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回答）》一书是国学大师、文化昆仑季羡林九十余年的人文哲思精华，是其近百年人生历程，纵论了古今，打通了佛、儒、道思想壁垒，融汇了中西，把人生价值、世界真相、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娓娓道来，开人眼界、启人胸襟。

《我们该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回答）》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一本人生沉思录，主要内容分为天心、社会、个人、情思四个板块。通过这四方面的内容，教导年轻人怎么认识自然、洞悉人生、怎么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怎么提高个人修养、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关系。

天心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长生不老

时间

论正义

沧桑阅尽话爱国

论恐惧

缘分与命运

坏人

走运与倒霉

年

回忆

当时只道是寻常

寂寞

忘

生命冥想

社会

做人与处世

送礼

傻瓜

漫谈伦理道德

道德问题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公德（一）

公德（二）

公德（三）

公德（四）

漫谈撒谎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应当说谎?

论说假话

世态炎凉

趋炎附势

论朋友

论怪论

对号入座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牵就与适应

论“据理力争”

生活的现实

从小康谈起

漫谈消费

对广告的逆反心理

谈所谓“老龄化社会”

汉语与外语

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

赞“代沟”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希望21世纪家庭更美好

个人

论压力

容忍

成功

毁誉

谈礼貌

谦虚与虚伪

满招损，谦受益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做真实的自己

三思而行

爱情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藏书与读书

我和书

才、学、识

写文章

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温馨的回忆

我和北大图书馆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情思

听雨

野火

雾

三个小女孩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两个乞丐

一条老狗

老猫

喜鹊窝

月是故乡明

赋得永久的悔

遥远的怀念

回家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沧桑阅尽话爱国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53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生命的价值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坚持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力量。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

智。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已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岁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