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察哈尔的抗日历程。作者经过辛勤的史料挖掘工作，获得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文献，加上原有的函电、日记及必要的报刊和访谈资料，吸收大陆、台港及海外已有研究成果，并对所得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认真鉴别，弃其虚假，取其精粹，真正做到了取材宏富，证据确凿，避免简单化和空泛化。

序 /1

前言 /1

一、有关名称概念及选题意义 /1

二、史学界研究概况 /4

三、研究设想 /6

上编 国民党与察哈尔抗日

第一章 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与国民党中央 /3

一、从解甲隐居到逼蒋下野、寻机再起 /3

二、从出山赴京、奔走抗日到息影泰山 /14

三、筹组力量，准备反蒋抗日 /24

四、树旗抗日，在与国民党中央对抗中失败 /41

第二章 胡汉民等西南派与察哈尔抗日 /58

一、胡冯反蒋抗日达成共识 /58

二、反蒋抗日计划的实施及受挫 /65

三、声援冯玉祥抗日同盟军 /75

四、南北反蒋抗日计划失败 /79

第三章 李烈钧等上海中委与察哈尔抗日 /82

一、支持冯玉祥筹备反蒋抗日 /82

二、援助抗日同盟军  /105

三、促成察哈尔问题和平解决 /113

第四章 宋哲元与察哈尔抗日 /121

一、对冯玉祥反蒋持保留态度 /121

二、为冯玉祥组军抗日左右为难 /126

三、在冯蒋之间艰难周旋 /131

四、收编抗日同盟军 /138

下编 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

第五章 苏联、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日 /145

一、冯玉祥向苏联求援 /145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日  /152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 /164

一、中共北方特科与同盟军 /164

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与同盟军 /174

三、中共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与同盟军 /188

四、中共同盟军工作失败的根本原因 /218

五、冯玉祥对中共政治态度评析 /226

第七章 张慕陶与察哈尔抗日 /236

一、张慕陶赴张家口前的政治观点 /236

二、察哈尔抗日时期张慕陶的主张及活动 /240

三、张慕陶“联日”问题 /251

第八章 吉鸿昌与察哈尔抗日 /255

一、察哈尔抗日时吉鸿昌不是中共党员 /255

二、冯玉祥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并非吉鸿昌动员而成 /265

三、方振武与冯玉祥合作抗日不是吉鸿昌促成的 /269

余论 /279

一、抗日同盟军的性质 /279

二、察哈尔抗日的历史意义 /281

三、察哈尔抗日的历史教训 /284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3

1931年春夏，中国国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南北反蒋的新形势。在北方，驻防平汉铁路新乡至顺德的冯玉祥旧部石友三，图谋举兵以反张(学良)倒蒋(介石)。在南方，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导致宁粤关系交恶，粤桂两方暂停相争而联合反蒋。5月28日，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并组成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的口号下，准备北伐讨蒋。这种形势使蛰居山西的冯玉祥看到东山再起的一线希望，他积极行动，试图促成石友三反蒋成功，并及时与广东方面取得联系。6月1日，冯玉祥派唐悦良为代表常驻广州活动，同时命已在广东的部属简又文予以协助。12日又亲自致电汪精卫、孙科，加强联络。在致孙科电中，冯玉祥首先称赞孙科“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勋猷硕(尽)[荩]，薄海同钦。”继之则表示自己的反蒋决心说：“弟之讨蒋，始终贯彻，全军将士，无不敌忾同仇”。根据以往反蒋战争经验，冯玉祥认为，这次发动反蒋，应着重解决军需问题。他说：“过去经验以缺乏物质条件而遭顿挫”，中原大战后，部队“饷弹两缺，此种状况为弟所认为最最重要问题，现正筹划解决之道。”1日、22日两天，冯玉祥接连得到粤方回音，汪精卫敦促冯在北方呼应反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对日军侵略不谋取积极抵抗，只是依赖国联解决中日冲突。蒋介石把“抗日”问题搁置一边，将主要力量用于解决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的异己派，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这使国民党内原本复杂的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反蒋派在呼吁抗日的同时，乘机向蒋介石发起猛烈攻击。

1931年9月21日，隐居峪道河山村的冯玉祥从孔祥熙来电中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在接着的几天里，又从各种渠道传来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冯玉祥气愤至极。他说，“国事如此，伤心万分，除与日寇拼命以外，别无善法，姑不问人家如何，我总应先去拼拼，为全国倡。”在冯玉洋看来，如果蒋介石“稍有人心，万不至将国事弄到如此地步”，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故必须“催贼走开”，以救国家。于是，冯玉祥与其他反蒋派互相配合，极力促蒋下野。

P4-5

1933年夏秋之际发生的察哈尔抗日运动，虽然限于察哈尔一隅，但却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影响及于全国，引起中国社会震动，政局发生动荡的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诚如本书作者所说：“东北的义勇军、两广的实力派、上海的党国元老，以及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共产党组织等，都无不牵涉其中；即使是地处西北边陲的宁夏、甘肃、青海，因孙殿英部要西去屯垦，也在此期间闹得纷纷嚷嚷，从而与察哈尔抗日有了间接关系。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于参与其中的政治势力的多样性，也表现于冯玉祥本人在此期间思想与行为、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差异性。即使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些具体举动，也往往带有多面性、复杂性。”但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部充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作者选择这一难度很大的历史课题，探究其发生的背景，解剖其从酝酿、爆发、开展直到最终失败的演变过程，分析参与其中的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或恩怨矛盾，突破原始资料欠缺、传统观念束缚的困难，力图澄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肃清现实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纠正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经过辛勤的史料挖掘工作，获得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文献，加上原有的函电、日记及必要的报刊和访谈资料，吸收大陆、台港及海外已有研究成果，并对所得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认真鉴别，弃其虚假，取其精粹，真正做到取材宏富，证据确凿，避免简单化和空泛化。

作者没有沿袭某些既定模式来解析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实出发形成自己的见解。对于抗日同盟军的性质、察哈尔抗日的目的和意义、20世纪30年代初反蒋抗日的特定内容、冯玉祥的隐居与复出、冯玉祥与中共再次合作及其对中共态度等问题，作者进行了客观分析。对于国民党中央、胡汉民西南派、华北宋哲元所部、李烈钧及在沪中委等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中共临时中央、河北省委、北方特科、张家口前委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作者进行了详密的考察和论证。本书明确指出，由“左”倾领导人把持的中共临时中央，对冯玉祥和同盟军实行错误的打击和拆台政策，“要兵不要官”，反冯倒冯，准备取冯而代之，夺取同盟军领导权，变北上抗日为南下反蒋，建立“北方苏维埃”，是导致冯玉祥下野、同盟军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对于柯庆施的极左行径，张慕陶的所谓“右倾错误”和“托派罪行”，吉鸿昌当时是不是中共党员，冯玉祥在察哈尔发动抗日以及冯玉祥与方振武合作抗日是不是由吉鸿昌促成，等等历史悬案，都依据可靠证据一一予以认定或否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既不溢美，也不掩丑，一扫某些研究领域长期弥漫的“隐恶扬善，笔下留情”的不良风气，令人耳目一新。

总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后，竭力巩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一味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而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共产党，则主张“抗日必先反蒋”。双方都把阶级和派别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导致双方力量自相抵销，客观上给中华民族当面大敌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本书作者勇于摆脱党派斗争的格局，对此采取正视而非回避的态度，经过层层解析，充分论证，彻底揭示历史真相，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和理性思考，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一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同类研究课题中居于领先地位，富有科学性和思想性的优秀历史著作。

是为序。

                   陈铁健

    2004年10月25日深夜，写于北京之东城亮马河畔水南斋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改成的。1996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有幸随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陈先生学问精深，为人宽厚，在与先生的接触中，我时时感受到他思想上的睿智和人格上的风范。这篇论文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其中一些观点的形成也得益于先生的思想启迪。在我毕业后工作期间，陈先生对我的论文的修改和出版仍予以关注和鼓励，这使我很受感动。当年我博士毕业时，先生即将退休；如今本书即将脱稿之际，又值先生七十寿辰。在此，我谨向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美好的祝愿。

在查阅和搜集资料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南京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张家口市档案馆、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近代史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张家口当地的一些老人接受了我的访谈。当时，新版《冯玉祥选集》尚未成书，承蒙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将该书全部校样稿惠示笔者。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由于导师的引荐，我曾拜访过从事冯玉祥研究的专家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敬忠先生，他或为我查找资料提供帮助，或与我交流研究心得，指教甚多。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郭绪印先生、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陈兴唐先生等学界前辈，也对我提供过帮助。

在论文答辩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研究员、唐宝林研究员、李义彬研究员，中央党史研究室黄修荣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李良志教授等诸位先生，作为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或答辩委员会委员，就论文的进一步修改以至成书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书的出版，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和社会科学处的支持。国务院研究室詹红旗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对前述专家学者同好等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在我这些年的求学和工作中，我的家人给了我许多的理解和关照，特别是我的丈夫王斌林先生，始终给我以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这些都将使我铭记在心，并成为我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动力。

                     王晓荣

                    2005年3月

               记于陕西师大博士公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