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每周都要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往返一次。我带着在广州编辑好的图文资料亲自送往深圳的印刷厂，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图书公司不成文的惯例。深圳那边虽然有着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具体的细节还得我去把关。比如图片颜色的浓淡，以及文字的现场再校对等等，非得我守在机器身边不可。经理是个比我年轻不了几岁的小伙子，所以他对此感到过意不去，除了报销车费，每月还会给我多发五百元的奖金。不过，我还真不是图这点儿奖金的，谁愿意为了这点钱一个月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呀。我有我的心思：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不甘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总希望在路上能遇见点儿新鲜事，让我的生活变得没那么贫乏。
但是一年多来，我几乎没有遇见过什么新鲜的事。每次走进列车坐下来，那种陌生的氛围，让邻座之间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和矜持。当然，也没那么绝对，我主动搭讪的时候还是有过的，只不过相当失败。那次是因为邻座来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穿着粉红色的长裙，手里不停地把玩着白色的苹果手机。我趁着她放下手机，百无聊赖的时刻，鼓足勇气对她说：“姑娘，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可以吗?”她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不必了吧，我有男友了。”我尴尬得想砸开车窗，马上跳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搭讪，也是最后一次，我觉得自己拙劣、可笑，像个典型的席丝。那天的一个小时旅程，对我来说变成了酷刑，每一分钟我都被羞耻感反复折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主动搭讪了。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我都遵守着这个诺言。更何况，我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是同事的妹妹，一个简单天真的女孩子，闲暇的时候喜欢用鼠标在电脑上画画。对此，我感到心满意足。同时，我对这段旅程也逐渐感到了厌倦。
今天，又轮到我出发了。我到广州东站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半了，我估摸着到了那边不早了，不想再麻烦对方请我吃饭什么的，便买了一个汉堡，一边走一边啃。我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票，是五点半的。没关系，每次我都会提前上车，赶最近的那趟，而且每次我都能幸运地找到座位。这次，我提前上了五点的车。上车后，我一连走了好几个车厢，里边全都坐满了人，就连餐厅的座位也都被把持了。我暗暗叫苦，惨了，该不会站到深圳去吧。
我沿着车厢的过道慢慢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个空位，我不想轻易放弃。说起来难以置信，我是在末节车厢的最末一排发现了一个空位。众所周知，车厢的一边是三连座，一边是二连座，那个空位位于二连座靠窗的位置，空位的旁边，也就是靠走廊这侧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我走上前去，问道：“奶奶您好，您旁边的座位有人坐吗?”她摇摇头，对我微笑了一下，头往里歪了歪，示意我可以坐过去。我满心欢喜，赶紧说着谢谢，从她前面挤了过去。坐下后，我认真看着她，又说了句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她不仅有着深邃的眼窝，而且那略显浑浊的眼球中有着一抹淡褐色。——原来她是外国人啊!我刚才都没看出来。看来，衰老和死亡一样，将人的本质凸显出来了，人种之间的界限就这样消弭了。因此，对人的各种划分终究是简陋和可笑的。
“小伙子，你去深圳吗?”
我突然听见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优雅与沙哑。我扭头看看老太太，想确认下这是不是她说出来的。她正盯着我看，尽管眼皮有些耷拉，但淡褐色的眼睛依然充满了神采。
“是的，去深圳。”我不由感慨道，“您的中文说得真棒。”
“因为我就是中国人啊。”老太太说得很平静。她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她伸手把膝盖上的褶皱给抚平了。
“噢，您是俄罗斯族的吧?”我猜测道，心里竟然有些激动，终于在无聊的行旅中遇见有意思的人了。
“不是的，我出生在上海。”她的口音里的确有点儿沪上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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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
“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入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冼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吴义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5短篇小说卷)》选取了2015年优秀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包括铁冯骥才、邱华栋等作家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5短篇小说卷)》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小说，每篇附有专业的、精彩的评论。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成绩的梳理，更是为读者带来美味可口的文学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