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在五角场新华书店买到了《日瓦戈医生》。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召开的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还提出要及早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小说。中文版当年年底就有了。我读的是漓江出版社那套影响很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的版本。力冈、冀刚根据早年巴黎俄文本翻译的。我还记得，为译本写前言的薛君智曾来复旦讲座，在二教的一个小教室里，听的人不多。
二○一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日瓦戈医生》，是白春仁、顾亚铃旧译（一九八七年出版过）的修订本。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当年读这本书时二十岁，能体会多少东西？那个年代一下子涌进来那么多新奇的、异样的、感受千差万别，甚至于互相打架的文学、艺术、思想，令人应接不暇不说，年轻的心灵过于迫切，急匆匆地从甲到乙到丙到丁，一路风景扑面，一路呼啸而过。过后细想，不能说只是一个时代的兴奋，兴奋过后两手空空，实际的收获还是有，而且不能说少，但体会得不够深切，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融会化合，却是显然的。也许青春就是这样。二十五年后再读《日瓦戈医生》，注意力不由自主地放在了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东西上——生活。我要说，这是一部捍卫生活的书。
“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日瓦戈对拉拉谈到变革的混乱，谈到有些人喜爱变革的混乱局面，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休无止地准备——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平庸。“生活本身，生活现象，生活的恩赐，都十分诱人却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吗要用幼稚杜撰出来的蹩脚喜剧，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让契诃夫笔下天真无邪的人们出逃美洲这种荒唐的事儿。”
在他们杜撰出来的剧本里，生活只存在于未来，当下不仅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做牺牲，而且更要改造从过去绵延到现在的生活。日瓦戈本来赞同“革命”，认为“革命”是一次漂亮的“外科手术”，但在亲历为了“崇高生活的理想”而血流成河的现实之后，而且看到这样的现实还将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之时，他不能自抑地向游击队长激烈抗辩道：“每当我听到改造生活，我就失去自制力而陷入绝望。”“改造生活！能讲出这种话的人们，即使很有生活阅历，也是从来没有认识生活，没有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团粗糙的、没有经过他们雕琢而变得精细的材料，这材料正需要他们去加工。但是生活从来不是什么材料，不是什么物质。我可以告诉您，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都是自己改造自己。它本身就比我的您的那些蹩脚的理论要高超得多。”
今天来读这段话，一个有生活实感经验的人，反省的应该不仅仅是已经“告别”了的“革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还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切身的时代。不断地有新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潮流“应运而生”，它们已经损害而且还会继续损害生活，多少人的生活就是被这些貌似正经的名堂淹没了。甚至就是词语，也很容易就变成了伤害生活的最简便的武器。“现在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模仿日瓦戈的这个句式，也许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否还有自己的生活呢？生活也许就被那些名堂吓破了胆，躲了起来。但我更想说，生活也许根本不屑于那些五花八门的名堂，抽身而去了。让那些热衷于理论、潮流、观念、词语的人“高于生活”地在半空中自以为是吧。
有一段短暂的岁月，日瓦戈一家避居于西伯利亚一个荒僻的农舍，辛苦劳作之余，还能沉浸于诗和小说的阅读。在此期间，日瓦戈写了一些札记。这些札记是我喜欢的篇章。这个时期的日瓦戈，终于可以摆脱平庸的高调，回到寂静无语的自然和默默无闻的劳动之中，享受难得的平静。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这两位作家，“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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