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真正突破了肉体欲望的束缚,以纯洁的心灵不断向高尚、伟大靠近,因而能够以诚实、朴素和近乎愚蠢的努力从一位天资不足的普通青年成长为现代印度的铸造者,能够给予迷茫中的我们无限的力量和勇气,同时他还是永恒的精神坐标,引导我们抛开恐惧和脆弱不断前行。在这本《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自传)(精)》中,甘地详细介绍了印度以“非暴力”方式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为现代国家的各种艰辛,然而,现代印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国父甘地的建国理想,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于同在探索中的中国而言,该自传也有着启示录一般的意义。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自传)(精)》是为甘地亲笔撰写的精神自传,他以一种平和、谦逊的态度叙述自己体验真理的经历,生动再现了他饱经忧患、历尽坎坷、追求真理的一生,同时坦诚地将其践行禁欲、非暴力、独身生活等行为原则的具体过程一一展示给读者。
第三章童婚
我是极不希望写这一章的,因为我心里明白,讲述这些的时候,自己要吞下不少苦水。当然,我不能不写,因为我说过要追随和尊崇真理。把我在十三岁那年结婚的经历记录下来是虽令我痛苦但仍需承担的责任。每当我看到我所照料的像我当时一般大的孩子时,我往往想起自己的婚姻,不由得自我同情,同时又为他们避免了和我相同的遭遇而深为庆幸。在我看来,这种荒谬的早婚制度毫无道德依据。
读者们不要误解,我当时确实是结婚,而不是订婚。在卡提亚华,订婚与结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仪式。订婚是男女双方的父母对于双方子女结合的一种约定,并且不可违背。如果男孩去世,女孩无须守寡,因为这只是双方家长的协定,孩子们与此无关。但很多时候,做儿女的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情况。虽然,当时我对此没什么概念,但我好像是订过三次婚。长辈们告诉我曾为我挑选过两个女孩子,但都相继去世,因此据此推断我应该是订过三次婚。我模模糊糊地记得第三次订婚是在七岁时,但记不清当时是否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不过,我要说的主要还是我的婚姻,对于这个我倒是记得再清楚不过。
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兄弟有三个。大哥早就结婚,长辈们决定让大我两三岁的二哥、一个大我一岁左右的堂兄,加上我,三个人一块儿成婚。长辈们这么做根本谈不上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更不用说尊重本人的意愿,纯粹只是考虑到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如何方便行事罢了。
印度教徒结婚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新郎新娘的父母为操办婚事几乎是弄得精疲力竭,家财耗尽。他们往往为婚礼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物力,花上好几个月置办衣服、装饰房子、备置酒席,而且还在数量和种类上竞相攀比,使自家的风头盖过别人。
而妇女们呢,无论是否有适合歌唱的好嗓子,都声嘶力竭放声高歌,哪怕自己因此病倒,哪怕搅扰到邻居的清静也在所不惜。不过,邻居们对这种喧扰和脏乱也都能平心静气、泰然处之,因为他们清楚总有一天自家也免不了这么操办一场。
既然操办婚礼如此麻烦,我家的长辈们考虑干脆把几个孩子的婚礼合而为一,一次到位还更省事,既可风风光光大办一场不说,花费还相对较少,花一次钱自然比花三次合算。加上我父亲和叔叔也上了年纪,我们又是他们需要操心婚事的最后几个孩子,他们就更想在有生之年把喜事给办了,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好日子。出于这些考虑,家里于是决定一次为三个孩子举办婚礼,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接下来就是花上好几个月忙着准备婚礼。
正是通过婚礼的各种准备,我们才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有所察觉。当时,在我的观念里,结婚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穿漂亮的衣服、打鼓奏乐、迎接新娘、大摆宴席以及和一个陌生的女孩一块玩耍而已,肉体的欲望后来才有。为了顾及我的羞耻感,除了一些值得记述的细节,其余的我就不再多提了。那些以后再说,而且它们和我想表达的中心内容没有太大关系。
就这样,我和二哥从拉奇科特被带到波尔班达,为了最后在如同演剧一般大操大办的婚礼上抛头露面,我们还要做一些有趣的小准备——譬如在全身上下涂抹姜黄膏以除污秽,但这些我只得略过,没法赘述了。
我父亲虽身为帝万,但终究不过是个仆从。尤其他又深得本邦王公的宠信,就更得听命从事。为我们操办婚礼那时,王公直到最后一刻才让父亲离开,同时,他给父亲派了几辆驿站用的专用马车,这样可以节省两天的行程。可惜事与愿违。波尔班达到拉奇科特本来有五天车程,父亲三天就赶到了,不料却在最后一程翻了车,受了重伤,全身裹上绷带。因为这件事,他和我们对于婚礼的热情都大打折扣。但不管怎样,婚期总不能变,婚礼还得照样举行。而且由于我沉浸在对于举行婚礼的孩子气的欢快当中,便把对父亲受伤的难过之情抛在脑后了。
我孝顺父母,但沉溺于肉欲之欢的程度绝不亚于对父母的孝顺。当时我还不懂得为了孝敬父母是应当牺牲一切欢愉的。正因我贪享欢愉,我受到了惩罚,一件令我悔恨终生的事情发生了,到后面的章节我自会说明。尼斯古兰纳歌中有句话说道:“超脱外物而不绝欲清心,终不持久,此之谓难。”每当我唱起或听到这句唱词,关于那场不幸的痛苦记忆便会涌上心头,愧疚难当。尽管受了伤,但父亲仍旧支撑着参加了整个婚礼。直到今天,当年他一丝不苟地检查婚礼每个细节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当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会这样严厉地批评父亲为我安排的童婚,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一切都理所应当,恰如其分,也让人高兴。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想要结婚。正因为如此,我父亲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无可厚非。关于这些事情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时至今日,都还能详细地描述出当年自己在婚礼上的情形。包括我和新娘怎样坐在婚礼台上,怎样行“七步礼”,怎样把“合欢糖”喂到对方嘴里,又怎样开始共同生活。
还有,就是新婚之夜!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就这样被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而投身生活的汪洋。新婚之夜,嫂子明确地教导我如何在初夜当个新郎。但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妻子是由谁来教的,我既没问过她,也不愿这么做。读者可以想见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是多么害羞,紧张得要命而不敢面对面。我要怎么和她说话?说些什么好?这些都让我为难。尽管关于初夜嫂嫂事先教过我,但似乎也没能有多大帮助。其实,新婚初夜的这种教导无关紧要,对于生命本能的领悟足以使这种教导成为多余。然后,我和妻子开始逐渐了解对方,轻松地交谈,没过多久,我便行使了做丈夫的权利。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