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岁那年,我的父亲就在外面找了个女子。我是说我18岁。从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吵闹声中,我知道了那个女子的名字叫曾霞。我对曾霞一点也不好奇,没有想见到她的冲动,更不会如妈妈渴望的那样,好好地去饱她一顿青春组合拳。我倒是更害怕妈妈在争吵中,把有关于她的一些消息透露出来,如她几岁,她老家在哪里,她读了多少年的书,这些消息透露得越多,在我觉得,她就会越来越接近我,好像一条原本并不存在的蟒蛇,渐渐地把我围缠紧,叫我呼吸不顺畅,叫我生活不自在。这我不喜欢。所以,只要一听到他们争吵,我赶紧离开,借故也好,装聋作哑也好,不辞而别也好。我感觉得到,我父亲对我的做法颇有好感,我猜想,可能在他看来,这是我作为一个男性公民成熟的标志,因为我不会动不动为这种本来就难分好坏的事火冒尺丈。
好在那年我考上了大学,逃离了他们的吵闹。我母亲是经常打电话给我,要我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与父亲决战,不惜一切代价。她时而激愤,时而哭泣,时而理性,时而失控。她的电话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她说她知道我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如果我提出决绝的话,料想我父亲会退守,至少不会跟那女人生下孩子。我当然知道我在我父亲心中的地位,所以我从不高估自己。我不能跟我的父亲一刀两断。再说,他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何必自讨没趣。他虽然比较少打电话给我,我也少打电话给他。这也难怪,如果我们通话,讲到父母之间的事,而这又是我们家的大事,那谁都不愉快;不讲吧,好像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又挺虚假。不过,银行卡上的数字都是准时到达。我的学费和开销,都需要我父亲的支持。比如,我能够轻易地和好几个女孩轮流约会,没有父亲供应过来的粮草,我如何拥有家境贫寒的男孩子所不可能经历的艳福。有这些艳福与没这些艳福,不管是当时感觉,还是后来回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母亲没有给我大学好面子。她竟然找到我的班主任,要我班主任找系主任,要系主任找校长,为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孩(她最时常的幻觉)父亲长年累月不接待,大学应当发表在一个声明中表明一种良知性的立场。母亲弄得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表现出一个生意人应有的表演技巧。我内心对我母亲无比怨恨,但我在同学面前以异常平静的语气陈述一个妇女的艰辛,不仅得到男同学的赞赏,女同学们也以各种表情对我对负心男人的不屑投来绿草如茵的眼光。所有的表演,所有的目光,比不上我的一个同学的话,他说谁能说你母亲的痛苦不是太阳的光辉。可恶的是这个同学后来竟然忘记他说了什么,他劝我说,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不能对别人做出来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在我这里,是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和宽宏大量者,是人类良心的认知者,问题是我的内心如炎症般的难受与自卑。我有时跟在一个大学女教授的身后,莫明其妙地想是哪个原子的排列发生错位,结果她不是我的母亲。(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