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当代华语文坛极具大师潜力的小说家。

《小山河》一书，朱天心、严歌苓、王德威、阎连科、苏童、骆以军、蔡崇达等海内外文学名家联袂推荐。

首部散文集，关于家族、原乡、阅读的印刻，

无论时代怎么惊涛骇浪，人的小日子，还是一样要过。

谈人文掌故，旧日风雅；亦品评美食时尚，当下风流。纪录其人生游走，及写作轨迹。谈及家族渊源，流徙变迁，冷暖入心，尤为动人。

从旧的东西里，看出新的来；从新的东西里，看出旧的来，都是自以为有趣的事情。

《小山河》是两届“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得主葛亮的首部散文集。

葛亮生于南京，后远赴香港求学并定居。书中颇有情趣地描绘了香港生活的点滴，太平港、港大、红磡、荷里活道、椒盐濑尿虾、避风港炒蟹、雪冻豆腐花、张爱玲、太平清醮……于细节处彰显一座独特风味的海港城市。间杂作者对原乡南京的怀念，虽离故土心不离，追思先人，冷暖入心，情怀不解。或谈阅读与写作，娓娓道来，人文掌故中尽显风雅。

自序 一封信

第一章 人世

 拾岁

 城池

 腔调

 气味

 春色

 巫问

 声音

第二章 人间

 江南

 舌尖

 霓裳

 暂借

 书衣

 先生

 无珠

第三章 行间

 诸神

 追译

 故事

 生活

 小说

 文学

第四章 光景

 出神

 经年

 沧海

 镜像

 世界

 伶人

后记 笔记本

拾岁

说起这十年，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台上，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浅浅的海浪激荡，岛屿便是浮动的船。

院落里灯影阑珊，圣诞树兀自精神。夜已微凉，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坐在藤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愿，不愿意错过热闹。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也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间堆积。小狗不知倦，将李医生家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在院落里巡游。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讲的依然是往事。这夜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的家族，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出现人生的交迭，只在历史的关隘。抗战伊始，祖父辗转到此，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还是匆匆离开，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建国初期，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然而，终究是单纯真实，一九六〇年的时候，被双双发落到了东北。这其间的艰难，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居然也就水静风停。终于回到故里，站在罗湖桥上，姑祖父泪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这是十多年后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说起话仍是利落爽脆，讲到兴起处，仍是朗声大笑。

旧年我博士毕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一家人拍了照片，冲印出来。姑祖母看着笑着，终于有些动容。她指着那巨大的建筑说：看，颜色都旧了。我来那会儿，还没它呢。它现在都这么老了。

千禧·劝学

我来到香港，是在千禧年的尾声。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黄昏的光铺洒下来，也有些暖意。下了车，走上了一条叫作“高街”的街道。这条街的陈旧出入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再读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用了一个词“崎岖”，终于有些感叹，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

与高街垂直的阶梯，竟然也是一条街，叫作“兴汉道”。咫尺之遥，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都是做学生的生意，竟也十分兴旺。这兴旺间，暗藏着竞争。有家叫作“艺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婆婆管收钱，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负责些零杂的活计。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个壮年的男子，人称“肥仔”，设备比他们先进些，店堂也整饬些。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无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几年，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般咸道”。“般咸”是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简省而生僻，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碧咸”，Zidane译成“施丹”，多少有些不着调。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要道路，曲折漫长。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坐落着许多名校，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环绕着香港大学，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

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绿荫里面。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这座老牌的大学，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气是内里的，有孙中山、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渊源便也不用多说。

P3-5

一封信

祖父的遗作《据几曾看》原稿中，夹着一帧相片，是一个端坐的中年女子。相片的一角上，有自来水笔写的“敏先”二字。这是祖母的字。祖母形容肃穆，目光沉郁，无一点闺秀气。华服之下，却有丈夫的气概。她怀里揽着年幼懵懂的孩子，那是我的父亲。拍照的时候，未预见家中变故。只是数年之后，祖父在中央大学教授任上染恙，是积劳成疾，终于不治而撒手人寰。从此祖母一人担起教养子女的重任。时事艰难，却未有过放弃，直至父亲兄弟三人大学毕业。次年，祖母身染沉疴，一病不起。临去世时，只是说：不要走，我走了，家不成家了。因为祖母的信念，在以后的很多年，父亲兄弟虽分居各地，却始终团结如一人。这也令祖父的老友们感怀。

多年来，《据几曾看》摆在案头。写作前后，我时不时会翻一翻。不为别的，只是视之为习惯，作沉淀心智之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祖父在四川江津，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经手著录藏品，一九四九年后，多转移台北故宫博物院。旧年赴台，见之甚觉亲切。祖父工楷自书，辅以绘事，阐发画理。见之文字，如见其人。民国是个好时代，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及至当世，仍可以之为鉴，躬身自省，反求诸己。世故人情，皆有温度。内有渊源，举重若轻。

整理信札，得见祖父老友王世襄先生十年前为祖父著作，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临生副院长商讨插图并合作出版一函。王爷爷性情之真之挚，向为友人与晚辈感怀。六十年前，他与祖父一见如故。谈文论艺，若伯牙子期。祖父见背十数载，又承年迈老友为其遗作付梓奔波。旧年拙作《七声》于台湾出版。王爷爷欣闻之下，不顾耄耋高龄，特又为之撰写书名与扉页题字。如今忆来，仍觉暖意，因祖父书中品评艺作，现多藏于海峡对岸，王爷爷为玉成此事，极尽心力。唯录信中数语，以作感念：“兹为老友葛康俞先生遗著《据几曾看》出版事，向您求教。康俞先生为清华大学名教授、哲学家兼美术史家邓以蛰先生之甥。一九四三年冬在重庆图书馆参观故宫书画展览，初与订交。此后谈艺，时有书信往来，直至一九四八年襄赴美。先生工书画，行楷醇厚有古风，山水萧散澹远，可与宾虹先生抗衡，文华尤典雅隽永，耐人寻味。惜英年早逝，使人感伤。遗著《据几曾看》一种，著录历代书画名迹一百九十六件，计一百九十四页。卷末有宗白华、启元白两先生跋，皆推崇备至。此稿已向北京三联书店推荐，建议影印出版，蒙表示乐于接受。当前主要问题在插图……由于所收多为尊院藏品，且手稿为繁体字，襄今年两地故宫联合出版已有先例，当属可行。如蒙予以考虑，至感欣幸。总之亟望老友遗著学术佳制得以传世，纯出个人愿望。为此而上书奉扰，有渎清听。诸祈鉴原，至感。”信札往来、序跋，皆是友谊见证，经得起时间研磨。故人已去大半，还有些重叠的掌印，惺惺相惜。宗白华的辞采，启功的温婉，手边的字里行间都还在。无奈人都走远，时代亦随之凋零。

祖父的时代，人大都纯粹，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这是时世大幸。投射至家庭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沉的君子之道。所谓家国，心脉相连。祖父为孩子取名，我大伯小名“双七”，因生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国殇之日。而父亲则昵称“拾子”，他诞在一九四五年，取《满江红》的词意，有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意思。取名是家庭内细微事，却得见时世胸襟。

写这本书，多半是有所牵挂，但亦不全是。或许眼前的时代是更好的，所以要多走走，多看看，多想想。已经过的一些，便写下来。从旧的东西里，看出新的来；从新的东西里，看出旧的来，都是自以为有趣的事情。是为序。

笔记本

说起用笔记本的经历，多半和健忘相关。“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被我奉为圭臬。后来有了平板计算机与智能手机，笔记本实际是用得少了，因为我经常忘记它们被放在了哪里。

我喜欢用纸笺。这是出于写字的需要。竖格的直笺，随便写一些什么，都觉得通体舒泰。记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给老辈的朋友们写信，还用这些纸笺。得到的回信是同样的格式，去与来之间，便有了某种期待。跟爷爷的老朋友，三联的范用先生通信，回信里，会夹他孙子的一帧小画，是出其不意地窝心，有些忘年相知的意思。但是，这些朋友因为年纪的增长，陆续凋零，让用笔书写这个行为，似乎都失去了某种依恃。

写作间的触动，往往是分散的。过于精致的笔记本，不见得可以写得出东西来。一些意念和想法，在信封、银行账单的背面，甚至杂志的空白处，落笔成趣。但这种分散，也往往会让自己吃了苦头。因为梳理只字片语的个中逻辑，犹如解字谜。所以，笔记对我而言，还是踏踏实实的“记”的功能，是回忆的载体。这些年，由于写有关民国的风物，录了不少的文字。关于中国的盐运历史，关于北伐，又或者有关中国近代知识界的起伏--京津文脉的流徙、联大的变迁……方寸之间，都成为岁月的积迭。因为涉及梨园故事，一段时间，沉浸其中。各种剧目唱段，在家里绕梁不止，也做笔记，不记唱词，不记曲谱。记的却是伶人表达故事的腔调。同样是西皮流水，《三家店》唱的是痴情；《打龙袍》唱冤屈与怨艾；《李逵下山》唱忠义；《四郎探母》唱的先是爱，后是关于信任的考验。京戏的逻辑，包罗万象。而音乐作为语言的传递，需要实时的翻译与捕捉。自认不是很好的译者，笔记本便派上了用场。

关于用笔记本直接创作，以往是少尝试的。所以我十分佩服可以在笔记本上一挥而就的朋友。记得有一次去深圳作一个讲座。对谈的搭档是前辈陶杰先生。上了车后，陶先生掏出一个本子（或者是拍纸簿），开始奋笔疾书。车上的谈笑风生，对他并没有任何的耽搁。路程不过半个小时，下车的时候，陶先生将一页纸撕下，给同行的工作人员，说：麻烦你找个传真机，传到这个号码去。说完又补了一句：拜托，这是我今天要交的专栏。倚马立就，我想。再看他，如同以笔为矛的侠客。回忆起来，一次用笔记本成文的经验，在数年前。那是一次在机场漫长的等待，因为航班晚点。漫长到看完了五集美剧，耗尽了iPad的电量，又看完了半本舒国治的行脚美食文集。终于，决定要做点创造性的工作。从包里掏出了笔记本，做了默认在郑重其事的情境中该做的事情，为刚刚交稿的长篇小说写自序。由于写的是南京，思路尚算通畅。写青少年时期的城市念想，写这城市于历史的遗留，由“三百年间同晓梦”写到“文革”的青春暴烈，从秦淮河畔的老字号写到“1912”仿制的民国建筑。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竟出其不意地顺畅，有如神助。那感觉太美好，至今记忆犹新。

那本笔记本是在南京的先锋书店买的，封面上是喜庆的红色剪纸，盖着蓝色橡皮印章。不幸的是，后来在一次旅行中遗失，自然就连同这篇序言的初稿。后来回到家乡，又特地去了这家书店，买了几本，聊作慰藉。不觉间，也重拾笔走纸上的乐趣。旧年搬家，发现了一本毛边的线装本子，竟是祖父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据几曾录”四个字。打开，字迹龙飞凤舞，潦草非常，远非其常年治学与为人的严谨印象。有一些大约还是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如今已难破译。有一篇，大概可以辨识得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由川入滇的行程安排。手绘了一张地图，工笔入微，是其中最有雅趣的部分。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常说的旅行攻略吧。

这书中的内容，大约回归到了笔记最为原初的意义，关乎过往与观看。记的是一些时间的感受，也是对人与生活的印象。这些感触，用笔描摹下来，一笔一画，源自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