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首次在世界史的角度下审视中国近代史的选择：以恭亲王奕訢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开创了近代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得失，以及现代化的必然性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也被视为一本罕见的能够经世致用、指导行动的史学著作。

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小序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言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P9－11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侯，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人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千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