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的是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问题，论述由新经济与网络所造成的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本书以对美国、亚洲、拉丁美洲与欧洲的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系统的信息社会理论，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网络创新与应用的快速步伐。作者审视全球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的威胁将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作者还建议工作弹性化和劳动个体化。

本书以在美国、亚洲、拉丁美洲与欧洲的研究为基础，建构一个有系统的信息社会理论，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创新与应用的快速步伐。作者审视全球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的威胁将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作者还建议工作弹性化和劳动个体化。本书读者对象包括：政治、经济、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信息化社会与认同的运动——中文版译者序

中文版作者序

2000年版谢词

1996年版谢词

总导言　网络与自我

　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

　信息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发展方式与生产方式

　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重建”

　信息化社会中的自我

　方法简述

第一章 信息技术革命

　那一种革命？

　工业革命的启示

　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序列

　　微体工程的巨大变革：电子学与信息

　　互联网的建立

　　网络技术与普遍存在的电脑运算

　　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分水岭

　　生命技术

　　技术变迁的社会脉络与动态

信息技术革命的模型、行动者与基地

　信息技术范式

第二章 新经济：信息主义、全球化、网络化

　生产力、竞争力与信息化经济

　　生产力之谜

　　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是信息化经济特有的吗？

　　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获利力

　　信息主义的历史特殊性

　全球经济：结构、动态与起源

　　全球金融市场

　　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增长与转变

　　全球化对抗区域化

　　生产的国际化：多国公司与国际生产网络

　　信息生产与选择性的科学及技术全球化

　　全球劳动

　　全球经济的几何形式：区段与网络

　　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再结构、信息技术，以及国家政策

　新经济

第三章 网络企业：信息化经济的文化、制度与组织

　资本主义重构，以及由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的组织轨迹

　　从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

　　小型企业与大公司的危机：神话与现实

　　丰田主义：管理阶层、工人合作、多功能劳动力、全面质量管理，以及降低不确定性

　　公司间的网络化

　　公司策略联盟

　　水平公司与全球企业网络

　　垂直公司模型的危机与企业网络的兴起

　　网络的网络连接：思科模式

信息科技与网络企业

　文化、制度与经济组织：东亚企业网络

　东亚企业网络的类型学

　　文化、组织与制度：亚洲企业网络与发展性国家

　多国企业、跨国公司与国际网络

　信息主义精神

第四章 工作与就业转化：网络工作者、无工作及弹性工作者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与职业结构之历史演变：以1920—2005年的七大工业国为例

　　后工业主义、服务业经济、以及信息化社会

　　就业结构的转化：1920—1970年逾1970—1990年

新职业结构

信息化社会的成熟：21世纪的就业预测

　　总结：就业结构演变及其对信息化社会之比较分析的意义

有全球劳动力吗？

　信息化范式的劳动过程

　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通向无工作社会？

　工作与信息分隔：弹性工作者

　信息技术与劳资关系的再结构：社会二元论或片断化的社会？

附录A：第四章统计图表

　附录B：七大工业国就业与职业结构分析脂肪法轮注记与统计参考资料（1920--2005）

第五章 真实虚拟的文化：电子沟通的整合、受众的终结与互动式网络的出现

　从古腾堡星系到麦克卢汉星系：大众媒体文化的兴起

　新媒体与受众的分殊化

　电脑中介之沟通、机构控制、社会网络与虚拟社群

　　迷你电信的故事：国家与情爱

　　互联网星系

　　互动式社会

大融合：作为象征环境的多媒体

真实虚拟的文化

第六章 流动空间

　先进服务业、信息流动与全球城市

　新工业空间

　电子别墅里的日常生活：城市的终结？

　都市形式的转化：信息化城市

　　美国最后的郊区边境

　　欧洲城市消逝中的魅力

　　第三千禧年的都市化：巨型城市

空间的社会理论与流动空间的理论

　历史终结之建筑

　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

第七章 永恒的边缘：无时间之时间

　时间、历史与社会

　试件是价值的根源：全球赌场

　弹性时间与网络企业

　生涯工作时间的缩减与扭转

　生命周期的模糊化：趋向社会失律症？

　否定死亡

　瞬间战争

　虚拟时间

　时间、空间与社会：永恒的边缘

结论 网络社会

参考书目

子日：“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子贡对日：“然，非与?”

日：“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篇》

公元两千年将届之际，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已然成为全球互赖，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势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苏联解体，以及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已经暂时破坏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挑战，将政治上的左派(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致命吸引力中拯救出来，并导致冷战结束，这降低核子大破坏的风险，并且根本性地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历了深刻的再结构过程，其特性是管理上有更大的弹性；公司内部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关系均分散化与网络化；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大幅度增长，使得劳工运动的影响力相应式微；工作关系日趋个体化与多样化；妇女通常是在遭受歧视的工作条件下，大量地被编纳成为有薪劳动力；国家干预则选择性地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并依每个社会的政治力量与制度性质而定，以不同的强度和取向取消了福利国家；在资本积累与管理的场合中，在地理与文化上日益分化的脉络下，全球经济竞争加快了。由于资本主义体系这场仍在进行中的基本调整，我们已经见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亚太地区崛起成为新的支配性全球制造中心、艰辛但无可动摇的欧洲经济统一、北美区域经济的浮现、过去的第三世界的多样化与分解、受市场经济影响的俄罗斯与苏联地区的逐步转轨，以及全世界有价值的经济区段(segments)整编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如同一个单位以即时(real time)运作。在这些趋势下，不平等的发展更为凸显，现在已不仅是南北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是各处社会里每个有活力的区段和疆域，与其他沦为与系统逻辑全然无关之处的地方两方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信息革命释放出庞大生产力的同时，全球经济里人类悲惨的黑洞也益形巩固，例如非洲的布吉纳法索(Burkina。Faso)、纽约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日本的釜夕崎(Kamagasaki)、墨西哥的恰帕斯(Chiapas)，或是巴黎的拉谷奴阜(La Courneuve)等地。

同时，世界上的犯罪活动与黑社会组织，也已迈向全球化与信息化，并提供了极端精神活动与禁忌欲望的刺激工具，以及我们社会需要的任何形式之非法贸易，从精密武器到人体无所不包。此外，新的传播系统日趋使用全球的数码语言，既将我们文化的言词、声音与意象之生产与分配在全球层次整合，又按个人的心情和身份品位量身订制。互动式电脑网络(network)呈指数增长，并创造传播的新形式与频道。它既塑造生活，同时也为生活所塑造。

社会变迁也和技术与经济转变的过程一样剧烈。尽管妇女状况的扭转过程困难重重，但家长制已然受到攻击，在许多社会里已经动摇，所以性别关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成为争论的场域，而非文化再生产的领域。女人、男人与孩童之间的关系，有了根本的重新定义。而家庭、性欲特质与人格，也随之有了根本的重新界定。环境意识已经渗入社会制度，其价值已赢得政治上的呼吁，代价则是被企业与官僚体系每日实践的表里不一操纵。政治系统卷入合法性的结构性危机中，周期性地为丑闻所苦，少不了依赖媒体报道与人格化了的领导权，并且日渐与市民分离孤立。社会运动则呈片断化(fragmented)、地域化、单一议题取向，以及瞬间即逝的倾向，不是退缩于内在世界之中，就是围绕着媒体意象而突然短暂炫耀一下。在这样一个没有控制、令人困惑的变迁世界里，人们倾向于围绕着“原始认同”(primary identity)而重新编组：宗教、种族、地域、民族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甚至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派”(这似乎是个矛盾的字眼)，在动乱不安的年代中，有可能是最庞大的个人安全与集体动员力量。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这不是一种新倾向，因为认同特别是宗教与种族认同，在人类社会的开端就已经是意义的根源。然而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合法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意义来源。人群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来组织意义。然而，在另一方面，工具性交换的全球网络，按照能否满足网络所处理的目标，在策略性决策的无情流动中，选择性地接通或切断个体、群体、区域，甚至国家。这是抽象普遍的工具主义与有历史根源的排他性认同之间根本分裂的结果。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

在功能与意义之间有结构性精神分裂症的状况下，社会沟通的模式日渐压力沉重。当沟通失败，或者不再沟通，连冲突性的沟通形式(如社会抗争或政治对立的情况)都没有时，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便疏离异化，视他者为陌生人，最后变成威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片断化愈加扩展，认同变得更为特殊，日渐难以分享。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就其全球展现而论也是奥姆真理教的世界，是美国民兵、伊斯兰／基督教神权政治的野心，以及胡图族／图西族(Hutu／Tutsi，布隆迪)相互灭种的世界。

由于受历史变迁的规模与范围所惑，我们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经常欣然拥抱新的千禧主义(millenarianism)。技术的预言为新时代布道，根据了解不清的电脑与脱氧核糖核酸(DNA)逻辑来推断社会趋势与组织。后现代文化与理论则沉迷于庆祝历史的终结，以及某种程度的理性的终结，放弃了我们了解的能力以及制造意义，甚至是制造无意义的能力。这其中暗含的假设，便是接受了行为的完全个人化以及社会对其命运的无能为力。

本书逆破坏之流而上，对于各种形式的知识虚无主义、社会怀疑主义与政治犬儒主义提出异议。我相信理性，以及召唤理性却不崇拜理性女神的可能性。我相信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与转变改造的政治有其实现机会，而不一定漂向绝对乌托邦的致命急流。我相信认同的解放力量，而不必接受认同的个性化，或为基本教义派所俘虏。我拟议的假说是：构成新而令人困惑的世界的所有主要变迁趋势，都彼此关联，而且我们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纵然存在有时堪称悲剧性知识错误的漫长传统，我还是相信观察、分析与理论化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建立不一样的更美好世界的方法。重点并不在于提供解答——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解答，而且社会行动者应该自行找到答案——而在于提出一些适切的问题。本书想要对此必然属于集体努力的分析性工作略尽绵薄之力；这种集体努力早已经从许多不同视野着手进行了，目标在于以可得的证据与探索性的理论为基础，了解我们的新世界。

为了要朝这个方向迈出几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技术，以之作为探究的起点；我们必须把革命性的技术变迁过程摆放在该变迁过程发生与形塑的社会脉络之中；我们也应铭记在心，描绘新历史时，认同的追寻与技术一经济变迁同样有力。论说及此，我们即将展开知识之旅，这趟旅程会带领我们到好几个领域，跨越不同文化与制度的脉络，因为要了解全球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便需要尽可能采取全球性的视角，但这当然受限于作者的经验和知识。P1-4

正宗小说起源于18世纪，红于19世纪，对20世纪的小说家来说本已太迟。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70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70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以挽回小说的颓局。

——李敖，《北京法源寺》，第366页,2000年

（重点为作者所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1999年人文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的封面使人心惊。封面里说明其外圈为世界人口，扇形派分为各区域，中央暗色楔形显示为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Internet）使用者。它显示传播与沟通的技术整合趋势，也形象地显示了全球化下的不均匀性。互联网正在新的全球网络中联系世人，但是通路却集中于富裕国家的人们之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9%，但却占互联网使用者的9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醒我们：“地理障碍可能已为传播与沟通所减低，但是新的障碍已经浮现，像普及全球的信息网，允诺连接，却寂静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排除了其余的人。”

若我们进一步审视资料（至1998年年中），可以发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7%，但是却占了互联网使用人口的26.3%。整个东亚，人口占世界的22.2%，但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却只有0.4%。再往前进一步看，有些国家的使用人口比美国还高。如北欧的冰岛(接近40%)、瑞典（30%）与芬兰等。东亚的新加坡成果最出色（超过20%）。有些国家也以有创意的方式使用与推广互联网。埃及开始推动技术通路之社区中心，让更多的个人、民间团体、小企业、低收入社区等在公共建筑物与地方商会中接近互联网。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国家虽小，却积极使其上网人口高于法国与意大利，而且他们将互联网作为学习的工具，而不是用于玩电子游戏。印度则通过人造卫星与太阳能充电的电脑来使偏远村落接触信息技术、教育与医疗服务。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数字鸿沟中潜藏的更深问题还不是接近通路，而是使用的内容与质量。这关系到我们对这个全球化与新技术挑战的认识,因此我们贡献此书以为知识的桥梁。

我们很荣幸能把我从前的老师——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教授的新书《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译为中文。《信息时代三部曲》之第一卷为《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1996），第二卷为《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第三卷为《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1998)。本套书逐年由英国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卷曾为了回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于1999年再版修订过亚太区域那一章。为了争取出版之时效，本书第一卷的1996年版翻译时，我组织了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优秀的博士班研究生分工翻译（译者分工见版权页）。但是等到本书第二、三卷翻译行将结束时，卡斯特又决定修订原第一、二卷与2000年版一并再版发行。因此我们决定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不迟于英文版，一步到位。目前读者所见的译本，都是依据2000年的最新版本译出的。曼纽尔·卡斯特嘱我写译者序，可是目的不在于介绍作者，而是将本书与华人社会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与华人读者分享对21世纪世界性趋势的学术性分析，共同迎接所有华人社会进入新世纪后的挑战。本书不是未来学，它分析的是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作者尝试将此社会结构概念化为网络社会。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称誉本书将成为21世纪的经典。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书评中推崇本书之于信息化社会，犹如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之于工业社会。吉登斯甚至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应是社会科学更新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科学崛起于工业秩序创造的巨变中，它来自西欧封建社会的废墟。而今天，巨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再度来临。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我们曾经看过，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启蒙主义的光辉中耸立,而现在，现代性的神圣光环却在影像与信息的全球流动中变换成为疑幻似真的符码。面对前景晦暗不明的新世纪，我们确知不能再延用过时的昨日范畴来看待世界，不然，政策、方案、行动均将羁绊不前。可是，话说回来，此时 “我们”本身，不也正是现实之症候之一吗？破除华人社会自己既有历史成见的关键在于学习掌握形势所必需的知识。

与全球经济形构互动的新技术力量是信息技术范型。这个在1970年代美国加州硅谷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包括了数字化的生物科技，并非单向地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技术本身所引发的。然而，它一旦成为系统，其内容则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决定。1990年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1970年代的技术革命已被当做资本主义模型转化的积极力量，新科技之高生产力也伴随产生了弹性化的工作与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信息科技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它不但显示了组织网络之重要性和劳动个人化的趋势，也在转化时间与空间。跨国资本快速巨幅移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转化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电子多媒体也正在把我们分化为“互动的”与“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前者能参与主动创新，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在历史剧变之中，流动空间并非简单地消灭了地方空间：转化的过程才是关键。例如零售业承受电子商务庞大的冲击，但它并未消失，而是被迫转化为交换与消费的形式。譬如书店就是最值得观察的对象。当亚马逊(Amazon.com)这样的网上虚拟书店兴起时，在城市里密集的书店街衰退了。有些有文化历史意义的书店会被指定为城市历史的地标（像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以免被破坏。然而有些表现出特殊的空间与文化风味的新实体书店，也竟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大潮中，有机会成为改变城市中心空间氛围的重要元素，设计师在都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上获得了全新的表演舞台。甚至书籍生产在试探电子读物或是现订现印的速成书市场的可能性之时，书籍本身的文化形式竟也有可能被设计得更加细致，升级为仿手工的产品，甚至在翻页时都能触动阅读者的身体与所有感官。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政治过程。有些社会行动者逐利，更加注重货币起伏的价值；有些却更信赖对原初团体的认同，并借以挖掘抵抗的战壕。贪婪的投机与狂飙的抵抗让赌徒与暴民成为同台演员，不劳而获竟然明目张胆地成为政治经济结合的筹码。然而积极而深沉的社会行动者必须了解正在转化中的社会并且认识新技术的巨大力量。流动空间的基础化(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是历史与技术的挑战。历史与社会中从来就没有宿命论者发言的空间。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是最值得我们探索的环节，历史的结局仍未可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与各区域发展消长的趋势中亚太经济的变化。从1960年开始，尤其是1980年之后，东亚整体区域的收入增长惊人，当然还必须包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及其以后的艰难复苏。这种历史性的不寻常经济表现和技术升级强力跳跃造成了脱胎换骨的动力与机会，亚太地区作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正在崛起。这种新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转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与多样化，使传统区域与国家间的南北对抗失去了分析现实的意义。这种趋势也改变了全球资本与华人资本的投资走向，彻底改变了东亚以至世界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然而若对世界市场中的亚洲贸易模式与跨国生产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看到日本与其余亚洲国家间战后长期的商业与技术的双重依赖性。亚洲其他国家从全球经济中，特别是从与美国贸易所获的出口贸易剩余中来承担对日本的入超，这种区域的依赖关系并未因亚洲的经济增长而改变。换句话说，亚太地区甚至亚洲作为一个有经济自主性的区域，至今并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为全球经济所贯穿，在国际分工中有制造业活力的快速发展的亚洲,亚洲经济危机则是更进一步将亚洲纳入全球经济之中。当然，中国与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加亚洲贸易本身的多重性。目前，前述的新经济与新技术正是深化技术依赖的核心。大部分的东亚经济体，国家与企业，或有前有后，均不得不倾全力提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生产力，试图拉近与美日间技术依赖的差距。于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将决定我们在下个世纪之命运，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创造性地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将全球与地方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作为新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基地，在东亚这种快速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创造性破坏” 的灰烬里，伴随着阶级的两极分化、环境意识抬头、地域意识复兴与认同关系的改变，新的社会动力正在出现。过去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也演变成更复杂的全球化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复杂关系。华人社会，包括近代散居海内外的侨社(Chinese Diaspora，或overseas Chinese) ，都被迫必须用新的范畴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必须思考华人社会与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文化特征与政治转变，甚至想像可能的网络社会所支持的特殊图景。同样，面对当前快速而多重向度的变迁和结构性的社会与历史转化，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这些范畴已经失去分析现实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时势，因为历史正在翻页。我们需要有历史感，因为除了我们的历史感之外，别无其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正是这个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崛起后的第一次警钟，我们可以预期一个开放的亚洲，但这也是一个更脆弱的、更多冲突的世界。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改变了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原是亚洲华人政治与社会自觉与不自觉模仿的对象与参考的坐标。我们已经见到了既有的国家制度性角色的改变。浮现于1930年代顽强的劳工运动压力中的福利国家已被放弃。当福利国家让位于公共空间私人化之后，相对地，作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时代制度上一体两面的对立体，市民社会的自主性竟遭破坏。当福利国家社会再分配的机制被破坏时，我们见到了社会骚乱与认同运动的烽火。这三卷书中一以贯之的红线正在于两股力量的交汇：前面提到的信息技术范型，以及另一股社会运动认同力量的牵制。它们构成了新社会浮现的基本张力。可是这种社区共同体的抵抗已不同于过去的时代所相信的现代市民认同。社会运动仍在，然而我们看见运动的片断化、地方化、单一议题退缩于内在世界之中，或短暂突显、纠缠在认同政治的内在情结之中……此时，更需要对运动进行分析而非教条认同。以此为基础，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才有机会提高到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重新建构社会转化所需的主体性。历史感无进步与退步之分。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这个社会结构。我们看见历史的尴尬，自由主义者取得的民主制度竟然使人充满了失落感。国家主权与议会代表制度双双动摇。前者终为全球经济所贯穿，而议会代表制所表现的间接民主制度已为大众媒体所表现的象征政治所扭曲，扩大了形式民主的内在弊病。当当选总统如同进入超级市场选购商品一样时，有些人以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了，但是真实的决策却比以往更加隐而不显，暗自控制在更遥远的精英手中。对经历了漫漫长夜的第三世界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黎明的情景更是情何以堪。在信息流动中的后现代符号政治嘲讽地对他们扮了一个历史的鬼脸。

当民族国家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全球化过程中历史地转化时，国家仍然存在，然而，国家的新形式与社会的新形式也必须重新开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压力之下，在城市国家（city-state）与市民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上，欧洲分享了统一的经济体，跨过了欧洲原先民族国家既有的固定疆界，却并未产生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完全的欧洲国家。它们有意避免复制世界上已有的联邦国家的国家中心与中央政府权力。于是浮现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欧洲认同被期望成为联系政治与经济建构正当性之计划。另一方面，当区域经济愈益全球化，当巨型城市连接了全球经济，扣接了信息网络，集中了世界的权力时，巨型城市却承担着不均等发展的空间结果。它既是空间的片断（fragments），也是功能与社会的碎片与区段(segments) 所形成的非连续体。这就是说，在进入网络社会时，是什么人进入网络，有权力描绘地图？面对全球化与推动它的新技术，确实需要更开阔的治理体系（broaden governance），而不只限于过去的政府(government)角色。因此摸索领域治理体系（territorial governance）重构之政治新视野，既需要能结合区域发展和有自主性的社会活力（包括企业组织与非盈利组织），又要能调和既有的各国中央政府应变迟钝与诸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缺陷。今天，当亚太区域的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历史性的组织角色已逐渐释尽其功能时，面对新世界形势的快速变化造成的国家竞争力降低与民族国家角色弱化，如何能放手让区域与地方政府面对新的结构性角色的挑战呢？地方的治理体系(local governance)如何才够敏感，以回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过程中已经初步自我授权了的（empowered）人民的需要呢？举例而言，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化城市(De Digitale Stad, The Digital City)计划得到1970年代违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分子的推动和市政府的支持，未商业化却提高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参与与市民自主性。再如加州硅谷区域与新竹—台北区域间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流动的网络是思考全球信息化过程有利的技术学习起点。甚至已经全球化了的中国台湾地区，其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正是来自这个加州硅谷——中国台北新竹—中国内地沿海全球巨型城市(global megacities)之连接性，即电子工业之国际化生产网络。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新关系要如何调适呢？立足于东亚都市史的遗产，近年来东亚国际贸易发展似乎开拓了城市国家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有无智慧与视野大步跨越亚太区域纠结着的大战与内战的伤痛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历史阴影，想像网络国家的潜力呢？对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竞争而言，企业与国家的组织角色重要，国家则尤为关键。古代中国技术优势丧失活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弹性政体的保守官僚。儒家的独占性政治伦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和皇权的一统性，对比于欧洲之自主性地域、彼此共享的文化与相互竞争，使我们自明代起即逐渐失去了技术的优势。在过去的欧洲，不但历史地形成了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且成就了现代科学，并建构了在今日已颇受质疑的所谓社会理性认知的能力。从世界史角度被迫对比之余，我们坦然承认技不如人。经历了数百年之迟滞，由改革到革命，由变法图强到激烈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再度面对新的历史的转折点，却必须面对一个新技术要再度领先我们的时代。由毛笔书法寄情不朽，经历铅笔、钢笔与圆珠笔到今天之电脑输入，这不止是书写工具之更新，更说明了网络社会的浮现：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心智与机器、象征与技术也有重新互动的机会了。然而此时，在英语已经强势地作为世界工具语言催逼人们拼命向前时，我们岂敢落后？再进一步，这个全球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网络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而且是一种多重面向的虚拟的文化。面对全球经济之多变几何形式，华人社会政治领域之城际网络(intercity networking)角色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信息流动中，在全球化的城市与区域将会是各地域未来的内缩自卫的战斗城堡,还是全球化与流动化过程中来往传递信息的虚拟桥梁与节点？华人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悲惨现实生活所衍生的忧患意识与对“经世济民”之学的渴望，在贫穷、压迫与兵灾之中很难感受到基督教文化预言的千禧年的太平盛世和恍若来世般的虚幻宗教幸福感。尤其是在新全球经济的金融市场中，在信息网络中获得生命的资本之流，不但左右了我们现实经济的命运，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更向“钱”看的单一价值，一个更以钱滚钱、投机与赌博的世界。

毕竟，亚洲已经不是过去被世界理解的边陲之地，华人社会也不仅止于被世界视为是两极化区域中新富之碎片与区段，更不能被种族主义者之成见视为天生赌徒之乡。若我们不妄自菲薄，那么我们要如何插手塑造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呢？历史岂会终结？我们亟须开放的心胸与有智慧的新视野在全球转化的过程中赋予我们的社会与历史、空间与时间以想像力的新意义，而非自限于历史的锁链，或沉溺于任何类型基本教义的认同情绪。我们只有开放自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信息，这是饱经战乱与辛酸的近代华人趋吉避凶之道。或许这样，因经济发展而刚浮现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摸索新形式，才有机会催动新政治，而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al city)才有机会成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y），并提前在东亚来临。鱼沉水底，鳟鱼逆流而上，然而它需要懂得乘势；鹰击长空，鹫眼鸟瞰，为的是回应地面的具体细微动态。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全球系统中这个已经来临的新社会。

最后将我认识的曼纽尔·卡斯特教授略作补充介绍。

卡斯特与一般西方的学院学者不同。他的博学由此三卷书可见一二。然其博学与其说是来自不寻常的学历，不如说是因为他投身于社会运动，因政治放逐而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区域进行田野研究与讲学的知识旅程。卡斯特原本出身巴塞罗那的贵族，却与他的姐姐一同与家庭断绝关系，投身于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社会运动。结果，在20岁那年因政治放逐而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流亡巴黎的岁月,他仍然参与运动，除了读书，他同时也是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65～1967年)。卡斯特是阿兰·图雷纳的学生，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好友。1968年五月运动时，卡斯特正是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的助理教授(1967～1969年)。结果再度被放逐，只得转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社会学助理教授(1969～1970年)，也于此前后参与了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时期的都市研究工作(1968年与1970年)。1970年起，卡斯特任巴黎的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社会学副教授以及都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一直到197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因为老成凋谢，亟欲物色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保持学院于世界的领先角色。于是同时从法、英两国分别挑选了曼纽尔·卡斯特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自此卡斯特离开了欧洲社会的土壤，并真正转换了航道，成为完全的学院研究者。若要求学究式的答案，严格地说，卡斯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技术社会学与信息社会社会学、比较都市化、区域发展、比较技术政策、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社会学等。然而由于社会运动实践之经验，卡斯特深知知识分子及研究者相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与自主性的意义。

卡斯特的国际性名望开始于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他早年从阿尔都塞主义者(Althusserian)的理论角度，在世界性的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历史转化与理论反省的多重力量交织的形势下，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都市社会学进行了认识论批判，造成了都市社会学范型的转移。自此，空间和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学院的理论经典。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都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一书。只是本书英译本出版时(1977年，法文原文于1972年出版)，卡氏在英译版序言中说明他已经在理论上转向，不再是结构主义者了。而1980年出版的《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则是1970年代末的著作。

1983年卡氏重要而成熟的著作出版了，这就是《城市与基础》(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一书。本书是关于都市社会运动的重要经典。由于都市运动是1960～1970年代现实社会里浮现的社会运动，传统左翼政治一时缺乏理论回应的能力。卡斯特结合扎实经验研究的理论思考改变了过去左翼对社会运动的传统观点，开阔了历史视野，也获得了怀特·米尔斯奖(C.Wright Mills Award)。

之后，他的研究就针对高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再结构过程和都市与区域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新阶段等新浮现的研究课题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要数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和1994年与霍尔合著出版的《世界技术城市》(Technopoles of the World)。隔年，卡斯特获马德里区域政府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费兰德斯奖。直到1990年代中期，卡斯特因为突然发生的健康原因，下决心谢绝了过去令他全球奔波的邀约，针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建构、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认同的运动，一口气完成了三本皇皇巨著，总算对他最近12年的研究，在世纪转换之际作出了全面性的总结。

这三本书除了题材众多，尤其表现出前面提及卡斯特广泛关心的研究区域。译者略微计算其曾经访问与研究的国家超过35个，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区域。除了一般欧洲与美洲中心国家的社会，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他感兴趣的地方。与亚洲特别有关的是，卡氏曾于1983年与1987年访问香港，1987年访问新加坡，1988年访问汉城与新德里，1989年访问台北与曼谷，1988年与1995年访问日本东京一桥大学。1984年、1990年、1991年、1993年与1997年则访问了苏联和俄罗斯，从莫斯科大学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的经济与工业工程研究所(IEIE)。1987年曾受中国国务院邀请考察技术政策，作了关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技术政策的演讲，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广州、深圳与杭州。他对亚洲的分析特别集中在第三卷第四章之中。

由于本书对来临的新世纪与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挑战提出了重要的分析，目前已经有12种文字的译本，因此卡斯特受邀的主题演讲更是超出了学术界。试举一例， 2000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欧盟高峰会邀请卡斯特就“欧洲的新经济”的主张出席不对外开放的报告会，他还参与欧洲政府的讨论并通过一些关键主张，欧洲信息社会(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已经成为欧盟政府的优先性政策了。2000年5月卡斯特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针对“信息技术与全球发展”作演讲，成为联合国协助“被信息技术体系关闭”、“脱落”或是“断了线”的地区(switch off areas)缩短信息鸿沟与全球化下不均衡发展的政策的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开始影响政策与实践，国家也必须面对新的转变。对作者而言，本书提出了问题，贡献了想法，然而，致力于新世界中的华人生活的改变，才是曼纽尔·卡斯特再三致意之所在。

夏铸九

台北，1997年7月1日

伯克利，2000年4月10日修改

一部杰作：揭示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理清信息化社会之意义——本书对社会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rldo Henrique Cardoso)

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社会科学学会前任会长，前巴西总统

卡斯特的杰作重新发现了贤达社会科学的最高雄心：揭示新技术与经济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转化来替代对人性的研究。本书将成为21世纪的经典。

——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

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而令人迷惑的转变时期，或许它标志着整个工业时代之后的一次飞跃，然而此时却充斥着对信息社会软弱无力的描述，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和大量社会诠释的空虚概述。由此可知曼纽尔·卡斯特的三卷著作试图描绘出信息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动力的重要性，它绝对可以比拟马克斯·韦伯的巨作《经济与社会》。这或许是迄今还未有人写过的社会与经济理论方面十分重要的作品，针对当前社会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化之最有意义的尝试。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