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先生的精神业绩影响了一代代新闻从业者以及学人，是报业的前辈，其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在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如何重塑新闻工作者时代精神，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宪阁、山石、王敏芝编著的《报界宗师张季鸾》图文讲述了张季鸾先生的生平、职业生涯及精神追求，记述了张季鸾先生在抗战爆发后直到逝世利用新闻媒体推动并宣传全民抗战做出的突出贡献，再现了张季鸾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

刘宪阁、山石、王敏芝编著的《报界宗师张季鸾》以张季鸾先生亲友的后人、同事的后人有关先生生平事迹的访谈为基础，图文形式讲述了张季鸾先生的生平、职业生涯及精神追求，特别记述了张季鸾先生在抗战爆发后直到逝世，利用新闻媒体推动并宣传全民抗战做出的突出贡献，展现了张季鸾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

第一章 辗转求学助力革命

 一、榆林张季子

 二、师从刘古愚

 三、东渡扶桑，属意革命

 四、孙中山大总统秘书

第二章 抽身政坛重返报界

 一、人生的低谷

 二、投身报业的反袁勇士

 三、两度系狱

 四、互为伯仲

 五、张季鸾的办报特点

第三章 珠联璧合 文人报国

 一、主持笔政

 二、书生报国

 三、张季鸾的政论写作

 四、张季鸾著名的“三骂”

 五、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及政治态度

 六、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第四章 桑梓情深故园难忘

 一、桑梓情深

 二、赈灾募捐

 三、乐善好施

 四、亲恩难报

第五章 为报国恩一心抗日

 一、抗战全面爆发

 二、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三、“九一八”前后的张季鸾与《大公报》

 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张季鸾

 五、保卫邦家，应付外侮

第六章 知人善用明察秋毫

 一、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二、桃李满天下

 三、张季鸾与徐铸成

 四、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第七章 大家气度国士精神

 一、首倡“四不”办报方针

 二、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三、西安事变中的张季鸾与《大公报》

 四、张季鸾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过程

第八章 报人楷模鞠躬尽瘁

 一、报人楷模

 二、荣获“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三、鞠躬尽瘁，巨星陨落

 四、报界宗师：对张季鸾精神及价值的再认识

附录 张季鸾成就

2．父亲为官

张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厚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

张季鸾父亲在山东做了几任小官，但是，都不太成功。按照章太炎所撰的墓碑，里面说他善于断狱判案。不过，从已经公布的史料来看，这些说法可能都不太准确，可能是为尊者讳而做的一种姿态。一些资料表明，张先生的官当得并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前期生了几个孩子，这一点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出端倪。比如，张季鸾叫季鸾，古人行辈按伯仲叔季排序，所以张季鸾有三个哥哥，另外有两个妹妹。这几个哥哥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都因为各种缘故离世了。

1934年，张季鸾回乡祭祖，当时正值他的父亲百年冥诞，这个时候，他的几个哥哥都离世了，一个妹妹也离世了，只剩下一个小妹妹，即张季珍女士，后来嫁给李仪祉，就是关中蒲城李家众兄弟之一。张季鸾的这几个兄弟都没了以后，也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子侄辈。张先生有很明显的家族血脉的焦虑，这也导致了他在婚姻生活和其他方面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最典型的是，为了寻求香火延续而不断续娶的问题。

张季鸾父亲人称老进士。考中的时候四十多岁了，这也不奇怪。在过去的科举体制里面，念书准备，从秀才一直慢慢考，从乡试、会试慢慢考上来，四五十岁考中进士是很正常的。当然，这种老进士跟他一直是武人的家庭背景也有关联。张楚林做官很不得志。比较耿直，在官场上不搞行贿，不搞关系，同事上下级之间看不上他，不断排挤他。但是，山东当时也有一任官员赏识和提拔他。

张楚林虽然是念书的，然而，他时刻关心着军事和当地的安危。当时，清未有一次著名的回民起义，已经攻打到榆林城，他协同当时的总兵刘厚基等击退了这次进攻，保卫了榆林城。

张楚林协助榆林城的守兵抵御了外敌，刘厚基才发现这个读书人不简单，居然还可以治兵守城，就开始慢慢提携张楚林，让他有机会从一个当兵的世家转成读书人。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张曜，也帮助了张楚林。张曜也是当兵出身，很看得起这种本身读书却也可以治兵的人物，这也导致了张季鸾的父亲在官场上连续多次被贬的情况下，仍得以在山东做了长达5年的县令。楚林公在山东做的几任官都不长，都没超过三四年以上的，只有在邹平这个地方当的时间最长。

3．家族重教

张季鸾出生时，他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能会指点他小时候读一些书。但是他的教育，更多的是回到陕北以后形成的。毕竟他在山东那几年，也就十二三岁以前，他没有读过太多的国学类书籍。倒是回到榆林以后，先是在榆林的大儒田善堂先生那里受到指点和教导；然后又有在当地做官的、像陈璜这样的士大夫提携他，让他有机会去读更多的书，并知道怎样读书。何况，他在山东时，父亲在外面做官，也没有办法照顾家里。他自己和母亲生活在家，这样的分居生活，就很难指点他。回到陕北以后，才有比较完整地接受教育和指导的机会。

特别是陈璜推荐张季鸾和自己的儿子到省城附近，到刘古愚先生这里接受关中的教育，成为张季鸾真正接受完整教育的开端。

张季鸾母亲王氏是当地一个小财主的女儿，家世不好也不差。她续弦嫁给季鸾父亲时也就十几岁，1904年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出头。这位母亲带有山东孔孟之乡的精神特质，特别关心季鸾的教育。回到陕北以后也特别支持张季鸾的学习。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张楚林虽然是在山东做官，但是在陕北老家，还是有些多年积攒下来的产业。但由于他1877年考中后，多年在外做官，到1901年前后他离世时，离家已经二十多年了。家里面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回来料理家事，也发生过一些纠纷。从章太炎为他所撰墓志中留下的记载得知，张楚林在陕北唯一的一份产业被合伙人欺负孤儿寡母剥夺了。这就导致张家相对比较贫寒。虽然如此，但是王夫人对张季鸾的教育仍然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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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和报纸评论家。幼时，他就读于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因文章出众而深得沈卫、沈钧儒等名人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1911年回国，任上海《民立报》记者。辛亥革命后，张季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在此后的15年间，他始终坚持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紧扣读者心声，使《大公报》发行量跃居当时中国报业发行量的榜首。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张季鸾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后，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就是报纸不属于任何党，原则上“等视各党，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卖”，就是“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做交易”；“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他的“四不”主义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行动以使天下公众监督。

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1930年春，蒋介石连续三次围剿红军，《大公报》追踪报道，发表了大量赞扬和肯定红军的文章，为正义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国民党要求各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在延安采访时撰写的文章，及时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大公报》还派记者曹谷冰去苏联采访，连续报道苏联的建设成就，鼓舞了革命者的士气，坚定了广大群众的信念。

《大公报》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文人论政”。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为了国家，为了公义，张季鸾曾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社评。

一是1926年12月4日的《跌霸》。该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这是骂吴佩孚；二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文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之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三是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浩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坚定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的政论，不偏激狭隘，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

故而报界同人称赞曰：“近代文人论政，前有梁启超，后有张季鸾。”他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活的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张季鸾的才华被国民政府看中，欲以金钱收买。

1932年5月，在一次国民党中常委秘密小组会议上，经宣传部长叶楚伧策划，决定以15万元（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700万元）收买张季鸾及其《大公报》。张季鸾在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的15万元交通银行即期汇票时，立即召集编辑部人员，在发表了“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就写不出来”“《大公报》要坚持十二字办报方针”等言论之后，命总务主任将汇票退回。

因为针砭时事、敢说敢言，张季鸾曾两度被捕入狱。

1913年，袁世凯秘密向英、美等四国大量借款，伺机向南方用兵，镇压民主革命，并一手策划了“刺杀宋教仁”一案。张季鸾闻讯，愤然挺身秉笔，在京、沪《民立报》上揭露真相，遂被袁世凯拘捕入狱。经过社会各界出面营救，他才脱险。

1917年，张季鸾因披露段祺瑞卖国行径而再度身陷囹圄，历时半年之久。出狱后，他撰写发表了《铁窗百日记》长文，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赞颂。

对此，于右任评价说：“恬淡文人，穷光记者，不避艰难，说袁家黑狱辛酸呕出心肝。”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每天一篇3000字的“社论”，均由张季鸾执笔。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国共两党均发唁电，以示哀悼。

毛泽东等人的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蒋介石的唁电是：“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

两党最高领导人对张季鸾同时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因为张季鸾未任政府公职，不便国葬，于是以国葬待遇举行了“公葬”。其葬礼规模空前，为新闻人葬礼之最。

1944年，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于右任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其作序。他在序中说：“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今日重提季鸾先生，重新去认识张季鸾，重新解读张季鸾，意在传播、弘扬其精神和品格。

张季鸾以一介无拳无勇的书生，怀抱文人议政的理想，虽两度系狱，而志气未尝少歇，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于新闻中见评论，在评论中有新闻，笔锋常带感情，功效辟易千军。对此，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同时，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文坛掌故、报界秘密，足广见闻。周恩来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此语正如“文坛巨擘，报界宗师”之悼词一样，实在可以生为考语，死做墓铭。

本书吸纳了同名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采访张季鸾同事、亲友的后人的实录整理素材，许多资料属首次披露，真实、可信，是对以往张季鸾研究成果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