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著的《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精）》介绍：为何许多人不爱国？在不同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又有何差别？中国近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以谁为师，而老师为何总是欺负学生？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学”和“西学”到底谁“化”谁？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幸福终点站？

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从跻身现代国家之林的角度看，“鬼子来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杨奎松著的《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精）》介绍：近代一两百年面临最严峻的现实莫过于“鬼子来了”。这里的“鬼子”，不仅是指当年侵占中国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自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古老在这个异质文明的冲击下，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益现悬隔、碰撞，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也近乎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日日夜夜在新、旧、中、西中打滚”，在迷思和困惑中前行。

不知有国？

种族平等？

此“启蒙”非彼启蒙

恢复中华？

以日为师

飘不久的黄龙旗

与外国委蛇

“你一国我一国”

爱人还是爱国？

爱乡还是爱国？

“国民国家”的流失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四海同胞主义

工人无祖国？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立国的资格

祁老太爷的无奈

抗战建国

师傅领进门

这个世界谁“化”谁？

我们是谁？

幸福终点站？

后记

不知有国？

十年前有学者撰文称，1901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清议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的论说文章，从地理和历史出发，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以往不仅“不知有国”，而且“不知国家为何物”。作者指称，多半就是由于梁有此说，导致西方人很早就有同样的说法。影响至今，在西方中国研究中认为前现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观点，也相当普遍。因此，作者专门花了一些笔墨来做“勘误”，说明“中国”古已有之。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化”、“中国梦”等讨论甚至是研究热的出现，中国学人向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论者论证“中国”系“自古以来”的著作文章变得越来越多了。不过，不论出自怎样的角度，这样的论证在中国又何尝断过？尤其是20世纪初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党，凡投身于政治者，几乎都是救国论者，谁会怀疑“中国”古来有之？！不仅没有改良派、革命派会怀疑，而且他们中有人往往还像辜鸿铭一样，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充满自豪，乃至于敢大胆预言，下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比如，1899年梁启超就曾在中日刊物上公开宣告：“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欧洲之文明，与我相比，不啻霄壤。”只要政制改革，把国家由一家之私产变为人民之公产，“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

对中国如此自信且自豪的梁启超，如何会“不知有国”昵？

查《清议报》，可知是有学者搞错了。《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一文的作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冯自强”。此“冯自强”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也是当年十分活跃的写手之一。只是，他是一名年轻的留日学生，真名叫冯斯栾。

把冯自强的这篇文章和梁启超此前发在《清议报》上的文章稍加比较，即可了解，冯文基本上只是在梁文已经讲过的一些观点上再做发挥罢了。但是，冯文发表时，八国联军已经侵占了北京，由于耳闻目睹的一切，作者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显然不像先前梁启超那样乐观了．

冯自强看到了些什么，导致他变得沮丧起来了昵？

多年前，美英等国披露了大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的历史照片。如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大量照片及历史档案都显示，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中，参与攻占天津和北京作战行动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还有不少经过相当训练的中国士兵，英军的主战部队就是数百名中国士兵组成的所谓“华勇营”。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天津、北京的众多平民百姓，或成群地求助于联军保护，或大批帮助联军运送物资，或兴致勃勃地围观八国联军攻城，或热心帮助联军翻墙进入皇城，或充当刀斧手，替联军砍杀捕捉到的义和团分子，或送挽联痛悼死去的外人，送锦旗称颂联军功德无量……

很显然，这正是冯自强感叹国人多半“不知有国”的原因所在。他不无痛苦地写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语，几为吾支那人之习惯。……夫国与国相争，无论是非，凡是国民者只有协力一致，未闻反有迎外人者。”然而“今回之变，闻有跪迎外师者”；“有争书顺民之旗者”；“闻某地有二千华人欲同编入异国之籍”者；“有异国夺吾土地，而反有电贺之者”。作者愤然称：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族属稍异，即“屡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何以我国人“气沮骨脆”，外人强势以临，吾人即“甘于下心低首婢膝奴颜以服之”？！“果如是，此国此种能立于世界一日乎？”P1－3

“鬼子”来了

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了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催的侧面。这里说的“悲催”，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其实，片中发生在马大三等众多村民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种种故事，所以会让今人深受触动，恰恰在于它和我们今天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种种教育宣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人们很难否认这一微观史实的存在，因为类似这种被一些人尖锐地批判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同时，人们又不能不深感困惑：为什么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政府和军队为保住国家付出重大牺牲，半壁河山惨遭涂炭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只关心自家的温饱与得失，而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马大三一村人的表现并非不可理解，它既不是太过善良之过，与和所谓民族劣根性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百姓见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王朝更迭多频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完粮纳税，一样过日子。纵使碰到蛮夷入主中原，野蛮杀戮更甚于现代日本鬼子的情况，史上也鲜能见到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只为了反抗蛮夷入侵就起来造反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哪位史学家会因为古代农民不爱“国”去批评指责他们太少血性或太缺乏觉悟。

今人所以对马大三等村民的表现容易敏感，无非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年代距今太近，与自己从书本视听中得到的历史记忆差得太远了。但这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因为很少人不知道，古代的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朕”的私产，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之物。其兴衰存废、扩张割让，“干卿底事”，更轮不着那些连故土乡亲都不曾离开过的底层农民去关心。不论古代农民对这类事情如何反应，今人都批评不着他们。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不论是否做得到，至少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都相信没人能够离开国家而存在，且国强则民尊，国衰则民辱。因此客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哪怕是远离都市的马大三这样闭塞的农民，也理当信奉并遵从卢梭所说的那个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自觉地与侵略者做斗争。但问题在于，马大三等村民真的脱离了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国民国家的运行轨道中来了吗？他们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吗？他们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自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一分子，对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民族的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了吗？古代中国真的已经变为一个在国民一致认同下，存在着公共意志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亦即现代民族国家了吗？

马大三等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之所以仍旧可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漫长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做一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他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所谓国民，才有可能在与其他陌生国民的碰撞和交往中逐渐地变成一个自为的国民，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民族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即不仅清楚自己的权利地位、国家属性，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平等参与者。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像马大三等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旧式农民，多数大字识不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对小山村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又如何能系统地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如何看待中国这—二百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以来最“悲摧”的事也许莫过于“鬼子来了”。但按照孙中山的认识，人类社会现代进程本身，根本就是一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鬼子”来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日本人紧随其后不仅没有亡国灭种，反而得以跻身现代国家之林，中国又如何不能呢？

五十年前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自序”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惟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

在又纷纷扰扰了五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越来越现代，也就是离古代越来越远，越来越西化了，一方面识字读书的人越多，就越多些人会加人到那些“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的争论中来。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唯一变化，顶多是学问长了些，大家不怎么讲“现代化”了，都改说“现代性”了。只是，任你道理讲千讲万，你不还得随着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往前走吗？

本书下面所陈述和讨论的，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了这一时代冲击所具有的两面甚至是多面作用的复杂面相。

这里收录的文章，大都是过去一年多来我在《财新周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随笔或日读史札记。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我其实很不喜欢写什么专栏文章，按期被编辑催着交稿子。但近年来，面对专业史学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史学膨胀引发的种种问题，历史学者仅仅满足于具体的史实研究，以还原历史真实，已经明显不够了。因为，如果我们过去更多地是在清理各种人为制造的虚假历史，所面对的主要是产生于或左或右极端对立的许多主观说辞的话，当下的情况则变得复杂多了。

今人已经很少不重视历史真实了，很多研究甚至已经真实到让你不想再往下看的程度。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直接让真实说话。毕竟，再真实的历史也有其片面性。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一面的真实，我看到的可能是那一面的真实。在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太多国家、民族、族群、阶级、阶层、党派之类利益体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太多观念的、文化的甚至是历史的区隔，进而形成太多不同的情感、立场和选择。姑且不论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还都可能有其时空上的不同。仅仅情感、立场、利益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今人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很难不生出种种不同的历史解读来。

当然，人们并非没有可能从这许许多多不同或差异中挣脱出来，基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这也是我破天荒接受徐晓的邀请，为《财新周刊》文化版开专栏写文章的一个主要原因。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这在我是第一次，但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

为了这个意外得来的小册子，我要特别向徐晓和《财新周刊》文化版编辑刘芳表示我的谢意。

杨奎松

201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