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精)》——哈佛大学出版社“镇社之宝”哈佛中国史丛书第二卷！

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教授南北朝史新作，最新出版；

英语世界最好的南北朝史佳作，简洁清晰，通俗易懂，为大众读者阅读南北朝史首选！

论述清晰、极具说服力，史实编排甚为有序得当：历史、宗教、科技、文学和考古相继展开，一部新颖独特、妙趣横生的史学佳作！

陆威仪编的《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精)》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二卷。从地理情况、世家大族、军事与战争、城市生活、农村生活、外部关系、亲属关系、宗教信仰、文字与文学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自统一的秦朝以来首个南北大分裂时期——南北朝的整体面貌，史料新颖，视角独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南北朝史佳作。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第1章 南北中国的地理

 农业与治水

 山脉与移民

 书写边缘

 画家、隐士和圣地

 精英地域意识的诞生

第2章 世家大族的兴起

 世家大族对地位的追逐

 汉朝的崩溃与三国的兴起

 人性识鉴及如何获取官职

 精英的清谈与隐逸

 世家大族的黄金时代

第3章 军事王朝

 军事王朝的起源

 南方军事王朝的统治

 北方的军事王朝体制

第4章 城市

 地方城市与风俗

 城市景观、别墅和园林

 作为半公共空间的佛寺

 城市经济

第5章 乡村生活

 新型农作物和农业技术

 南北方家庭的社会结构

 国有土地

 关于乡村生活的作品

第6章 外部世界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定居的邻邦

 贸易与佛教

 在中国的外国人

第7章 重新定义的亲属关系

 墓地与节日

 书写血统7

 亲戚关系与佛教

 女性的新角色

第8章 佛教与道教

 制度化的道教

 制度化的佛教

 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叠加与借用

 驯服荒野

 探索神秘

第9章 书写

 抒情诗

 文学理论

 书法

 叙述文

结语

致谢

统治者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第7章　重新定义亲属关系

南北朝时期，家庭组织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元素。尽管较大的宗族可能仍有数百个乃至数千个家庭生活在一起，但是在各个社会层面，最基本的家庭单位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直系家庭，并在所有儿子之间分配财产。东汉时期也有一些富裕的家庭三代人都生活在一起，但这种家庭并不常见。无论如何，新的实践允许这些家庭与其他亲属联合起来，重新建立家庭的结构。

家族墓葬群的存在与新兴的节日使更多的远亲能够聚在一起，寻求合作与互相帮助。新的写作形式或者旧形式的延伸使用，改变了大家族中的宗亲对他们自己成员身份的看法。制度化宗教的兴起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离开家庭的途径，使之能够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公共角色，甚至能成为一名作者。最后，佛教通过提供一系列确保人们轮回后能够拥有更好生活的宗教仪式，改变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改变还重新强调了母子之间的关系，使得父子关系不再是谱系结构的唯一纽带。

墓地与节日

在汉朝末年与唐朝之间的时代里，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族墓地群的建立，一是分散至各地的同宗家族成员在清明节，即寒食节时，会在墓前进行定期的聚会。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把更多人当作亲属联系在一起。

在墓地系统化的构造中，同一家族的不同家庭成员埋在此处，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汉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西汉，宗祠是与个人墓葬相结合的，因此被当作个人纪念堂。然而，到了东汉时期，人们开始在多墓穴的家庭墓葬前建立祠堂。这些祠堂最开始的时候仍然是用来纪念个人的，但是随着后来亲属被埋入其他的墓室，祠堂变成家庭或家族的纪念场所，在那里，后代们向共同的祖先及其他埋葬在一起的前辈们祭献。从汉代的例子来看，这种祠堂纪念的祖先一般不超过四代，也没有将同一代的所有成员都包括在内。

除了为一个家庭建立的多墓穴墓葬，汉代的中国人还更进一步，将在世时没有住在同一屋檐之下的亲属埋在同一墓园里。统一安排墓葬模式始于西汉皇帝的“山陵”。东汉皇帝不再埋在人造假山中，但是他们的陵园却被安置在都城洛阳城墙以外的指定区域内。在东汉晚期，安排亲戚埋在同一个墓地的做法在精英家庭中更为普遍。陕西潼关附近发现了弘农杨氏的墓葬，有七个家庭的独立墓葬从东往西依次排列。墓志确定了六个人的身份以及四个墓的埋葬日期。最东边的墓属于杨震，他于126年下葬；倒数第二个墓穴里的是下葬于173年的杨震的一位孙子；最后一个墓可能葬的是他的一位曾孙。因为杨震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两个埋在这里，可见墓地的其他墓穴是为辈分较高的直系亲属，而非旁系血亲准备的。

另外一点，取代汉室的曹氏家族的墓地也反映出这种松散的结构。郦道元作于6世纪早期、全面描绘中国文化地理分布的《水经注》中描述了这个2世纪晚期的墓地。他描述了四个墓。其中三个，属于父亲与两个儿子的墓葬，组成一团，另一个墓属于不同分支的家族成员，在同一地点被单独安葬。开始于1974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五个大型的多室墓，分布在方圆1.25公里的区域内，唯一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墓穴属于一个父亲与他的儿子。在这个大区域内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墓葬群或大墓丘，当地人通常称之为“曹氏山”。这个家族墓地的墓葬有的有祠堂与其他石碑，有的则没有，差异很大，而这种松散的安置关系可能反映了这个家族在现世生活中就非常分散与疏远。

从铭文中我们知道，在现代山东省发掘的武氏家族墓地包含三代人的至少五座墓葬。由石柱搭起的拱门与石头雕像标志着墓地的入口，墓葬分散为几个单元。这些墓葬都没有被发掘，但是由于在这一地区的精英中流行把不止一代家庭成员葬在同一墓室中的多个墓穴中——曹氏家族墓地离此并不远——武氏家族很有可能也是效仿此行。有两座像这样的墓被发现，但是它们与武氏家族的关系并不清楚。铭文表明家族中不只有一个分支被埋葬在这个墓地中，这显示出此地的旁系比西边的杨氏家族更为广泛。妇女们可能也被埋在墓地中。

在南北朝时期，多个地区开始出现家族墓地。在南方，考古学家发掘了宜兴周氏家族的墓地，墓葬的时间是在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有六座墓葬聚在一起，这个地方被称为“周墓墩”。埋葬在这里的人们属于南方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们给予吴国以及随后的西晋重要的支持，但是在4世纪早期，因起兵反抗北方来的移民而最终遭到摧毁。这六座墓沿南北轴纵列，进入墓穴的通道面向东—东南方向。P165-167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葛兆光，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推荐序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讲述汉朝崩溃到隋朝统一之间四百年的历史，与中国和日本最常见的通史型著作不同的是，政治史所占篇幅有限，而且这有限的篇幅也重在讲述引起政治变动的结构性因素的发展，历史解释的思想性因素被放在优先位置。作者陆威仪教授最深的关怀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描述社会与文化如何、为何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塑造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扫陈陈相因的旧说所型塑的刻板印象，从多个角度展示该时代独有的魅力。

——罗新，南北朝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一书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写有相当坚实的理据，具备了“成一家之言”的基本条件。从历史空间的拓展，到士族、军将等历史要角的崛起和影响，再到芸芸众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态势，以及中外关系、社会体制、宗教形态和文化生活等领域所示特色的递嬗，陆威仪教授力图以此凸显当时一系列历史转折的内涵及其对此后中国史发展的意义。且其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具体样态，又堪称精神饱满而文史贯通，加之其通篇娓娓而谈、见微知著又要言不繁，遂能令人读之甚快而又会心深思。

——楼劲，南北朝史专家、中国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