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所著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是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著作。作品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史实探微，以第一手的资料解读历史的真相，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比较深入地研究孙中山思想、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发生于保路运动之后的保界拒约运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与北伐夭折等专题，细致分析了辛亥前后中国的政治运动，思潮文化。内容涵盖了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国民党改组近30年的历史。作品提供了珍贵史料，展示了严密的推理释疑过程，写出许多隐而不彰的史实，印证或辨析了许多历史疑点。不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爱好者，均能从中获得益处和乐趣。

康有为因何否认曾密谋捕杀西太后？

戊戌变法是否败于袁世凯“告密”？

同盟会内部为何发生“倒孙”风潮？

辛亥革命时期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有何内幕？

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怎样的财政危机？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知识分子”？

……

杨天石所著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通过解读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孙中山被迫卸任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揭示了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期间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

初版自序

第一章 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第二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第三章 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

第四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在1900年——读日本外务省档案札记

 宋教仁佚文钩沉

第五章 兄弟阋墙——革命团体内部的裂痕和误解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

第六章 与虎谋皮——列强环伺下的财政危机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七章 虽败犹荣——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和国际影响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五四”答问

 潘佩珠与中国——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第八章 直视伟人——如何定位和评价孙中山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第九章 新旧土洋——革命前后中国的思潮嬗递

 儒学在近代中国

 戊戌维新以来的“国民国家”思想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第十章 高山仰止——文化革新与文化名人

 南社的酝酿

 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

 钱玄同与胡适

 柳亚子与胡适——关于中国诗歌变革方向的辩论及其他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竞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赶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畿先，其事何堪设想！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竞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维此之故。（P3-P4）

再版说明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杨先生却开创性地指出：“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文中，杨先生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状况、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舞台上的活动角色与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阐明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其视角之宏大、论证之严谨、方法之科学，令人耳目一新。

其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共和政体，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旧说大多认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杨先生则认为，这种说法是政治分析，而非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了革命半途而废的真实原因：孙中山本想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并*终让位于袁世凯。

其三，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中，杨天石先生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第一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杨先生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内部矛盾真相。上述五篇文章中的前四篇即收入本书。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令我感佩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杨先生的这部旧作，如今图书市场早已无售。在一些旧书网（如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已高达百数十元，可谓一书难求。蒙杨先生惠允，我们将此书用一种新的体例加以编排，再次出版以飨读者。在编辑过程中，经杨先生同意，删去了原作中的若干篇目，这是不得不向读者朋友特别说明的。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绝佳例证。

编者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