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美编著的这本《邹城孟氏家风》选取了家风特色突出、名人效应显著、历史资料丰富、当代启迪深刻的邹城孟氏家族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家风及家训等探讨入手，对家族兴盛之因、人才辈出之由、优良道德传承之路等进行深入挖掘，并注重立足当代，从历史现象的透析中去追寻那些对新时期家风建设有益的文化营养。

孟氏家族，是孔孟颜曾四大圣裔家族之一。孟氏家族最杰出的人物孟子，不仅继孔子之后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被称为“亚圣”。孟氏家风重道德教化和品格塑造，尤以母教文化著称。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杀豚示信、出妻之教、拥楹之教等故事激励着孟氏家族后人，也成为中国母教文化的源头。朱松美编著的这本《邹城孟氏家风》简明地阐述了孟氏家风奠基、演进、传承的历史进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了解影响海内外两千余年的孟氏家风和儒家思想的一本很好的通俗读物。

前言

一、“峄阳孕地灵，邹鲁曾观风”——孟氏家族是怎么崛起的

 （一）孟子与孟氏家族

 （二）“亚圣”封号与孟府繁荣

二、“届仁由义，守先待后”——孟子弘道与家风奠基

 （一）艰难游历

 （二）弘扬儒道

 （三）家风本源

三、“蒸尝千万祀，仁义总居安”——孟府家祭与孝礼文化继承

 （一）祭祀次数的频繁与仪式的隆重

 （二）祭品的考究与祭器的完备

四、“辨亲疏，厚伦谊”——谱志编写与血缘存续

 （一）孟氏家谱

 （二）孟氏家志

五、“母教一人”——孟母教子与母教典范

 （一）孟母教子的故事

 （二）孟母教子教什么

 （三）孟母教子怎么教

 （四）孟母教子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六、家学训诲，“以继圣贤之业”——从三氏、四氏学到三迁书院

 （一）孟氏家学的盛与衰

 （二）孟氏家学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特点

七、“野棠开处空流水，执帛雍容自进趋”——孟氏后裔对儒家精神的传承

 （一）气——孟浩然：高山可仰，徒揖清芬

 （二）权——孟知祥：善用机变，乱世英杰

 （三）忠——孟珙：忠勤体国，疆土藩篱

 （四）智——孟广均：东鲁春风，吾与曾点

 （五）信——孟雒川：瑞蚨吉祥，儒商传奇

结语 圣贤家蕨与孟氏家风

附录

 （一）孟氏大宗世系

 （二）家规二十条

18岁到40岁，是孟子学习知识和了解社会的积累期。他先是到鲁国游学四年，跟随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家经典，持之以恒的旦夕勤学，奠定了他一生追慕孔子、承继儒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基础。学习回国后，开始模仿孔子创办书院，广育天下英才。甚至因为显著的教育效果而很快就小有名气了。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了纠纷，邹穆公还亲自向他询问处理办法。

但是，正像《论语》里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那个诸侯争霸、死难无数的战乱年代，受到孔子思想影响的孟子格外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和“仁以为己任”的强烈情怀。他要像孔子一样，周游各国，到任何一个有可能接受他思想的地方去践行他仁爱天下的宏图抱负。于是，从40岁开始，学有所成的孟子走上了艰难的弘道之路：辗转于宋、滕、魏之间，并前后两次到齐国，游说诸侯摒弃霸道，实现王道。

他先是到了当时东方的大国齐国。在那里，孟子与告子展开了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辩论，正是在这场辩论中所暴露出的矛盾问题，引起了孟子的深入思考，并不断完善他的理论学说，最后形成了仁、义、礼、智的思想体系。

后来，在滕国，孟子受到了“馆于上宫”的良好待遇，滕文公还多次就治国大事求教于他。借助这个机遇，孟子在滕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家经济、国民教育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言论，提出了正经界、行井田、制民之产、减轻赋税，以及设学校、重教育等重要的治国方略。它们作为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日臻完善。

但是，滕国是一个小国，虽然竭尽全力，仍不免时时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威胁，滕文公整日惶惶不可终日，以苟延残喘为目的。孟子意识到，在如此弱小、自顾不暇的小国中实现仁政的路途似乎太过于遥远。孟子对于在滕国实现仁政逐渐由希望而失望。恰在此时，魏国的魏惠王正在为了强大自我招贤纳士，于是，孟子便率领门徒千里迢迢地来到魏国。

魏国在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在魏文侯统治时期因为发奋变革而一度成为战国首霸。但到魏惠王后期，由于东方的齐和西方的秦的改革都已初见成效，魏国渐次失去了独霸地位，由强转弱，不断受到齐、秦、楚几个周边大国的威胁和侵夺。对此并不甘心的魏惠王决意招贤纳士，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所以，当魏惠王见到孟子的时候，掩饰不住内心的急切，劈头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一问，引出了孟子关于义与利的辩论，展示了孟子以义取利，义以为上的著名思想。但这在一心强国争霸雪耻的魏惠王看来，远水不解近渴，无疑迂阔至极，孟子的仁政思想再遭拒绝。

孟子因为对梁惠王一心热衷于急功近利的“霸道”而心怀不满，黯然地离开魏国。而此时的齐国经过威王改革，日渐强大，刚继位的宣王正踌躇满志，一心想称霸统一。几度失望的孟子又燃起了最后一线希望，再度到齐国推行他的仁政理论。

齐国田氏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为了聚集人才，在齐都临淄城西门（一说南门，当时称“稷门”）附近成立了一个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官办高等学府”）。学宫经威王到宣王的努力经营，一直保持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学派和持什么思想的学者，都可以来到这里，享受“上卿”的优厚待遇，衣食无忧地在这里袒露自己的思想，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稷下学宫当之无愧地成为各国各派学者研究学术、阐发观点、议论政治的学术中心和思想前沿，最兴盛的时候达到数干人。孟子到齐国后，接受了齐宣王“卿大夫”的名衔，住进稷下学宫，与齐聚于此的诸子彼此争鸣，共论天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利用一切机会，循循善诱、曲折迂回地向宣王灌输“置民之产”、“关市不征”、“任贤使能”的仁政思想。但齐宣王固执地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使齐国迅速强大并快速称霸，因而对孟子的主张常常虚与委蛇，“顾左右而言他”，孟子仁政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62岁的孟子最终意识到，在那个崇尚“力功争强，胜者为右”的年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想想一生为仁政理想而苦苦求索，四处奔波，现在已经年老体衰，该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绝望的孟子怀揣一腔无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邹国，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著书立说，留下《孟子》一书，寄希望于在将来道德可以“施谋”的时候，能够为实现仁政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

P39－42

家风是什么？家风是一个家族传统积淀的风尚或作风，它是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共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也是家族成员品格、文化素养、道德情操、人际关系的具体体现，社会学家称之为“家族文化”，心理学家称之为“精神风貌”。

家风与家族如影随形。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家族发展在时间上特别久远，在程度上特别发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由史前氏族血缘向国家地缘过渡过程中血缘关系解体不充分造成的。

从血缘向地缘转变，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由于辽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有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在由史前血缘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血缘解体并不充分。它使史前特有的血缘关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变换形式，以血缘家族的方式继续强固地保存下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本该以地缘为特征的古代社会长期带有浓厚的血缘特性，这一特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家族组织的长期存续。即便在夏、商、周三代典型的血缘宗法组织解体之后，血缘家族组织仍然继续留存，在整个两千年封建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的组织和管理作用。

在每一个家族的长期存续和发展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淀，一个家族往往会形成诸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品格情操、信仰追求等等为整个家族成员共同认同的文化取向。它作为这个家族历久弥新的共同信条和风尚，被每一代成员共同遵守并代代相沿下来，通常被称为家风。

家风受到重视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形成和繁盛。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有“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宋代司马光《训俭示康》有“习其家风”，辛弃疾《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也有“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的记载，从上述时人对家风的关注可以看出魏晋唐宋以来家风的时尚。

放眼大处，家风是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的朴素沉淀，深深地镌刻着民族地域的丰富的文化特色。同时，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延伸着的文化现象，也包含了与时俱新的多变的时代特征。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只要家存在，家风的存在就如影随形。

历史上，中华民族基于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又基于人类普遍崇尚的温柔、敦厚和善良，曾经形成并长期流传着优良的家风。

孝敬父母是家风。父母对家族血缘存续地付出，决定了孝敬父母是人类最朴素最本真的情感，也是社会公德的基本体现。

待人厚道是家风。厚道是一个人的优良品行，是对人诚恳，老实做人，踏实做事，不算计，不计较，不欺骗。这种品性使人信赖，让人踏实，令人感动。如阳光，似春风，给人带来宁静、祥和与温馨。

为人诚信是家风。诚信是一个人日常行为的诚实和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它代表着真实无妄，言行一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为崇尚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它既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也是商业之魂、治国之宝。

正直守法是家风。正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守法是遵守社会规则。它是一个人坚持正道，不畏强势，敢作敢为的优良品格。

勤劳节俭是家风。“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劳是价值实现的桥梁，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所谓“君子以俭德避难”，所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劳节俭不仅是家庭美德，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吃亏是福”是家风。吃亏是懂得宽容，放下无谓计较，享受快乐的源泉；吃亏是坚毅、坚韧的心理磨炼，是摆脱烦恼，消弭灾祸的法门；吃亏是人格魅力的体现，事业成功的助力；吃亏是“舍”与“得”的哲学辩证，是舍小得大的智慧抉择。所以，吃亏是福。

这些家风，作为民族特有的基因密码，代代遗传，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规范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

家风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一个家族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基于民族传统之上的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积淀，蕴含了几代或几十代人酸甜苦辣的生活体验和沉思感悟。然而，它一旦形成，便如同一个家族的灵魂，被所有家庭成员一代代严遵恪守，绝无动摇，成为这个家族昭然的身份名片和历史符号。所以，喜欢读史的人们常常会在中国历史记录里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成就各异的“三张”（张君劢、张嘉激、张幼仪），抑或是事业相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骥）原来都是出自一个家族，“一门多豪杰”，家风的力量实在令人感叹。

法国作家罗兰说：“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它一面成长，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它又是一架灵敏的摄像机，沿途摄人所闻所见。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言行品格，都是融入成长过程的建材，使这个人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受到感染，左右着这个人的生活态度。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除了形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家风是一个家族历经多代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精神风貌和作风品质的集中体现。

家风是无字的典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家风是人性的熔炉，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家风是家族子弟人生历程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所有家庭成员的一面精神旗帜。正是在它的怀抱里，在它的影响下，成就了家庭成员一生的荣辱。

家风看似很小，小到一个人清白做事，老实做人，谦恭长辈，礼让幼童。  家风实则很大，大到由成就个人品德而影响家国天下，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室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这正是儒家阐述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落脚点。正如从一个温和谦逊的家庭很难走出暴戾蛮横的莽夫，一个诚实守信的家庭很难走出投机取巧的奸商一样，一个与人为善、正人正己的家庭也很难培养出推诿失责的冷血、恃强凌弱的恶徒。所以，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可见，家风既是家庭的塑形剂，关乎家庭的未来；家风又是社会的培训场，关乎民族的未来。可以想见，如果人人带着家的幸福温暖，怀揣着家的美好期盼走向社会，爱国、敬业、诚实、守信，这个国家就一定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

圣贤家族与孟氏家风

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孟氏家族的兴衰与国家政治始终休戚相关。从根本上看，在传统中国，血缘与专制型社会下形成的伦理一政治型国家结构体系，原本就是将一切置于它的笼罩之下。更何况，孟子家族又因为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特殊渊源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化色彩，使得家族的发展具有了更为明显的政治性特征。

孔氏家族的兴起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封建政治正式确立，经过前期70年崇尚黄老的经济稳定期之后，政治的完善稳定纳入议事日程。政治稳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理论作为思想统治工具，而以善于守成为特点的儒家思想正适合这一政治需要，兼以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汉代儒者对先秦儒学进行积极的自我变通，使其更加适应汉代专制政治的需要，经过一番努力后，改变了的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终于珠联璧合，恰当地结合到一起。儒术独尊，儒学（术）成了汉代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创立和后继者孔子和孟子受到政治的尊崇也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孟氏家族以孟子存世而著称，事实上，孟氏家族真正形成并显耀于世，则是宋代以后的事。

已见前述，唐末五代以来，内部长期战乱和动荡造成了中国前封建时代已有的社会伦常秩序的破坏，再加上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变化，外部又面临具有精致思想体系的佛教的冲击，封建政治要顺利进入后封建时代，必须增强儒家思想的哲学内涵，重建新的封建伦理秩序。现实提出了新的理论需求，这一“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课题就历史地落到了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的后儒身上。由韩愈率先倡导，周敦颐、二程、王安石、朱熹前赴后继，要确立新的儒家传承系统，改变先前儒家经典五经系统，对儒家经学体系进行重新组合，并“另加新解说”，以“维持这儒教的尊严”（朱熹语），维系后封建时代的长治久安。朱熹选择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形成了后封建时代崭新的儒学经典体系，儒家的原始经典“五经”被“四书”取代。

在新的四书经典体系中，《孟子》从原来的诸子系列一跃而入经学系统，身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随着四书体系的形成，《孟子》的升格运动完成了，封建政府在文人的呼吁下一步步渐臻于强化。而在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伦理为政治基础的封建时代，孟氏家族也便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而日益受到尊崇。于是，家族由卑而显、由微而尊、由小到大，府庙林墓依次建成，人丁繁衍日趋兴旺，一个俨然与普通民间家族不同的圣贤家族就这样形成并壮大起来。

家风不仅随着家族的兴起而形成，并且家族不同的形成方式也决定着不同的家风特点。孟氏家族的形成特点，决定了孟氏家族的家风特点。  要讨论这一点，需要我们把视野放开一些，考察一下我国家族的不同种类。因为家风与家族存在方式相一致。因此，只有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了家族存在的不同方式，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家风的特点。

班固在《汉书》里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从不同地域对民俗民风的影响而言的。中国地域广大，腹里纵深，在古代交通不畅的情况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西商（鞅）韩（非）而东管（仲）邹（衍），北燕赵而南吴楚，凌厉与灵活，慷慨与放诞，南北东西各不同。家族的形成与特点也是随着各自地域与文化特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括看来，大致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民间自然生成的家族。这类家族无论在家族生成、分布地域还是家风特点上都代表了我国家族的主流。从生成上看，这些家族都是在重血缘伦理的大文化背景下，在聚族而居的民俗传统中从民间自然生长起来。当然，说它们“自然生长”，并不是说它们从不曾受到封建政府的眷顾和扶持，而是指在它们的发家史上，主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即主要靠着家族在严酷生存环境下自我强大的内聚力，形成了“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风习，以“耕”求得家族生存，而以“读”求得科举入仕，以家族与政治的联姻实现家族的长期存续与发展。其中“耕”是家族存世的前提，而“读”则是家族延续壮大的条件。

与中国多数类似民间自发生长起来的普通家族相比，孟氏家族的发展则因其邹鲁相邻的地缘特征而被赋予了特定的鲁风孔学意味，即由尊礼重教的儒风习染而成就了孟母教子的家学教育渊源，又由孟子对儒学的弘扬而使家族在存亡继绝、延续儒家传统、承接儒学根脉上肩负着特殊使命，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孟氏家族“诗礼传家”的家族文化风习。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儒学政治地位的抬升，政府对于孟氏家族在经济、政治上的多方优遇，使孟氏家族摆脱了“耕”的生存压力，而专注于“恪遵先祖圣训”，注重温良恭俭、礼义廉耻等儒家传统道德品格的习染和养成，从而成就了孟氏家族在尊先敬祖的血缘存续中崇德重教、传承儒道的家族风尚。

辩证地看，这样的家风与家学教育特点，无疑使孟氏家族在弘扬儒家思想中，更好地以楷模的角色力量承担起中国文化传承的重担。

正所谓：钟鸣鼎食圣人家，礼门义路家规矩。仁是孔氏宅，义是孟氏路，由孔至孟，据仁由义，完成了孔、孟思想精神和家族家风的承接，也由此奠基了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民族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