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等人在《经济学》（季刊）上有一篇文章，讲到马寅初留美回国13年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后来到南方才写出大作，跻身于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他们并且断言：“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我首先想明确地指出以上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马寅初在来上海前的13年中，不仅出版过四册《马寅初演讲集》，而且还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担任社长。其次，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和经济学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我对上海经济学家性格特点的兴趣。
毫无疑问，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上，上海的经济学家向来不胆怯，因为在解放前，最有声望的两家学术出版社（中华、商务）都在上海，这里大学也多，读者面广。但是书出得多是不是等于学术繁荣和研究深入了呢？值得具体分析。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曾这样评价一位沪上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说他“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四这十八年中共出版了三十五本经济专著，其中仅一九二九年一年就出版了约十三本”，这种情况既表明他的书有一定的市场，但同时也“体现了他的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夏炎德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也对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两种治学态度进行了褒贬：一方面，有的大牌教授“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蜡”，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另一方面，也有几位“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甚精”的“纯正之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业已完成上卷。彼于中西学均有素养，以著此书，最为合格；虽所据文献中不免杂有伪书，然于此学术空气稀薄之时，终不失为一重要之收获。”对于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叶元龙，夏炎德除了称赞他“思虑明快，说理透彻”外，还特别提到他“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
19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濂路经上海，碰到留学美国时的同窗，发现这位仁兄非常忙，兼了几所大学的教职，整天坐着黄包车赶场子（那时小汽车尚未普及），问他哪来时间搞研究，写专著，上海教授连说：惭愧！惭愧！原来他出版的教科书只是在美国读书时的上课笔记。我不知道，以严谨扎实从事经济数量统计著称的南开经济学家听了此番表白会作何感想。
上海的经济学家大多很聪明，也有才气，但理论勇气似乎少了些。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肆侵吞胜利成果，不仅搞“五子登科”，还以外汇管制、黄金国有等手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在上海的马寅初大义凛然，一篇《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声讨檄文，让腐败的四大家族出尽洋相。解放以后，南方有卓炯，北面有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但上海已缺少这样的思想者。李平心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唯一在经济理论上发表过有争议观点的上海学者，他后来遭到了批判，在动乱中被迫害致死。但他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顾准绝对是个上海人，但他对市场价格调节经济的超前研究是在北京进行的，如果没有孙冶方，如果在上海，顾准的论文能发表吗？何清涟的文笔很犀利，在感情上我也不赞成她对师辈的某些评论。她提到某江南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学，唯一的创见是把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概念，转换为“价值剩余”的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真有此事，确实令人尴尬。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