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与电影频道合作的,一个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的专业及生平经历并作为档案收藏为目的的大型集体项目。边静、陈墨主编的《胡健访谈录/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试图全面展现当年中国电影的面貌和发展状况,并将电影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将一个真实的”个人历史”呈现给当下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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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胡健访谈录/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
出版社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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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与电影频道合作的,一个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的专业及生平经历并作为档案收藏为目的的大型集体项目。边静、陈墨主编的《胡健访谈录/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试图全面展现当年中国电影的面貌和发展状况,并将电影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将一个真实的”个人历史”呈现给当下的读者。 内容推荐 边静、陈墨主编的《胡健访谈录/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让老电影人胡健进行生平讲述,内容包括其从业经历、社会履历、个人生活三个向度,力图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探索并建立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三合一的丰富历史档案。该书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拯救了一批弥足珍贵、鲜活独特的历史资料,而且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收藏体系和学科体系。 目录 序 第一章 家庭、童年(1933一1946) 一、我哥哥和另外几个学生跑了 二、小学我受的是奴化教育 第二章 中学、参加革命(1947一1950) 一、夜里真有打黑枪的 二、称呼我老师,我就很不好意思 第三章 东北“鲁艺”学院和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 学习和演出生活(1950—1952) 一、在“鲁艺”我正规学习了一年 二、我那时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三、我觉得搞形象思维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 四、进入电影圈纯属偶然,而且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第四章 初入电影圈、中影公司(上)(1953—1956) 一、宣传科那些事儿 二、一下子把我调到中影公司山西办事处 三、负责东北训练班的王辉把我调去当辅导员了 四、我在“鲁艺”时写了入党申请书 五、当时我们还编小人书 第五章 “反右派”、下放劳动、“反右倾”(1957—1959) 一、“反右派”斗争对我来说是一次教育 二、既然是中央号召下放,我认为是好的 三、我最大的想不通在这里 四、真正跟贫下中农一起了 五、电影海报出来就不得了了 第六章 中影公司(中)、涉足影片进出口(1960—1963).. 一、文化学院的电影班 二、我的事就被甄别了,平反了 三、1962年解决了大问题 四、我们选片人总有这个思想:想成全一部影片 五、冻透了,饿透了,我坚持下来了 第七章 常驻国外(1963—1966) 一、先从新闻素材交换打通这个路 二、从机场传出消息,政变了 三、不能固守书本上讲的,你要重新认识世界 第八章 “文革”开始(1966—1973) 一、文化系统是这么形成了两派 二、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 三、说我是“5·16”嫌疑分子,必须下去 四、负责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政策 五、有条件走的你就走吧 六、在这么一个思想状态当中度过了干校这三年 第九章 文物出版社(1973—1978) 一、南辕北辙的两个事,我很不习惯 二、革命文物就在夹缝中生存了 三、这是一个真实的我 四、他走了不知道多少圈 第十章 中影公司(下)(1978—1993) 一、中影公司性质与任务(兼谈与省市公司关系) 二、中影公司与制片厂经济关系的调整 三、电视与录像对电影的冲击及关系的调整 四、中影公司内部机构改革和干部选拔 五、“改造城市影院”发展战略的提出 六、创建合作制片 七、“走出去、请进来”加强电影国际交流 八、艰难“转身” 第十一章 一年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第十二章 反思 一、安居与乐业 二、选拔使用年轻干部的成与败 三、影视合并的得与失 四、对中国电影本性的再认识 第十三章 对历届领导的回忆 第十四章 老友篇 一、夏公曾经给德问题字:“豪杰” 二、他说不用再看,就哭了 三、始终觉得我的血里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液 四、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五、到现在还是坚持拿中国护照 六、谢晋,算你有办法 七、把他称为国宝级的导演 八、当年的大嗓门现在居然就是一种无可奈何 九、搞了成名作品也不趾高气扬 十、别搞出零拷贝这种事 十一、好像还不失他文雅的风度 第十五章 结语 一、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 二、后人容易否定前人就是缺少一种历史观 三、反正基本还算平平安安、幸福 【采访手记】 附录1 怀念胡健先生 附录2 胡健先生:一个真正的人 【编后记】 试读章节 陈:对你父母没有动粗什么的? 胡:传讯时打过我父亲,在家里没有。没经历过那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日本宪兵队是主宰一切的,不需要经过伪满洲国政府,因为(我哥)这个事件性质是“反满抗日”。那时候“伪满”有一条罪叫“反满抗日罪”,这是要杀头的,属于政治犯,其他还有经济犯等。宪兵队一般是一杆儿到底的,传讯直接到宪兵队,那真是进去很难出来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家就门可罗雀了,没人敢来了,只有邻居,天天见面的。政治上的这种压迫啊…… 陈:对您也有影响?心理上的影响。 胡: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每天放学回来我得到门洞看看是不是有人。我们家发生这么一个事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个是亲戚朋友不敢再来了,还有一个关系我们家经济生活的事情是,店的股东说不能让我父亲继续干了。 陈:你父亲失业了。 胡:再找工作,谁敢要啊!再加上儿子走了,心里也难过,又挨了打,受了惊吓,所以他就一病不起了。这是1943年,我记得好像是夏天,或者秋天,我才10岁。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靠什么呢?靠典当。哈尔滨这个地方冬天冷,一般人都有皮衣,夏天把皮衣当进去,冬天再想办法赎出来,穿一冬,完了再当。当时家里把我母亲陪嫁的金银首饰统统拿去当了。那时很苦的。中国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最好的粮食给日本军队了,我们吃什么?高梁米,还是那种最次的、发了霉的,还有玉米面、橡子面。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觉要反胃。这些东西还是配给的,排队买。我父亲病倒了,我母亲撑着这个家。小时候我就陪着母亲去当铺,她特别好,不让我进去,让我在门口等着。我这个继母真是不简单,她没孩子,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尤其对我妹妹,那简直视如己出,当年那么困难也不让我妹妹做什么活儿。 1944年是最困难的,我们家就很难生活下去了。没办法,我那时候在小学念书,利用暑假,跟着一群小伙伴们去卖瓜。松花江江北种瓜,有西瓜、香瓜。我们到江北把瓜贩来,然后在街头上卖,有时我妈帮着卖,维持点生活,不然怎么办啊。 陈:1944年您才1l岁。 胡:在家里就是个强劳力了。冬天就更难过了,全家挤一块儿,真冷啊。听别人说,哈尔滨郊区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给哈尔滨供电,那我们用不起。烧煤,家里也没钱。穷孩子们就到煤场捡煤渣,夜里二三点就去了。 陈:不是最冷的时候吗? 胡:是,然后天亮的时候要出来。煤场有铁丝网拦着,但有的网子早被剪了一个窟窿,我跟着其他人钻进去。1944年,我捡了一冬天的煤。 陈:一次能捡多少? 胡:我那个年龄,不可能捡多少,捡一筐回来,就这么多,然后就拖着走。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们真是开枪打的。 陈:是军警还是保安? 胡:军警,那时候日本人也是草木皆兵。我们也是捡差不多了就走了,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也不敢太靠近。天亮以前,赶快出来,等到早晨七八点我就到家了。 陈:离家多远? 胡:说不清,那时候煤场在哈尔滨郊区外,有十几里路吧。捡来的煤渣还不敢大烧,不然很快就烧完了。用个火盆烧,一会儿开一开门,走一走味儿,白天放在门外,晚上拿进来再烧。我记得第一次把煤渣捡回去以后,我妈生了小碳炉子,着了,我们非常高兴。我对父亲说:爸,你看,儿子大了,我们冻不死了。然后父亲给我做了当时很不容易的一顿饭。当时家里有高粱米和配给领的米,还有带皮儿的,他用手搓,硬是把红的搓掉,剩了白的一点,给我煮了一顿饭吃。那是我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我妹妹都吃不上。1944年就那么艰难,艰难地过去了。 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对于日本投降,现在影视剧有各种说法,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刚投降时,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收音机都被管制了,如果哪天夜里突然查你,一摸你家里的收音机热了,就有问题了。那天我发现,突然街上秩序大乱,很多人跑,好多人还背着东西。一打听,说抢了日本人的仓库了。人们扛着米啊,面啊,服装,肉,就跑,很乱。 陈:那些人知道日本投降了。 胡:这时候发现街上有人逮着日本人就打,还放火烧日文书。现在想起来很可惜的,好多字典。现在叫日汉辞典了,那时候叫日满辞典,满街冒黑烟。这些行为是自发的,那种心情就是见天日了。乱了一阵后,很快就知道日本投降了。 陈:一阵是多长时间? P6-7 序言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合作的,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生平经历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大型采访工程。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至2010年为采访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年起为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其便利条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作为电影资料馆人,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目标,是要作为档案收集,让受访人做生平讲述,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信息档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记忆档案,固然是留赠后人,也应尽可能服务于当下。为此,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口述历史采访及其录音抄本的编纂,依据不同的目标,自有不同的重点、方法与形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编纂,在篇幅允许的前提下,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录音编纂抄本能展现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人电影从业史及与电影相关内容。二是政治运动经历及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由此展现电影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们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个人生活史,是社会史的资料。四是个人心灵史或个性成长史,看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互动。五是在确保对话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仅展现受访人“说什么”,也尽可能保留其“怎么说”,尽量保持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及对话者的个性言语特征。在实际编选过程中,会因为采访方式、资料丰欠、编选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形式。 这套书有须共同遵守的编辑体例。具体如,1、每个访谈都必须有一些常规项目,例如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师姓名,采访时间、采访地点等。2、保留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问答形式。3、编纂抄本必须以原始抄本为依据,如有修订必须用括号标示。4、编者可以作必要删减,但须保持对话语意完整性。5、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6、编者应针对访谈录中须加解释说明的地方作出注释。7、每个访谈录后面都必须有《采访人手记》,提供必要的工作说明。8、每册书后,须有分册主编的《编后记》,说明其编选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须遵守的基本体例之外,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我们鼓励分册主编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进行探索和创新。 这套书采取分册主编负责制度。分册主编人选,大都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成员,包括张锦研究员、李镇副研究员、黎煜博士、边静博士、周夏博士、黄德泉副研究员、蒙丽静博士、李相先生、王霞女士、彭琨女士、苗禾女士和我本人。我们还聘请了张震钦研究员、刘桂清编审等资深专家,孙劲松副研究馆员及《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等担任分册主编。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授权我们出版其访谈录的所有前辈电影人! 我们曾得到过程季华、罗艺军、李少白、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等学界前辈,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学虞吉教授,电影史家翟建农先生,山西社科院丁东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小群教授等人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向诸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要感谢电影频道慷慨资助;要感谢阎晓明先生、陆弘石先生! 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前任馆长傅红星、前副馆长饶曙光、前代理馆长张建勇及现任馆长孙向辉!感谢倡议者和领导者皇甫宜川研究员!感谢最先探索者启之研究员!感谢李迅研究员、李一鸣研究员、单万里研究员!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处、财务处所有支持和帮助过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事们! 感谢所有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摄像、录音工作的在读或已毕业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学们! 最后,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感谢类成云、曹茜、秦赞,和已经去世的副总编辑尹宁安先生!感谢胡子光、宋岱两任社长!感谢所有为之付出的人! 后记 一、为什么选编《胡健访谈录》? 选编这本书最初是丛书主编陈墨先生提出的,经过项目组讨论并一致通过作为单人卷来编辑出版。单人卷讲述人的选择条件,陈墨先生在序言中已做了说明。另外,采访手记可以辅助理解选编的初衷。我提出承担这册书的编辑,主要是因为对电影发行放映领域的兴趣,而且在已出版的这套口述丛书之《影业春秋》中,我已对胡健先生的口述做过一些编辑整理工作。实际的编辑工作的确回馈了我的研究兴趣,并给予很多启发和感动。 二、选编的标准是什么? 陈墨先生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编辑条例》,这是我们选编的基本原则。在此之下,不同执行主编有一定的编辑自主空间,因而不同分册会有些个性差异。 选编的标准涉及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在内容上,这册《胡健访谈录》基本记录了原始抄本的内容,或者说,传达了原始采访的基本意图。因为单人卷的文字容量大,所以有可能让我们呈现某个人较为完整的口述历史采访面貌。从这册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到,胡健先生自己列出的口述采访题目全部包括进来。丰富的内容,有效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之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的多维度原则。当然,与原始采访相比,内容的删减也是必要的。选编中,删减内容包括:(1)讲述人要求回避发表的内容。 (2)家属要求回避发表的内容。因为胡健先生已去世,文稿经过王秀媛女士的审阅。 (3)其他被回避的内容。以上三条涉及的内容并不多。 (4)重复讲述的部分。其中,为了让采访人更明白而重复讲述的内容,编辑中会舍去一部分。(5)口语表达中哕唆的部分。比如语气词;再如一些个人表达的习惯,使意思表达哕唆。编辑中,为使读者了解讲述人的语言思维习惯,保留了一部分,但也去掉了很多。 (6)个别地方(人名地名)因为一时难以考证真伪,或者无法搞清讲述人的意思,删掉了。这里涉及的内容很少。 (7)删掉了采访人和讲述人就某个事物的考证进行的讨论。而直接把考证过的时间、地点或人物编辑进来。 在形式上,即编辑的方式方法方面,需要说明的有: 1.大的章节遵照胡健先生的意愿,共列出l 5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的细目也是按胡健先生所列提纲标注的。其他章节的小标题基本以行文中的一句话来标示。这个做法借鉴了陈墨先生所编《陕西女子放映人》卷。 2.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编辑中,变动的情况比后面的章节要多一些。主要对相同相似内容进行了位移合并;语流上,相对后面电影业务情况的讲述与对话,这里更琐碎一些,所以进行了一些合并重组,使行文更简洁流畅。但力图讲述的基本意思不被改变。这些调整一并在此交代,并没有在行文中标示出来。 3.与第2点相关,后面的章节中,内容的位移很少。第十四章老友篇中,既回忆了老友们的个人特性和彼此交往,也包含不少电影历史事件和影片制作发行情况,与第十章有相似之处。鉴于讲述逻辑和情绪表达,基本没有调整位置。所以,老友篇中也包含很多电影经济内容,甚至具体影片案例。 4.行文中的“()”基本是编者加入的。表达了几种意思:编者补充解释,如“所以叫屺姆岛(也有人称寄母岛)”;补足缺失部分,如“(按)现在话来说他是执行经理人”;讲述人自己的补充说明,如“打开一看(我妈也念过小学,认点字,但是写不了),越看越不对”等。 5.保留了口语表述中的一些省略用法。人名的称谓,如“陈荒煤”表述为“荒煤”。中影公司的称谓常常表现为“公司”、“我”等。 6.对某些人名做了隐晦处理。 经过这么多编辑处理,与原始采访的面貌相比,出版的文稿发生了很多变化。仅从文字数量看,采访56小时,整理速记文稿53万多字,编辑出版的采访只有29万多字,文字出品比率不到55%。看到这个结果,我被吓了一跳,总编陈墨也很惊讶。原本我们以为文字量很大,至少会到40多万字。过去我们的项目没有做过单人卷,所以对这个比率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当然,编辑的方式会极大影响这个比率。我又重新查看了原始速记文稿,结果是:1.没有段落的遗漏。2.主动回避的内容不是很多。3.大量的删减和调整发生在编者认为的讲述重复、哕唆、寒暄、语流过碎等方面。重新检视后发现,在适当的删减和调整之外,的确有被遗失的有价值的信息。在编辑的具体时刻,它们被否定或者无处安置。这是一个遗憾,也是编者本人在日后编辑中需提高的地方。 较真儿一点,口述采访的最完整状态是由采访人和讲述人共同完成,并发生在采访过程中,是无法完全再现的。比如对话时双方的表情和情绪,单机拍摄只能保留讲述人的影像。我们的口述历史,被保留下来的最原始的档案是录像,而从影像传播到文字传播,即使没有刻意删减和编辑,信息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衰减。一个典型例证:胡健在讲完菲律宾友人时,情绪失控,潸然泪下,持续一分钟左右。而目前我们的文字速记稿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依据录音,基本听不出胡健在哭泣,所以没有把哭泣的信息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然后书稿编辑自然也会把这个重要信息漏掉了(编辑中,可以感觉到这里的情绪变化,但没有明确感知讲述人在流泪)。在考证人名时,我查看原始录像,发现这段内容的真实完整的信息竟如此丰富。它对于研究人物心理和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看过书后,希望对某个细节做深入研究,建议参考原始抄本和原始录像。但是再次强调的是,使意思、情绪、情感基本符合原始抄本,是编辑中始终把握的原则。对于缺憾,恳请谅解。 六、口述历史采访中会遭遇怎样的伦理道德困惑? 在一次口述历史研讨中,有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讲述人会对某个问题先征求采访人的意见和态度。有时为了达成和谐的采访氛围,采访人会回避自己真实的态度,迎合讲述人的期待。但这样会形成采访人内心的忐忑,似乎有欺骗之嫌。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口述历史采访会遇到各种讲述人、各种问题、各种对话状态,不同的采访人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自然,在基本伦理道德准则下,口述采访不允许存在欺骗、误导,这不同于某些批评曝光式的新闻采访。而善意的谎言是否可以?总体上,是应该回避的;对具体发生的对话情形,可以具体分析。1.在文稿整理中,发现自己或者其他采访人通常会顺着讲述人的逻辑做出回应,很多时候这个回应不代表采访人的理性判断,所以不涉及欺骗与否,也不会产生伦理道德困惑。这是对话聊天中的一种常见模式;在口述采访中,为了达到好的情感状态和沟通氛围,这种方式更是自然。通常这种回应并不涉及复杂或者重要的价值判断,但也不尽然,采访人的回应就应该谨慎。2.在被追问到采访人的意见和态度时,真实表达或者模糊回应都是可以的,从而避免善意的谎言。我也曾被问到:你们做口述历史是什么目的和立场?在当时的语境下,我很清楚对方的担心,担心我们站在某种群体或局部利益上发言。当然这时只需要如实陈述我们的工作目的就可以了。对一些不好做出回应的问题,可以婉转拒绝,但表达出自己真诚听取对方意见的态度。良好的交谈氛围,不等于简单迎合。虽然在采访中,会发生试探、交锋,但诚恳专业的态度还是实现良好沟通的基础,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听到真实的表达。3.在基本准则下,面对不同的讲述人、不同的话题,采访人可以灵活对应,没有死板的原则。语言的表述尽量采取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 这里探究的是口述历史采访方法,但可以提示读者如何来阅读和看待口述历史文本。 七、感谢 文稿整理中,我请胡健先生的夫人王秀媛老师审阅书稿,心里有点担心。一来王老师年纪大了,看这么大量的稿件,是个负担;二来再次回顾和阅读胡先生的一生,有些事会不会让她情绪波动,影响健康?幸好,王老师顺利看完了稿子。自然,看过后,往事幕幕回放,有时难以入眠。在此,向王老师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意。另外,在校对中,还向中影公司詹沙浪、李世奎、余玉熙老师多次请教,他们都很热情认真地提供了帮助,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还要向电影资料馆的同事彭琨和研究生孙波、赵林林表示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编务帮助。 边 静 2013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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