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一、司马光明确记载，太祖是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对主兵权的故人“杯酒释兵权”，商议过程和酒宴过程都描述得十分详尽；二、石守信、王审琦等“请解兵权”后，“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三、直接以经济让步为条件，迫使石守信等交出兵权。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记载了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基本上抄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乳但李焘在自注中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李焘在抄撮史料时，纠正了《涑水记闻》中的一些错误，在后文中又具体写出了石守信等出镇外藩的地点，但更重要的是，李焘明确说明了关于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都没有记录。
此外，宋代还有些人如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但他们或录自《王文正公笔录》，或参照《涑水记闻》，或抄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编的正史《宋史·石守信传》的资料也来自李焘的记载。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问题：一、当时的国史、实录、会要等官方资料，均没有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二、“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似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而且各说之间互相渲染、补充，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杯酒释兵权”的历史事实。如《丁晋公谈录》中，仅有君臣间的商议，没有涉及“杯酒释兵权”的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中，始有了较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是真宗、仁宗时代的东西。至神宗、哲宗年间，司马光就在王曾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撰述，且增加了不少文辞。至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又互相抄袭了《涑水记闻》中的内容，有的还擅自增加了情节。经过一系列的转抄补充，“杯酒释兵权”就俨然成为一种历史事实了。
那么，为什么“杯酒释兵权”之说会出现于真宗、仁宗时代，形成于神宗、哲宗年间，最后定论于南宋时期呢?顾吉辰先生认为，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要害之处，是集中军事权力，防止武人颠覆，改变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特点，以“强干弱枝”的政策，调整军事机构。这种做法，使调兵者和统兵者之间、将帅和禁兵之间，彼此互相钳制，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弊端，一直影响了宋代的整个历史进程，导致了宋辽涿州之役、宋夏好水川之役等重大战役的失败。每当宋朝在军事战争中失利，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就对宋太祖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随着宋王朝由盛至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而日益增加，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越来越详细，最后形成了一种歪曲的“历史事实”。
细究之，所谓太祖“杯酒释兵权”仅是在建国之初，即建隆二年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宿卫的军事调整措举，目的是“不可令主兵”，原因就是赵普说的：“臣熟观其非才，但虑其不能制伏于下。”既然他们没有将才，无法驾驭士兵，那么，万一“忽有作孽者”，就会出现赵宋统治的危机。于是，就有了君臣间的商议和以后对这些人的调整。因此，应该说，《丁晋公谈录》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其中恰恰毫无“杯酒释兵权”的踪迹可觅。
“杯酒释兵权”这个如此有声有色、又对宋代政治军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难道竟是出于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吗?
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抄录了《秘史》记载的一件事：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曹勋的《北狩见闻录》也记载了一件事：南宋建炎元年(1127)七月，跟随宋徽宗北迁的罔门宣赞舍人曹勋白金朝燕山南归，传达徽宗给其子高宗的寄语说：“艺祖(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明清《挥麈后录》《宋史·曹勋传》也有相似内容。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