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爸爸的胡须
从我记事起，爸爸给我的印象总是有胡须的。那时的爸爸，不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心情好、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
我和二哥留在石门镇上读小学的时候，哥哥姐姐由爸爸带着在杭州上中学。每逢寒暑假，爸爸带着哥哥姐姐们回来，我看到长着胡须、戴着墨镜、手持“司的克”(手杖)的爸爸，并无亲热的感觉。虽然他和哥哥姐姐们有说有笑，但在我看来，爸爸总是那么严肃。
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钟芸芳去世时开始留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服丧期间不可理发剃须，爸爸从此开始蓄须。那是我出生后没多久，1930年初的事。祖母久病后去世，对爸爸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祖母是一位身兼严父慈母之职的善良女人。爸爸四岁之前，我祖父到杭州去考举人，连考了三次’，第三次终于考中了举人。石门湾那时已数十年没出过举人，丰家老爷中举成为稀奇事，热闹一时。但就在这一年，我那生性豪爽而又爱好文艺的曾祖母扶病等到独子中举后便含笑而逝。祖父终日郁郁不乐，以诗酒打发时日。不久废科举，祖父更是自哀而不问家事，家中大小事情均由祖母一人操持。到了爸爸八周岁那年，祖父病逝了，家中内外一切责任全部落在祖母身上。
在我爸爸眼里，他那善于冶家的母亲的形象总是“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平时既要料理染坊店务，又要应付丈夫的朋友和亲戚邻人的应酬往来，还要关照儿子的起居饮食和学业，历三十年之辛苦。祖母虽然自己不识字，但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除了对儿子的前途事业考虑周详外，也支持女儿们读诗作文。我大姑妈1912年1月创办振华女校，就办在丰家老屋惇德堂三间厅堂里。三姑妈丰满为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远赴省城杭州求学，祖母也是大力支持。我二姐小时候在家跟随祖母生活过几年，受到祖母的疼爱，其他几个孩子都是跟着爸爸妈妈东奔西跑。
父亲三十三岁时，操劳一生的祖母逝世。父亲一度沉浸在丧母的哀痛中，无法自拔，直到第二次谒见马一浮先生时，经其开解，方才提振精神。
爸爸蓄须后，胡须成为他的标准形象，也给他带来过小烦恼。在一般人眼里，三十多岁的人留着长胡子，会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抗战期间爸爸在桂林写的《教师日记》回忆过在缘缘堂时期，他和同镇孩子一起踢球，因胡子遭人耻笑而不再运动的旧事。原文是这样的：“记得昔年在缘缘堂时，医生说我少运动，以致身体不健。我下一决心，每日与儿童在院中踢球一次，以代运动，但三天后即废止。一则踢球无味，二则我口上生须，人视我为老人。一老人与儿童踢球，，见者大都好笑。被笑虽然不痛，但也难受，因此废止运动。”但在我看来，爸爸的胡须很飘逸，给我的感觉是潇洒得很，并不显老。后来不少见过爸爸的人回忆文章都说爸爸当年是“美髯公”。
还有一个关于爸爸的胡子的小插曲，即是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客居他乡时出现莫名其妙的关于爸爸“割须抗战”的流言，让人啼笑皆非。据爸爸在文章中说，1938年1月初，留居上海的亲戚来信询问，说是看到《无锡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丰子恺在乱山丛林之中步行万里，到达长沙，长须剃个干净。这位亲戚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特意写信来证实。读完这封信后，我们全家都哈哈大笑。其实爸爸在汉口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那时，我们一路逃难，爸爸在1937年年底到桂林两江桂师任教，我家才算暂时安定下来。江浙两地的报纸经常刊载关于我父亲行踪去向的消息，但大多荒唐可笑。此前浙江某报发文，用的标题是《丰子恺割须抗战》。又有一报上说记者在浙江开化亲眼看到丰子恺“长须已去”，实则爸爸从来没有到过开化。上海某小报则日丰子恺的胡子“一根不留”。这次《无锡报》又说爸爸的胡子已“剃个干净”。爸爸为此幽默地写道：“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之胡须承蒙国人如此关念，实出意料之外。近日新枚在吾怀中，常以小手弄须，时或拔去数根。今后当勿许再弄。此乃报纸之题材，国人所瞩目，小儿岂可乱弄乱拔？日内拟请联华摄一影，以白巾衬须，使之特别显明。多印几张，寄予各地索稿之报志，请其制版刊布，以明前此各报之讹传，并以答其关念之诚。”
文中的“联华”就是原在汉口的联华照相馆，武汉沦陷后退至桂林，后来又迁到两江泮塘岭圩上。爸爸曾带我们到那里拍合家欢。照相馆老板在汉口时已听闻爸爸的大名，没想到日后在僻远乡村能为我们全家拍照，很是惊喜。P5-7
去年年初，在受命承担《丰一吟口述历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时，我内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一来我虽受过正规的历史学教育，但荒废多年，对于口述历史更是门外汉；二来丰一吟馆员是名门之后，比我的祖母还年长几岁，我这样一位不善言辞的无名小卒能否让她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还是个未知数。
在数次短信交流后，我敲开了丰一吟女士的家门。正如诸多与丰老有过接触的人所述，她一身布衣，朴实的外表看上去和普通老太太无异，但言谈举止间却透着温文尔雅。我的胆怯和紧张，在和丰一吟女士拉家常式的聊天中慢慢褪去，首次访谈过程比我想象中顺利得多。
虽然丰一吟女士低调而谦逊，但她毕竟是被誉为“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的丰子恺先生所钟爱的小女儿，父亲的言传身教所造就的气质风度、阅历见识还是非同一般的，这些我都是在此后的十余次访谈中慢慢体会到的。
慈祥而又“可爱”的丰一吟女士虽然一再强调自己现在的记性很坏，眼门前的事经常想不起来，但一谈到关于父亲的往事，她的话匣子打开后却再难合上了，也因此，本书的访谈主线定为“陪伴父亲的岁月”。每次访谈结束后，她总是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中记下接下来的主题，以做准备。各式各样的卡片已成为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总是记满每天必须处理的重要事务。而书房抽屉中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两万余张卡片凝聚了丰一吟女士三十年研究父亲生平与创作的心血，也是丰氏一家认真做事的见证。丰子恺先生早年在杭州求学时，深受李叔同先生的影响，一生做事认真，从不马虎，给子女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丰氏后代为人处世的榜样。
常怀慈悲之心的丰子恺先生对善良的人是有求必应，丰一吟女士亦是如此，除了经常为佛教慈善事业东奔西走外，她还默默地和几个亲友参与慈善助学活动，从自己并不丰厚的收入中拿出大半来帮助广西、江西等地贫困地区的莘莘学子一圆读书梦，十几个寒暑，从未间断。不事张扬的她说：做好事，不求回报，是父亲教的。
“天于我，相当厚”是丰子恺先生1944年抗战期间避居重庆时作的一首词中的句子，也被丰一吟女士选为个人自选集的书名，喜爱程度可见一斑。对于过往的苦难折磨、恩怨是非，丰一吟女士早巳释怀，与父亲一脉相承的乐观豁达激励着耄耋之年的她继续忘我地工作。而令丰一吟女士更欣慰的是丰家的第三代也自愿加入到丰子恺研究工作中，大师的风骨与精神也因此而薪火相传、枝繁叶茂。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丰一吟女士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父亲丰子恺的传记，2014年1月《爸爸丰子恺》一书问世，重新增补了此前一版中被删减的关于丰子恺先生晚年生活的细节。丰一吟女士的大作对于我的访谈工作大有助益，但也给本书的撰写如何推陈出新出了难题。忙碌的丰一吟女士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精力有限，访谈内容完全另起炉灶并不现实，能力有限的我只有勉为其难，从丰一吟女士及其他研究者关于丰子恺先生的研究成果中选取和主题相关的材料作为补充，错漏之处难以避免，敬请方家赐教！
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我所任职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诸多领导、师友的支持、指导与帮助，他们或鼓励鞭策生性散漫的我投入口述历史工作的新天地；或审读稿件，对不足之处提出中肯建议并修改润色。王孝俭馆员出于对丰子恺先生的崇拜和喜爱，在百忙之余两度审阅稿件，从谋篇布局、史实考订到字句推敲，给予全方位的指导；丰一吟女士的外甥宋雪君先生在日月楼丰子恺故居陈列室值班间隙，不厌其烦，欣然接受笔者的采访要求，提供他所了解的外公丰子恺逸事；素未谋面的胡逾俊先生高效到位的访谈录音整理工作，为本书撰写提供保障。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周峥嵘
2015年8月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l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周峥嵘撰稿的这本《丰一吟口述历史(精)》为著名作家、翻译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一吟从亲历者还原历史的角度，讲述抗战逃难、重庆求学、重返江南、定届日月楼、“文革”磨难以及从事“丰研”工作的诸多往事，以真实动人的牛活细节展现一位以笔为生的大艺术家、一个普通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折射时代激荡中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口述者质朴平实的语言中时有冷峻幽默之处，令人莞尔。
周峥嵘撰稿的这本《丰一吟口述历史(精)》为海上著名画家、艺坛大师丰子恺先生的传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丰一吟女士对八十多年生活经历的回顾。讲述了从石门和缘缘堂回忆父亲丰子恺，在抗战的日子里全家逃难，从遵义到重庆，后辗转到江南，定居上海，翻译《源氏物语》、当了上海画院院长，走上“丰研”之路的经历，以精采的内容和生动的讲述，令读者感受五味兼备的人生故事，体会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