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编著的《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选择民国时期重要的人文学者在大学或其他场所的演讲，侧重于谈论公共问题，以切合“演说中国”之主题。每篇文章后附有演讲者和演讲学校的简单介绍，以期展现近代高等教育的公共面相，并探触民国的文化思想脉络。

民国并不是“黄金时代”，套用蔡元培的演讲题目，民国正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时期。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鲁迅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说过这么多掷地有声的话，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和介入。他们的启示、怀疑或者批判，都为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某种参照和资源。

张春田编著的《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选择民国时期重要的人文学者在大学或其他场所的演讲。

小引 “大时代”的声音(张春田)

第一辑 国家

 罗素 中国到自由之路

 梁启超 外交欤内政欤

 鲁迅 无声的中国

 许地山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闻一多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第二辑 教育

 章太炎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陈独秀 近代西洋教育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陶行知 新教育

 梁启超 先进者之新觉悟与新任务

 蒋梦麟 什么是教育的出产品

 罗庸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第三辑 青年

 章太炎 今日青年之弱点

 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

 梁启超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吴稚晖 由新校址引起的联想

 闻一多 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

 张舜徽 谈偏才与通才

第四辑 学问

 胡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梁启超 学问之趣味

 梅光迪 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

 章太炎 论今日切要之学

 章太炎 历史之重要

 马一浮 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闻一多 什么是儒家

 朱自清 怎样学习国文

第五辑 人生

 梁启超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李石岑 象征的人生

 张君劢 人生观

 罗家伦 道德的勇气

 冯友兰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朱自清 论气节

第六辑 文化

 周作人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章太炎 说新文化与旧文化

 梁漱溟 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徐志摩 泰戈尔

 鲁迅革 命时代的文学

 傅雷 米开朗琪罗(上)

 陈序经 中国文化之出路

 废名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沈从文 短篇小说

 林语堂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闻一多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朱自清 文学的严肃性

第七辑 社会

 蔡元培 在上海南洋公学的演说

 李大钊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鲁迅文 艺与政治的歧途

 傅斯年 文人的职业

 闻一多 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闻一多 在联大校友话别会上的演讲

什么是特别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某种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事在选举运动时虽亦常常提出，但未必都能成为选举竞争的目标，未必都能成为国会中讨论的主题。他们于是乎由一特种阶级——或一特种团体结合起来，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他们在平时——或法定选举时已经为不断地努力，遇有机会，更临时做刺激的运动。例如印度人乘英太子往游，便大大地做一回反欢迎的运动。劳工阶级每年五月一日，便大大地做一回国际纪念节的运动。这些运动多行一次，那主义的旗帜便加增一度的鲜明。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地都变成事实了。

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

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作政治问题。一般人的通患，莫过于脑筋里没有问题。无论在政治上在学问上在道德上，凡不用心思的人，总不会发生问题，件件事都觉得“照例如此”“不成问题”。那么全个社会都僵冷，都钉住，再不会改进了。运动的最大作用，是把各种问题大锣大鼓地抬出来放在公众面前，聒噪得大家耳根不得清净。初时那些浑浑沌沌什么事都回答个“不成问题”的人，你向他聒噪得几次．他脑筋里也渐渐成了问题了。例如我好贪几杯，觉得吃酒不成问题。倘使我住在美国，听他们戒酒会中人种种科学的解剖说法，许不免我脑中也成了问题。凡一个问题经过一度群众运动之后，那问题自然会成为“通俗化”。例如美国从前曾经拿用金用银问题来做两党竞争选举的目标。难道美国市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博士吗？自然大多数人对于这问题不惟不管而且不懂。但当那运动正剧的时候，差不多连扫街夫连灶下婢开口便是金银本位的利害了。所以国民运动的作用，第一步，是把向来不成问题的事项渐渐都变成了问题。第二步，是把向来少数人注意了解的问题，叫多数人都注意都了解，这便是政治知识普及国民的唯一捷径。

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每一个时代的旧政治，总是被治阶级呻吟于统治阶级之下。统治阶级总是强者，被统治阶级总是弱者。弱者因为力量来不及，只好听天由命，只好盼望强者发慈悲赦免。两百年前欧洲的人民和现在中国的人民，都是如此。——中国人尤甚——国民运动，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自觉努力的结果，强者阶级必然降服，弱者阶级定然得解放。你不试过不肯信，试得一两回便信了。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

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民运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譬如前几天你们高师学生和清华学生赛球，倘使你们多数的队员都没有打球的兴味和技能，那么纵令你们队里有一位“球圣”、两三位“球贤”，我敢保你们终是一败涂地。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除了互助协作外，断断不会做成一件事。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民运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过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

上文所说三项，第一项是从智的方面说，第二项是从意的方面说，第三项是从情的方面说。所以我觉得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P18-20

“大时代”的声音

1927年2月，鲁迅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香港，在港岛住了两晚，这是他这一年第二次踏上香港。相比于七个月后他第三次路过香港时被“查关”的不愉快经历，这一次似乎还顺利。他在青年会做了两场讲演，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一生演讲并不太多，这两场在南国“边城”的演讲又都十分精彩，因此显得很突出。《无声的中国》是为白话文鼓吹的，但鲁迅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最为关切、也最为焦虑之所在。这不仅涉及白话和文言之争、口语与书面语之别，更涉及民众如何被“代表／再现”，新的集体性的身份意识如何生成，弱势民族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独立解放等一系列更为宏阔的大问题。正如他在次日《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必须得告别那种“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才能有未来。他以革命后的俄国作为参照，相信“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从鲁迅青年时代开始，对“新的声音”的渴望就在他的关怀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文字事业、他的人生选择，在在指向并参与了“有声的中国”的打造。其实，对“有声的中国”念兹在兹的，又何止鲁迅一人。面对晚清以后迫切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鲁迅、胡适，当然还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闻一多、朱自清，等等，他们思路不一，选择各异，却共同分享着关于我们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旧邦新命”的伟大抱负。在致力于寻找和建构“中国现代”的漫漫长途中，这些卓越的中国人曾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报告、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讨论公共的议题，动员民众的行动。这些金石之声一路传扬，很多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回响于其后数十年，让人心驰神往。

拜留声机、速记等技术便利之赐，更感谢很多演说者自己把演说稿或记录稿修订成了文章发表，于是我们今天可以重温众多落在纸面上的，或慷慨激昂，或稳健深沉的声音。本书挑选了民国时期一些人文学者的演讲，结为一集，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民国的人文风貌。名为《讲坛上的中国》，是想突显这些演讲者从不同侧面触碰和回应的时代精神，也便于读者迅速获得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有一大致印象。根据各篇主题，大致分为“国家”“教育”“青年”“学问”“人生”“文化”“社会”七辑。这种划分当然只是一种权宜，相信读者自会注意到一些演讲本身涉及数个论题，宜以不同角度参照阅读。每篇文章前附有演讲者和相关背景的简单介绍，以期更好地呈现演讲的语境。

限于篇幅，本书所收大致为人文学者，其实缺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演讲，“人文”的意涵是很不全面的。好在那些演讲，不难在别的演讲录或者政治家们的文集中找到，本书也就不重复了。本书也有意避开了一些习见的篇目，尽可能选择一些未被或少被收录到其他文选或文集中的文章，尽可能选择有助于读者接近民国时期文化思想脉络的文章；重视大家，也注意到光谱的多样性；看重思想的深刻性，同时兼及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本书既然是“民国人文讲演录”，无疑，也希望对读者客观看待民国文化有所助益。近年来，对民国时期文化的热衷和怀旧似乎成了大众传媒中一个新现象或者症候，“民国范儿”应运而生，当然随之也出现了很多争论。在我看来，把民国过分理想化本身是一种迷思。民国并不是“黄金时代”，套用蔡元培的演讲题目，民国正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时期。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鲁迅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说过这么多掷地有声的话，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和介入。他们的启示、怀疑或者批判，都为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某种参照和资源。这才是民国或者更广泛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意义之所在。本书开篇罗素的演讲中提到，“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这是他鉴于“一战”后欧洲文明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已经富强了的中国的确应该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需要说明，民国时期的文章在语言和标点符号上都与今日规范有一定差别，为存历史之真，我们保留了文章原貌。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责编芮逸敏女士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她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出极好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也让本书增色很多，谨此致谢。

张春田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