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气——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青城十九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只金钱镖》《雍正剑侠图》之类。前年，我小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还询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不知何时被划了一个三角洞口，外裤里没穿内裤，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视而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唯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领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我和她都萌动了少年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只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1949年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着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解放北平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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