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军不到一个月就溃败于德军闪击战下。五十四岁毅然从军的布洛克，以他亲身的经历和史家的角度，评断这场“奇怪的战败”。《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写于1940年7月，即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德国打败之后。但于马克·布洛克死后才出版，也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内容是对1940年法军步兵猝败于德国闪击战下的简略评论。由于他亲身经历战败的过程，甚至仍处在危险之境，但依旧清晰镇静的写下对法国军方的失误检讨，其评判严厉但正确，对于我们了解这场德法之间的决战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的反思更堪称经典，认为史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他的分析能力应用在他所置身的社会现象之中。

马克·布洛克所著的《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意在剖析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这本小书在短短两个月内写成，在战争中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书中对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崩溃”（亦是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事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融合了作者的个人情感、政治见解和历史解读。《奇怪的战败》象征着布洛克历史写作的重大转变。它更像是一部回忆录，而不是学术著作；素以社会与经济史研究著称的布洛克在这里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因素。

第一章 目击者的陈述

第二章 一个战败者的证词

第三章 一个法国人的自省

附录：马克·布洛克的遗嘱

译后记

第二章 一个战败者的证词

我们遭受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溃败：是谁的错呢？是议会制度的错，是士兵的错，是英国人的错，是第五纵队的错，我们的将军们如是回答。总之，是大家的错，除了他们自己。还是霞飞“老爹(Le pere)”。看得明白！他曾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赢得了马恩河(Marne)战役。但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如果这场战役输了，那一定是我的错。”无疑，他试图使我们明白，一名指挥官要为下面所有的决定负责——无论是他亲口下达的命令，还是他毫不知情的行动。因为一旦他坐上领袖的位置，就必须为胜利和失败肩负起相同的责任。在今天看来，这位朴实的男人所说的真知灼见完全正确。当战斗结束以后，在我所认识的军官中无一对此表示怀疑：无论是什么深层性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其最直接的缘故就是指挥(commandement)的极度无能。

我深怕这段残酷的言论会得罪许多带有根深蒂固之偏见的人。我们的新闻行业(几乎所有的报刊)，还有学院派的文学作品，都传播着我们约定俗成的理念：将军，生来就是伟大的将军；即便他率领他的军队走向溃败，他也应该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La Legion d'hormeur)。无怪乎有人猜测，只有通过遮掩粉饰这些错误，才能维持法兰西民族的信心；然而，这样做只会在那些执行者的心中播下危险的愤怒之种。不过，或许还有其他更值得尊重的缘由。

一条古怪的历史法则似乎制约着国家与其军事领袖之间的关系。胜利者，总是被拒绝于权力之外；战败者们，却从没有被他们引向胜利的国家手中接过权力。兵败色当(Sedan)的麦克马洪(MacMahon)，1918年之溃败后的兴登堡(Hindenburg)，都是在随其战败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里当上总统的；相反，凡尔登(Verdun)大捷的贝当(Petain)，或是在勒东德(Rethondes)获胜的魏刚，却不是为法兰西所接受或推崇的对象。当然，我没有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至少是某种情感上的集体精神错乱。在战败者的眼里，缀满勋章和绶带的军装象征着沙场上的英勇无畏，以及过去或许还有未来的光荣与辉煌。我从不认为我们应该逃避一个和现状相悖的观点。我赞同帕斯卡尔(Pascal)的论断：“有一种狂热是诡异的，其愤怒地谴责那些公共问题而非制造这些问题的人……圣徒从不沉默”，他如此写道。这并非用以指责他人的格言。可无论是谁，只要是一个试图真诚而又谦逊的人——可不是假装神圣(唉！)——就应该好好思索这段话。但是，倘若上述的那种情绪是真实的话，我们就难免要为此感到一些难过了。

我刚刚讲到了“指挥”。然而，作为历史学者的我很反感这个词，故而在我笔下极少用到它。干我们这行的基本常识就是：避免笼统的抽象名词，进而重建隐藏其后的唯一确凿的事实——人。指挥的错误，说到底，就是一班人的错误。  我和身在高位的人们无甚瓜葛。无论是我的军衔，还是职务，都使我与他们保持了一定距离。唯一和我时而有“近距离接触”的高官就是勃朗夏将军。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非常有教养。他最后一次当面夸赞我是在诺曼底的时候，那时我刚从佛兰德回来。他客气地对我说道：“真棒！是您呀，您也从那场冒险中全身而退了。”在我听来，这句话说得是如此不羁。“感谢这场愉快的冒险！”在《波利厄克特》(Polyeucte)的最后一幕中，菲利克斯(Felix)就是那么说的。对此伏尔泰如此评论：“在割断了他的女婿的脖子之后说出这么句话，真让人忍俊不禁。”而在佛兰德的冒险中，勃朗夏失去了过半的部队，他近乎自愿地成为俘虏，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参谋长和被他视为后继者的那位军官。当然，我知道不应该随便用一句话来评判一个人。在阿蒂什城堡的某日拂晓，我被召去与英国总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络。为此，我在勃朗夏将军所在的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他一言不发，神情悲伤地僵直在那儿，只是凝视铺在我俩中间的桌子上的地图，就像是在寻找某个躲着他的决定。在阿蒂什的时候，我还从他口中听到了一些让人惊讶的话语，对此我稍后再谈。不过，总的来说，除了他的指挥行动，我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我难以分辨哪些行动出自他的本意，而哪些又源自他的随员。

自然而然地，我和参谋部的军官们打了成一片。我的顶头上司和同志们中的大部分是毕业于军事学院的职业军人。

我认为，应该避免武断地给他们贴上一张人为的标签：参谋部军官。当我闭上双眼、翻阅过往的记忆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家画廊：有些人注定让人笑不起来，还有一些人则给我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P20-22

卡萝尔·芬克

马克·布洛克的《奇怪的战败》(L'etrange defaite)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书如其题，意在剖析法国在1940年的崩溃。这本小书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写成，在战争中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46年——布洛克英勇就义的两年之后——才被出版。《奇怪的战败》对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崩溃”、亦是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事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融合了个人情感、政治见解和历史解读。

人物小传

1886年7月6日，马克·利奥波德·本杰明·布洛克(Marc Leopold Benjamin Bloch)出生在一个法籍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布洛克(Gustave Bloch)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古代史教授，执教于索邦大学。马克·布洛克长在巴黎；当时的法国，在1871年战败于普鲁士之后，正重新获得政治与文化上的名望。布洛克的双亲是热忱的爱国者、共和主义者，而他在巴黎精英学校中的老师们则支持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理想。[2]

构成布洛克年轻时代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在法国针对犹太公民所爆发的反犹主义。在布洛克出生的那一年，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控诉犹太人正在毁灭法兰西民族。对法国犹太公民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12年间，对犹太裔军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的误捕、审判和叛国罪之裁决占据了法国政治，直到1906年这一裁决被最终推翻。[3]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布洛克开始形成他贯彻一生的信念。首先，他对法国军队产生了怀疑：军队的势利，反犹主义，反共和主义，还有其狭隘的教育体系。其次，他对新闻界抱以极大的质疑态度，因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煽风点火，左右公众意见。再次，他开始对法庭审判制度着迷，还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讯问证人(证据)的专家。第四，布洛克意识到谣言、丢失的记忆以及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是无所不在的，并设立了他终身的追求——揭露谬误，理解谎言传播的途径和影响。最后，布洛克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也为事件的结局所加强。尽管这12年里有恐惧和暴力，布洛克却在德雷福斯的法律辩护中看到了1789年的神圣原则——给予一切法国公民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经久不衰的证据。[4]

布洛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服役，从军士升到上尉，并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他在战壕中的经历对其个人和其智识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几乎每一天，布洛克都亲眼见证勇敢的战友死亡，以及无数个信息错误、机构混乱和军事失误的事例；但是普通法国士兵的勇敢与高尚之举增加了布洛克的民族自豪感——法兰西在1918年11月打败了更为强大的敌人。[5]  战争结束后，布洛克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其所在的省份刚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学者、教师，写下了不少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涉及法兰西国王对农奴的解放，王室神秘的治愈力量，以及法国的乡村史。1929年，布洛克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同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 Histoire Economique and Sociale)。这部创新的学术刊物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制作出更具“人性的”、更易接近的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布洛克的兴趣拓展了。他不仅撰写经济史、科技史，还涉猎教育学、历史编撰学和日耳曼传奇。布洛克的写作风格简明、扼要，他的路径总是批评的、比较的，而他的主题一贯地触及那些他认为重要的议题：权力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

1936年，布洛克回到巴黎，执教于索邦大学。3年之后，他出版了两卷本的权威综合性著作《封建社会》(La societe feodale)，这部著作是中世纪研究的奠基石。凭借独到的洞察力，布洛克运用了一系列的学科知识，包括语言学、法学、文学、图解术、地名学、地理和心理学，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描述了其背后的集体心态。[6]

在两次大战之间，布洛克有意地避开政治。像许多老兵一样，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然而，在1933年之后，他逐渐对法国赢弱的议会制度和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而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心生警惕。私下里，布洛克日益批判法国的统治阶级，他控诉资产阶级既不领导也不理解民众。当战争在1939年又一次迫在眉睫的时候，已经年届53岁、成为6个孩子的父亲的布洛克作为年龄最大的预备役上尉重归法国军队。[7]

……

在结尾的章节中，布洛克创造了一个颇为理想化的法兰西。在他描绘的图景中，国家是由遵纪守法的爱国者组成的，他们超越了宗教、阶级和地域的利益——一个高贵的民族，在政治行动中素来奉行原则——其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了僵化的政府、失败主义的宣传和特别糟糕的教育体制的背叛。[01]在自省的良知面前，布洛克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在《奇怪的战败》中，布洛克极其非难法国的盟军不列颠。不仅仅是因为两军之间的协调合作远远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因为在德军发动猛攻之后，另受独立领导的英军指挥部拒绝夹击阿拉斯，却捣毁了重要的交通与通讯设施，还——为了避免其军队惨遭1914—1918年那样的杀戮——撤走了敦刻尔克的所有英军和部分法军。[32]

《奇怪的战败》体现出布洛克对纳粹德国的着迷，他时常比较德意志的现代性与法兰西迂腐、褊狭的旧习。作为一个精通德语、曾在30年代近距离观察第三帝国的人，布洛克赞扬德军的“速度战术”，这是法国领导者们忽视或无法理解的。[33]他承认德军对法军的突袭轰炸的效力。尽管所致的伤亡有限，其对心理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那刺耳的长啸声不仅使人联想到死亡和毁灭的画面，其本身的声音……也足以让人感到无比紧张甚至惊慌。”[34]布洛克还注意到德军“更加民主”的地方：“从上至下，他们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更为清晰地展现了其协调一致。这种精神上的团结是由一种神秘主义实现的……”[35]不过在布洛克的叙述中，纳粹德国也被当做可憎的“他者”：一个依赖人性之恶而非1789年之善(美德)的国度。[36]因此，尽管德国看似威力无边，布洛克却仍有信心——法兰西终将摆脱纳粹的缰绳。可见，《奇怪的战败》已预示了布洛克自己的抵抗之路。

在70余年之后，《奇怪的战败》仍然因其激烈的言语和敏锐的洞见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布洛克的分析中却有一些重要的局限。总的来说，布洛克对法国情报部门的批评是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的；但是，一些学者质疑他对法国军队与政治领袖的严厉批判。[37]在外交事务方面，布洛克忽视了俄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其在1914年对法国施以援救，还是在1940年保持致命的中立。另外，个别学者还注意到，布洛克虽以社会与经济史家闻名，却对法国战败的结构原因、财政原因与人口原因轻描淡写，反而强调了人的因素。[38]

在《奇怪的战败》中，布洛克所发出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道德与政治之声：他没有把法国在1940年的沦陷看做德国人的胜利，而是将此视为“奇怪”——但非不可挽救——的战败。[39]

战争，总是热血男儿们最热衷的话题。驰骋沙场，建功立业，鲜花夹道，奏凯而回；赢得美人芳心，换来众人景仰。可若亲爱的读者们，您在寻找这些的话，眼前的这本小书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恰恰相反，这里有的是受缚疆场，无功而返，心中愤懑情，纵横两行泪；这是一场没有鲜花的战争，一场无比离奇的溃败。

马克·布洛克一直是译者最仰慕的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工作者。纵观当代史，能文能武者本就不多，而像布洛克这般执笔、从戎都卓有成就的人就更显难得了。笔者第一次听说这本小书时，是在恩师吕一民教授主讲的“20世纪世界史”课堂上。当时我便打趣说，要做这本经典之作的中文译介者。没想到，竞能得偿所愿。在吕老师的力荐和谭徐锋、王琬莹与曹磊几位编辑的热情帮助之下，这本写于70余年前的“证词”终于跃然在国人的眼前。此外，还要感谢翟怡小姐和陶力行先生，他们是译稿最初的读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译者在翻译本书时，采用了法文版(L'etrange de faite，ArmandColin，1957)，并同时参考了英文版(Strange Defeat，W．W．Norton & Company，1968)。为了方便读者追溯原文，我在几乎所有的专业名词(尤其是书中大量出现的军事名词)与人名、地名之后都保留了法文。另外，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介绍这部小书的成书背景与作者其人，译者还邀请了第一部布洛克传记的作者卡萝尔·芬克教授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前言。

这是笔者的第一部译作，翻译中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汪少卿于厄巴纳

2013年3月

在《奇怪的战败》中，布洛克所发出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道德与政治之声：他没有把法国在1940年的沦陷看做德国人的胜利，而是将此视为“奇怪”——但非不可挽救——的战败。

——卡萝尔芬克（《马克布洛克：历史人生》作者）

尽管有关法国在1940年的溃败已经有、且还会有许多论著，但似乎没有什么能比布洛克的这份证词更为准确、更为生动地呈现事实的真相。

——P. J. 菲利普（《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