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象征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高标，而他的业已成为经典的作品，则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重要成就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路遥的写作是充分自觉和成熟的，因而，他的文学经验就特别值得人们珍惜和研究。王刚的《路遥年谱》无疑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路遥，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创作。

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由背景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两部分构成，完整而简约地呈现了特殊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学氛围，细致而清晰地记录了路遥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作者在资料占有上，下了很大功夫，几乎与路遥有关的史志、传记和回忆性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因而，扎实和详备也就是止匕书的—个显著优点。

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为路遥年谱纪事，从1949年路遥出生，至1992年路遥逝世，著者详细记载了路遥一生的生活与创作轨迹，为读者把握与解读路遥作品提供了更加丰厚的写作背景，从而使读者对路遥的创作资源、精神气质以及文学贡献能够有更加准确、深入的理解。另外，这部著作独具学术视野，作者在整理路遥年谱之余，又将新中国文坛、陕西文坛的关节事件与重要人物穿插其间，将路遥及其作品置于整个新中国文艺、陕西文坛发展的脉络中思考，为读者提供了路遥及其作品得以生成的文艺环境与地理条件，进而为重新审视路遥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打开了新的空间。

序一

序二

1949年（己丑） 诞生

1950年（丙寅） 1岁

1951年（辛卯） 2岁

1952年（壬辰） 3岁

1953年（癸巳） 4岁

1954年（甲午） 5岁

1955年（乙未） 6岁

1956年（丙申） 7岁

1957年（丁酉） 8岁

1958年（戊戌） 9岁

1959年（己亥） 10岁

1960年（庚子） 11岁

1961年（辛丑） 12岁

1962年（壬寅） 13岁

1963年（癸卯） 14岁

1964年（甲辰） 15岁

1965年（乙巳） 16岁

1966年（丙午） 17岁

1967年（丁未） 18岁

1968年（戊申） 19岁

1969年（己酉） 20岁

1970年（庚戌） 21岁

1971年（辛亥） 22岁

1972年（壬子） 23岁

1973年（癸丑） 24岁

1974年（甲寅） 25岁

1975年（乙卯） 26岁

1976年（丙辰） 27岁

1977年（丁巳） 28岁

1978年（戊午） 29岁

1979年（己未） 30岁

1980年（庚申） 31岁

1981年（辛酉） 32岁

1982年（壬戌） 33岁

1983年（癸亥） 34岁

1984年（甲子） 35岁

1985年（乙丑） 36岁

1986年（丙寅） 37岁

1987年（丁卯） 38岁

1988年（戊辰） 39岁

1989年（己巳） 40岁

1990年（庚午） 41岁

1991年（辛未） 42岁

1992年（壬申） 逝世

附录1：1993—2012年逝后

附录2：路遥自传

附录3：路遥纪念馆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1971年（辛亥） 22岁

春将招工指标让与林虹，后与林感情遇挫。

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路遥与林虹都去报名参加招工，根据招工条件，指标有限，两人只能走一个，林虹因为体检不合格，县上决定把路遥送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最后，路遥把自己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虹，又通过几个朋友周旋，事情成功了。正式招工通知下来后，林虹按捺不住兴奋，把自己招工的事情告诉路遥。路遥一连说了几个“好”：“招上了，这次工作地点好，工种好。”

林虹当上工人的第一个月，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让他买香烟抽。第二个月又寄去一条“宝城”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再后来一封信也没有了。此事对路遥感情伤害很大。苦恼中的路遥，屋漏又遇连阴雨，浑身长出许多疮，折磨得他两个月不能行走。后来，一封来自内蒙古要与路遥断交的信彻底刺痛了他的心。林虹当了工人后对路遥的爱“举棋不定”，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那位女友不经林虹同意，便代写了断交信寄给路遥。那次，路遥哭了，哭得肝胆俱裂。之后，林虹便与一位支工的解放军开始了恋情。（阳坡《路遥在恋爱的日子里》）

史铁生曾在文章中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同期被停止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接受隔离审查。

饱受感情之苦的路遥，生病卧床。县革委会军代表找到躺在病床上的路遥，对着他宣布了一个文件：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

晚春首次以“路遥”为笔名发表作品，该作品《车过南京桥》刊载于延川县文化馆白军民主编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

路遥拿着一首《车过南京桥》的诗找到延川县文化馆准备投稿，时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编辑闻频回忆：“读了这首诗，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很欣赏他。当时我还问他，你怎么起了这么个稀奇古怪的笔名？他只是憨厚地咧了咧嘴，傻傻地笑，并不作答。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他说那好那好，抓过一支钢笔，随手将‘缨依红’三字划去，写下了‘路遥’这个名字。我们一看，大声叫好，路遥，真是个好名字。”路遥这个笔名从此诞生了。（张翼《人所未知的路遥》）

《车过南京桥》在延川县文化馆白军民主编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发表了。发表后，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转载了这首诗。遗憾的是，这首诗并没有被路遥生前亲自选定的《路遥文集》收入。但它是路遥自觉文学创作的开始。从1971年起，路遥确定目标，在劳动之余要从事文学创作。时至今日，路遥的同龄人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叶辛、铁凝、王安忆、张抗抗、阿城、残雪、方方、池莉、李锐、张炜等多位知名作家，他们都是在“文革”时期自觉进入文学创作，并成为一直活跃在新时期文坛的作家。4月应延川中学学生梁宝林邀请，创作了一首“迎五一”的诗朗诵，开头是这样写的：“火红的五月啊，来了！来了！从东海之滨到长城脚下，从黑龙江边到喜马拉雅，多少颗红心在一起跳动，多少双眼睛在眺望着宝塔……”

5月进入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一年的农村通讯员期满以后，在曹谷溪帮助下，路遥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身份，进入了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当时县通讯组的正式成员包括曹谷溪、刘维华、石焕南。通讯组的主要任务是向报纸和广播站提供新闻稿件。

6月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跟随曹谷溪学采访、照相。

在此期间，路遥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发挥。曹谷溪要去黄河畔采风，带了路遥。他背一个海鸥照相机，路遥背一个黄挎包，上面写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两个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没铃，没闸，没后车架。一个骑车握把，一个坐前梁。那是一次富有浪漫色彩的活动。他们站在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山石嶙峋的山峰，俯望滔滔不息的黄河，对人生和未来充满自信和向往。谷溪让路遥在一块石崖上站定，自己对好了焦距，把照相机放在对面一块石头上，自己快步走到路遥跟前，相机一闪，自动拍摄了一张二人合照。这张充满笑容的合照，是路遥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张，既记录了当时瞬间的生活画面，又见证了两人的友谊。“文革”时期，青年男女均以穿军装，戴军帽，穿胶鞋为美，路遥也不例外。从路遥留下的照片资料来看，路遥服装多以军装为主，这也印证了那个“崇武”时代的特征。

7月陪同来延川采访“赤脚医生孙立哲”的李小巴。

当年延川流行一句顺口溜：抽烟要抽大前门，找朋友要找北京人儿。据作家李小巴说，路遥曾表示，“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当时，李小巴听了十分诧异，“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张艳茜《北京知青与作家路遥》）

本月与林达相识。

林达是清华附中的北京知青，由延川关庄公社妇联主任调到通讯组。到通讯组不久，她就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陕西日报》。当通讯组成员林达知道林虹和路遥分手后，就主动写信安慰路遥，并劝他振作起来去干一番大事业。在这封信的最后，林达还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请问我能否与你合作？”

当时，曹谷溪热衷于文学创作，创作活动也成了通讯组的业务。曹谷溪不但“指点”路遥创作，还在生活、感情方面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支持和鼓励，其中包括修复失恋留下的创伤和重新恋爱。林达和路遥能结合，曹谷溪从中帮了很大的忙。

8月13日在《延安通讯》a上发表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随后，写信告诉刘凤梅：“我的第一首诗在《延安通讯》发表了，你可以看看。”

9月28日在《延安通讯》上发表诗歌《塞上柳》。

9月参与编辑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延安群众性的诗歌运动高涨，在此背景下，时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通讯组组长、宣传组副组长的曹谷溪组织白军民、路遥等人，共同编辑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10月5日在部队当兵的樊俊成a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与路遥谈“林彪事件”。之后一个月，樊俊成收到路遥的回信，路遥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和见解。（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本年路遥与林达相恋后，林达去了林虹工作的城市，林虹已做了军代表的妻子。她与林虹躺在一张床上，同盖一床被子，她把自己与路遥相爱的事告诉了林虹，林虹听后哭了，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落泪。林达离开林虹工作的城市，坐飞机飞到父母寓居的厦门，向母亲报告了她与路遥的相爱，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要她讲讲路遥是怎样一个人，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路遥的才华、勤奋、刻苦、毅力……末了，母亲问林达：“你讲的都是路遥的优点，路遥有什么缺点呢？”林达一时语塞。母亲说：“你不知道他的所有缺点，就说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们的事缓一缓为好。你先得冷静下来，拉开距离之后看看。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有当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点的那个人，才能成为你的生活伴侣……”旧梦刚刚过去，新梦刚刚开始。那段时间，路遥对谷溪说：“林达不和我好了……”在谷溪面前，路遥第二次痛哭流涕，像一个受伤的孩子。谷溪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林达不是会突然变卦的人。”（阳坡《路遥在恋爱的日子里》）P75－81

《路遥年谱》序

程光炜

前些时候，收到王刚先生电邮，让我给他的《路遥年谱》作序。这是他花费几年功夫辛勤撰写的一本专书。之前我收到过王先生编著的《路遥纪事》，就预感到他还会写另一本更扎实的专著。我不曾与王先生见面，还是从我的学生杨晓帆博士那里知道他一点信息的。我记得杨晓帆传给我王刚先生作的《路遥创作年表》，当时我正在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知道了“年谱”对于继续研究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都把当代文学研究理解成文学批评，所以，我当时读这两本书纯粹是忙中偷闲，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创作年表”给了我一点灵感，于是2012年写了篇《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的文章，在《当代文坛》发表后引起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理博士的注意，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它。这件事看似巧合，其实也是对我内心深处一点愿望的激发，我一直在能否给当代小说家做“家世考证”、“年谱”、“传记”这些事情上犹犹豫豫，没有下定明确的决心。“路遥创作年表”把我读梁启超先生两本书的心得结合起来了。一种朦胧了好几年的想法，就这样逐渐浮出了水面。因此，我得感谢王先生，也包括其它一些朋友的此类工作，当代文学史如果没有他们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恐怕要推迟很多年才会有所进展。

杨晓帆告诉我，王刚先生曾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自称是路遥的“清涧同乡”，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在著名小说家路遥先生故世二十多年后，应该有人替他作传，做些研究的工作。他这个“学术圈外”人，能有这种眼光和气魄，是十分令人钦佩的。在此之前，我零星看过一些介绍路遥人生经历的随笔和史料，对他的身世也有一点点简单了解，例如周海波的长篇回忆录等。读这本《路遥年谱》，才知道还有很多史料文献没有得到挖掘、走访、采集，例如，“1973年二十四岁”这部分，叙述路遥上大学、林达招工种种事迹的详细，是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就像路遥小说《人生》里所说的，关键是那几步。而上大学，正是路遥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起点。当然，还有柳青的影响等几个也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另外，从“1980年三十一岁”到“1982年三十三岁”路遥写中篇小说《人生》这个阶段的史料，也很有意思。其中，有对路遥几篇小说创作过程的叙述，有他与文坛朋友的通信，也有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对他文学创作新的想法的启发刺激的作用，等等，都是我们了解路遥新时期初期小说创作状貌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我留意到王刚先生在叙述作家这些事迹的时候，态度是平静的，文字也尽量平实客观，不太夹杂自己的感情。这与梁启超在“研究法”著作强调应该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不是传记撰写者出来说话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我不知道王先生写这本书时，是否自我受过这类训练，是否是有意为之，但他这样做的效果，确实在我读它的时候达到了。由于作者没有先入为主，令读者处于比较放松的阅读状态，这本著作的史料价值便被显露了出来。当然，按照更专业的要求，它也不是毫无瑕疵。不过，由于作者辛勤的工作和多年努力，终于让我们读到了一个可以相信的书，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本有价值的专书即将问世之际，我先写一点粗浅的观感，借以表达祝贺之意。

2016.9.3于北京亚运村

1992年11月17日，敏感、自卑、贫病缠身的路遥病逝了。

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是那个时代文坛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的作品被广泛传阅、研究至今，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文坛重镇——陕西文学的标签之一。他短暂的一生硕果累累，但其生前却几乎遭遇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苦难的童年、饥饿的青少年、不顺利的学业、不顺心的生活、贫病交加……加之个人的英年早逝以及年迈的父母、未成年的女儿……他的一生，比他的作品更加传奇。

当然，一位作家的日常生活不能简单地与其文学活动相关联，但是像路遥这样一生中充满断层、传奇、争议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必然与日常生活状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路遥的清涧老乡，我与路遥之间也曾有过一段特别的缘分。2007年，我在榆林市文联《陕北》杂志编辑部获得了一份“编辑”的差事，单位安排我暂住市文联二楼办公室11号，一住就是三年。三年中，路遥常常被人谈起。其中当然有特别的缘由。1983年夏秋之际，路遥带着电影《人生》的剧组在榆林选景，选完景后，路遥在榆林小住过一段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当时，路遥就住在市文联二楼11号。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也留下了一系列颇具榆林地方特色的词汇，如“毛乌素大沙漠” “古长城”“防护林” “治沙” “文化馆”……据路遥生前好友、榆林市群艺馆的朱合作先生回忆，路遥打鼾的声音特别大，从市文联大门一进来就能听见路遥的呼噜声。他每天早上9点多起床，十一二点吃饭，然后开始创作，一写就是一整天。《你怎么也想不到》完稿后，路遥便离开了榆林，也离开了他夜以继日工作的市文联二楼办公室11号。

我自小就对路遥充满敬意，加之特别的缘分，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向这位同乡前辈致敬，就成为我的一个夙愿。2011年春节后，我初步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构想，开始收集整理与路遥相关的公开与非公开的资料与档案，同时翻阅了大量年谱与传记类书籍，希望以此完成自我训练，为写作《路遥年谱》积蓄力量。

在写作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以编著其生平事迹的方式，尝试理解那个文学语境中的路遥、陕北文化中的路遥，以及人世间最平凡的路遥……我期待《路遥年谱》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丰满、真实、多层面、全角度的路遥。可以说，这是我写作《路遥年谱》的初衷。今天，《路遥年谱》即将付梓，我期待这本拙著能为读者了解这位陕北“大百科全书式”作家提供更多、更新的角度，甚至可以为路遥研究者理解路遥的文学资源、创作态度和文学观念提供更丰富的参照。

由于各种原因，现行的当代文学史似乎存在一些淡化路遥及其创作的倾向。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形态下文艺由“一体化”格局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但或许是由于该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并未对路遥的两部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展开论述，而只在书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列出了作品的发表年代与出处。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大研究成果之一，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第十三章第四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而对《平凡的世界》的论述只有寥寥数言。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可谓经典，但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论述都不约而同着墨甚少。尽管其中原因复杂，但当代文学史论著对路遥及其创作存在某种“集体忽视”是客观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传统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遭受冷落的现实。

今天，我们回望路遥，便会发现现实主义没有过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永远不会过时，甚至，正如路遥曾经所言，“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超前的文学形式，甚至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路遥的一生为我们所展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路遥逝世多年之后，其作品愈发为无数读者所欢迎的原因之一。

路遥曾在给蔡葵的一封信中谈到： “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具深度的思考，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阅读路遥，要在大时代中发现他细微的生活。只有发现这些现实的“日常”，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作家本身，理解在时代的留白处那个更广阔的“路遥”空间，更加直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面。

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惊叹于路遥对这个世界“初恋般的热情”和他那“宗教般的意志”，他如此热爱着这个世界，爱着他爱的人，却又无力对抗这个看似平凡的世界。他是文坛上真正的苦行僧。无数次阅读路遥，沿着路遥曾经踏过的足迹前行，让我有了一次次与路遥跨越时空的交流，这无疑成为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学习、自我审视的过程。

这里，需要感谢的是从未谋面的程光炜先生，他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拨冗作序。感谢路遥的同学、同事、朋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些重要文献。感谢惠怀杰、张永强、朱文杰、崔鹏飞等师友将自己收藏的珍贵资料无私提供给我使用。感谢那些热爱路遥的读者和研究路遥的学者们，正是他们使得这本小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另外，还要特别感清涧县委县政府及路遥纪念馆、刘艳馆长对我所做工作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策划编辑王水这对本书的赏识、责任编辑程帅在编校方面严谨的态度，对此，我深表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为这个“平凡的世界”创下不凡文学成就的路遥。在道德缺失、文学疲软的今天，审视路遥留下的这份遗产，我们不难发现，路遥坚守着的现实主义阵地——正是我们民族精神家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路遥自己所说： “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路遥用生命恪守的这块精神阵地，使他与他所属的时代保持了一种紧张而良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今天，乃至未来都意义重大。

本书难免存在错误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批评。

王刚

2016年10月于秦雅文化工作室

我留意到王刚先生在叙述作家这些事迹的时候，态度是平静的，文字也尽量平实客观，不太夹杂自己的感情。这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强调的应该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不是传记撰写者出来说话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由于作者没有先入为主，令读者处于比铰放松的阅读状态，这本著作的史料价值便被显露了出来……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路遥象征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高标，而他的业已成为经典的作品，则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重要成就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路遥的写作是充分自觉和成熟的，因而，他的文学经验就特别值得人们珍惜和研究。王刚的《路遥年谱》无疑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路遥，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创作。

此书由背景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两部分构成，完整而简约地呈现了特殊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学氛围，细致而清晰地记录了路遥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作者在资料占有上，下了很大功夫，几乎与路遥有关的史志、传记和回忆性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因而，扎实和详备也就是止匕书的—个显著优点。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