一时觉得我看得不对，日子久了，现实却给你证明我并没大错。

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到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你走后第二天，妈妈哭了，眼睛肿了两天：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我们可以不用怕羞的这样告诉你，也可以不担心你憎厌而这样告诉你。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偶然流露也不是可耻的事。何况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慈爱的！

P4-5

2008年的4月7号，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诞，南京大学举办了“傅雷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来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家，许钧教授关照我去会议上去说几句话。这个我可不敢。我不会外语，是个局外人，哪有资格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五人六。许钧对我说，你还是说几句吧，傅聪专门从伦敦赶来了。一听说可以见到傅聪，我即刻就答应了。关于傅聪，我的脑子里是有形象的，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送给我一本书，书的内容就是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

傅雷的家书当然是家书，可是，在我的眼里，它首先是一本小说，主人公有一共四个，傅雷，朱梅馥，傅聪，傅敏。我为什么要说傅雷的家书是一本小说呢？——从头到尾，这本书到处都是鲜活的人物性格：苛刻的、风暴一般的父亲，隐忍的、积雪一样的母亲，赢弱的、积雪下面幼芽一般的两个孩子。楼适夷说“读家书，想傅雷”，然而，在我，重点却是傅聪。我的父亲出生于1934年，他告诉我，同样出生于1934年的傅聪“这个人厉害”。我当然理解父亲所说的“厉害”是什么意思，这个天才的钢琴家在他学生时代就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我对傅聪印象深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时候我正在阅读傅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头有一个诗人——奥里维，他才华横溢，敏感，瘦弱，却可以冲冠一怒。我认准了傅聪就是奥利维，而奥里维就是傅聪。

就在南京大学的会议室里头，当许钧教授把我介绍给傅聪的时候，我很激动。当然，正如一位通俗作家所说的那样，毕飞宇这个人就是会装。没错，我就是会装。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很礼貌，我向我心仪已久的钢琴大师表达了我应该表达的尊敬。当然了，遗憾也是有的，傅聪一点都不像奥里维，傅聪比我想象中的奥里维壮实多了。

在那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想我的发言跑题了。我没有谈翻译，却说起了傅雷的家书，我从傅雷的家书里读到了许多，但是，最感动我的，是爱情，是傅雷与朱梅馥不屈的爱。朱梅馥是在政治高压里头“伴随”着傅雷先生而去的，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骇人的，他们的死凄凉、沉痛，同时也刚毅、悲壮。虽然我不想说，可我还是要说，他们的死固然骇人，但是，它也美，是传奇。斯人已逝，日月同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有一句话我在发言的时候没敢说，傅聪先生就在台下，话在嘴边我又咽下去了：同样是右派的儿子，我却很幸运——我的父亲活下来了，是我的母亲陪伴着我的父亲一起活下来的。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在当天晚上，就在傅聪的答谢音乐会上，傅聪发脾气了，说暴怒都不为过。有人在音乐厅里大声地说话，不停地说话，肆无忌惮。傅聪在演奏，却侧过了脑袋，他在怒视。最终，傅聪抬起了胳膊，他停止了演奏。他站了起来，他来到了台前。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没有麦克，他大声喊道：

——请尊重音乐！

——你们再说话我就不弹了！

是的，这是傅聪。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男人就是傅聪。他儒雅，通身洋溢着大师才有的亲和。但是，傅聪也刚烈。这是傅家祖传的刚烈。傅家的人容不得亵渎。傅雷还活着，就在台上，他站立在傅聪的骨架子里头。

在我十七岁的那一年，也许还不止一年，我被《约翰·克利斯朵夫》缠住了，仿佛鬼打墙。严格地说，是被那种庄严而又浩荡的语风绕住了。“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上帝啊，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这太迷人了。迷人到了什么地步呢，迷人到了折磨人的地步。就在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我特地预备了一个小本子，遇上动人的章节我就要把它们抄写下来。在我读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小本子已经写满了。我是多么地怅然。怅然若失。完了，没了。挑灯看剑，四顾茫茫。有一年，青年批评家张莉女士来南京和我做对话，我对张莉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头的许多句子我能背。张莉不信，她让我背给她听。后来张莉打断了我，她说，我信了。

对不起，我不是炫耀我的记忆力。我要说的是这个——有一天，许钧教授告诉我，罗曼·罗曼的原文其实并不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那个风格，这风格是傅雷独创的。许钧的话吓了我一跳。老实说，我一直以为翻译家和作家的语调是同步的，原来不是。许钧教授的话提升了我对翻译的认识，翻译不是翻译，翻译是写作，翻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至少，对傅雷这样的大译家来说是这样。翻译所需要的是创造性。许钧教授的一句话我引用过多次了，今天我打算再引用一遍：“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那就是一场艳遇。”是的，在谈论罗曼·罗兰和傅雷的时候，许钧教授就是用了这个词——“艳遇”。我相信，只有许钧这样的翻译家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它精准、传神，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文学是迷人的，你从任何一扇窗户——即使是翻译——里都能看见它无边的风景，春来江水绿如蓝。

四十岁之前，有无数次，每当我写小说开头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江声浩荡”，然后，然后当然是一大段的景物描写。等我写完了，我会再把这一段毫无用处的文字给删除了。这四个字曾经是我起床之后的第一杯咖啡，它是我精神上的钥匙，也是我肉体上的咖啡。我能靠这杯咖啡活着么？不能。我能不喝这杯咖啡么？也不能。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我不敢吹牛，说我的身上也有浩然之气，我只是喜欢。但是，雨果的身上有浩然之气，巴尔扎克的身上有浩然之气，罗曼·罗兰的身上有浩然之气，傅雷的身上也有浩然之气。它们在彼此激荡。有诗为证——

傅雷先生洋洋500万字的译本。足够了。敦矣，煌矣。噫吁嚱，危乎高哉。

我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傅雷是特殊的。我致敬傅雷。

有一种假设，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习惯，把自己放到读过的书里头，然后去假设。——再一次读完了傅雷的《家书》，我的假设是，如果我有幸成为傅雷的儿子，我愿意么？

很抱歉，我一点也没有冒犯傅雷先生和傅聪先生的意思，我不愿意。

虽然毫无可比性，可事实上，作为同样的右派，我的父亲也是傅雷那款性格的人。这里头既有文化上的共性同构，也有性格上的私性同构——苛求自己，苛求儿子，同时兼有道德上的洁癖。可以说，我对傅雷父子这么感兴趣，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版的、微型版的傅雷。面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他有宗教一般再造的激情与布道的耐心。我的父亲之所以没到傅雷那样的程度，完全是因为他本人没有抵达傅雷那样的高度。对孩子，他的心没有那么大。此乃吾幸。

可是，话又要分两头说，如果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狂暴的父亲往往会成为孩子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上说，傅聪延续了傅雷，傅雷成就了傅聪。我的父亲则很遗憾，他生下了我这么一个二货。——以我父亲的设想，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西装革履，恬淡如水，不食人间烟火。可我哪里是学数学的料呢？结果呢，一场惨烈的“家庭暴乱”之后，我带上我的文学梦私奔了。一去无回。在这个过程里，我经历过一场很异样的痛苦，是家庭伦理意义上的痛苦。这也是我特别喜爱傅雷的家书的原因。抛开美学话题、音乐话题和道德话题，我愿意把傅雷所有的家书当作家庭伦理的教科书。在梳理父子关系方面，这本书堪称典范。往正面说，我们可以获得方法，往反面说，我们可以获取教益。

我还要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可我还是相信上帝的仁慈和上帝的掌控力。上帝会安排的。上帝给你一个霸道的父亲，一定会给你一个天使一样的母亲。如斯，地方、天圆，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乌，我们有福了，人生吉祥了。

我的建议是，所有的父亲都要读傅雷的《家书》，所有的母亲也要读傅雷的《家书》，所有的儿子更要读傅雷的《家书》，只有做女儿的可以不读——在你成为母亲之前。

说到望子成龙，我还有话说。傅雷是望子成龙的，我的父亲也是望子成龙的。他们都是右派。我想指出的是，当年的右派大多是文人，说得科学一点，大多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基础性工具是语言。他们望子成龙，可他们为什么就不希望子承父业呢？为什么就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语言呢？

我的父亲给了我这样的答案：希望孩子“安全”。

数学是“安全”的，物理是“安全”的，音乐也是“安全”的。最不安全的东西是什么？是语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语言是精神的落地窗户，它一览无余。所以，让孩子学数学，让孩子学音乐，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性的苛刻，骨子里是爱，是聪明的爱，是理性的爱，是恒久的爱，也是无奈的和卑怯的爱。

所以我要讴歌父亲，尤其是以傅雷为代表的、我们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父亲。他们承担了语言的艰难与险恶。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妥协。他们看到了代价，却没有屈服于代价。具体一点说，他们付出了代价。这是惊天地和泣鬼神的。

所以我要讴歌母亲，但是，我绝对不能赞同朱梅馥女士的行为。你是傅聪的妈妈，你是傅敏的妈妈。即使满身污垢，你也要活下去。妈妈们活着，只有一个理由，为了孩子，而不是为了丈夫们的真理和正义。这是天理，无需证明。父可杀，不可辱；母可辱，不可杀。

最后，我要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黄小初先生，感谢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知力所不及，但我倍感光荣。

2017年2月7日于龙江寓所

本刊编者要我谈谈傅聪的成长，认为他的学习经过可能对一般青年有所启发。当然，我的教育方法是有缺点的；今日的傅聪，从整个发展来看也跟完美二字差得很远。但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可供人借镜。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更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过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这并非说我那时已决定他专学音乐，只是认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可能在家里结合得更好。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我还记得着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府的荒谬，也强调“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类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有关操守的教训，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等等的生活作风。教学方法是从来不直接讲解，是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发觉他的矛盾。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不过这方法也是有条件的，在悟性较差、智力发育较迟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有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爱音乐的热情并未稍减。从他开始学琴起，每次因为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必再学的时候，每次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下却乱弹高深的作品，以致杨嘉仁先生也觉得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历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个成见，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安分守已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一九五。年秋，他又自做主张，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全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离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一九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一九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从此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老师了。

……

这位意大利教授的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因为傅聪在萧邦比赛前后，在国外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么能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乐家中风格极难掌握的萧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样，认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六年三月间南斯拉夫的报刊Politika《政治》以《钢琴诗人》为题，评论傅聪在南国京城演奏莫扎特和萧邦两支钢琴协奏曲时，也说：“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变化这样多的触键，使钢琴能显出最微妙的层次的音质。在傅聪的思想与实践中间，在他对于音乐的深刻的理解中间，有一股灵感，达到了纯粹的诗的境界。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的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上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

但是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现在我也不敢说他将来究竟有多大发展。一个艺术家的路程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练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有在他不断发掘的过程中慢慢地看出来。傅聪的艺术生涯才不过开端，他知道自己在无穷无尽的艺术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不但目前他对他的演奏难得有满意的时候，将来也远远不会对自己完全满意，这是他亲口说的。

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过，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点的，尤其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激；因为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远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轻松快乐，无忧无虑。虽然如此，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这点缺陷，当然还有不少别的，都证明我的教育并没完全成功。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觉得并不错误，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或许这个原则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据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