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并称兵法谋略领域的两朵奇葩,代表着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水平,它们所体现出的丰富的智慧和内涵,使其实用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战争的范畴。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外交、金融、职场、商场、处世等多种领域,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企业家都将之视若珍宝,潜心研读,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成就卓越的人生。墨香斋主编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双色插图版)》从军事、政治,商业、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对《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进行了全新盼解渎,融文字、图片、注释、译文、释例、解析等于一体,帮助读者快速掌握原著的丰富内涵和博大智慧。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双色插图版)》由墨香斋编著。《孙子兵法》被喻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历代兵学家、军事家甚至政治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在国外,人们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不少国家的军校都把它列为教材。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该书集“韬略”、“诡道”之大成,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是古代兵家行军作战的决胜宝典。它曾使中国历史多次被改写,并以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使无数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扬名于天下。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地考察和研究。
因此,要通过对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来探讨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势,四是将领,五是制度。政治,就是要让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战时他们才会为君主出生入死,不存二心。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季节气候的变化。地势,就是指高陵洼地、路途远近、险隘平坦、进退方便等条件。将领,就是指挥者所具备的智慧、诚信、仁爱、勇猛、严明等素质。制度,就是军制、军法、军需的制定和管理。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领都不能不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取胜,相反就会作战失败。此外,还要通过比较双方的具体条件来探究战争胜负的情形,即双方君主哪一方施政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军纪严明?哪一方兵力强大?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通过这些分析比较就能够判断谁胜谁负了。
若听从我的意见,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留下来;若是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我将会离开这里。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再从外交上造成大好形势作为辅助条件,就掌握了主动权。所谓态势,即是凭借有利的情况,以制定临机应变的策略。
战争,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战而示之软弱;要打,装作退却;要攻近处,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又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敌人混乱就要攻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敌人兵强卒锐,就避其锋芒;敌人易怒,就设法扰乱它;敌人卑视我方就要使之骄横;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状态下攻击,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制胜的秘诀,不可预先讲明。
未战之前就能预料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条件充分;未开战而估计取胜把握小,是具备取胜的条件少。条件充分的取得的胜利就大,准备不充分的就会失败,何况一点条件也不具备的呢!我根据这些来观察战争,胜败也就清楚了。
【解析】
曹操《孙子略解》中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本篇开宗明义,首先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应持慎重态度,又论述战略运筹,就是在未战之前,君臣必先运筹于庙堂之上,比较敌我力量的优劣,分析战争的得失,预料战争的胜负,从而制定战争计划,规定战略战术原则,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先计后战是用兵的基本原则,作战必先有成熟的计算,然后才能付诸实施。
重战,即重视战争、认真探讨研究战争;慎战,即慎重地对待战争。重战慎战是孙子战争观的主要表现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孙子直观地认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生死搏斗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但并没有揭示战争本质。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万事之所以开头难,是因为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而开局不利,则会打乱整个战略布局,涣散军心和斗志,给对方造成有利的时机。战争之前一定要全面细致地思考,深谋远虑,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各种估计,分别提出不同的对策,不能“走着瞧”,更不能搞“马后炮”。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做出认真细致的分析,才能因势利导,马到成功,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任何懈怠、侥幸及麻痹大意的心理都会使初战受挫,并为以后的行动投下阴影。
在战争中,作战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打早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或以较大的代价换取较小的胜利,或过早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结果丧失了主动权;若打迟了,则贻误战机,使精心筹划的作战方案落空,陷于被动。
重战慎战还体现在善于集中兵力,重点突破。集中优势兵力,是古今中外战争指导的一条通则。我国古代就有“兵散则势弱,聚者势强,兵家之常情也’’的名言。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也强调,每战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毛泽东强调:最忌把军力分得四散,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则往往胜利,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任何竞争都同样,初战的战线不宜拉得过长,面不应铺得太宽,要选好突破口,集中力量,一举攻克,以起到击其一点而震撼全局的作用。
孙子认为,治理和统率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好将帅,将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源。为此,孙子提出了选将用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五德缺一不可。俗话说:“干军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外,选将用将一直是兵家相争的焦点,是历代君主所格外关注的问题。无数的军事战例雄辩地证明:将帅与战争的胜败紧密相关,与国家的安危存亡紧密相关,因此,一定要慎重地选拔将帅、使用将帅。孙子把“智”放在“五德”之首,说明孙子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其主要职责就是统帅自己的军队与敌人斗智。孙子认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诸侯之谋”;必须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除了多谋善断以外,孙子还要求将帅必须取信于人,“言必行,行必果”。“赏罚有信”和“军纪严明”是治军的根本,“爱抚士卒”“勇毅果敢”则是对将帅品德、作风的要求。不能设想:一个残暴的将军能赢得士卒们为他赴汤蹈火,一个懦弱的将军会带出骁勇威武的军队。五德皆备是孙子对将帅的最基本要求。此外,孙子还要求将帅们应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要有大将风度,沉着老练,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等等。
孙子认为,作战是一场十分复杂的军事行动,天时、地利、敌情,变化莫测,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为此必须遵循奇诈多变的原则,在敌方没有戒备的特定时间、地点等情况下突然实施攻击。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给敌方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使敌方在慌乱之中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以至酿成更大的恶果。战斗行动的奥妙,实质上就是通过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兵遣将,隐蔽自己的兵力和火力,让敌人陷入被动而不知其被动的境地之中。也就是说,通过竭力隐蔽企图,巧饰伪装,虚实相间,使敌“难知如隐”,造成一种无形的必胜之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在敌人疏于戒备或料想不到的地方、时间,实施突然袭击,达到打败和歼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巧妙而生动地运用了这一战略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胖利。P3-5
《孙子兵法》,又被称作《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等,是中国以至世界上现存最早、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经”、“兵学圣典”、“古代第一兵书”。作者是春秋名将孙武。
虽然《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但是在产生以前,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地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汉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出现,史载“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收录在《汉书·艺文志》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到了汉代,官方开始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的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杜牧在《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嗥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
宋朝自仁宗起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同时,宋代后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开始以私人著述为主,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明清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应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而日本在奈良时代(即中国的盛唐时期)多次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日本历代兵家将帅都有人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日本战国时期的武田信玄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四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获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也都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作问世。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中文名字是钱德明(别名钱遵道),1750年奉派来华,第二年被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在北京居住了43年,期间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六部中国古代兵书。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之后,开始在整个西方社会广泛流传。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0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也成为西方商界必备的实战手册。
《三十六计》,又称“三十六策”等,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三十六计”一语源于南北朝,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此语被后人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就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了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具体为何时何人所撰已不可考。
书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等兵家的精辟语句。而每一计的名字都是脍炙人口的,足见《三十六计》的群众基础。
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关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瑞士著名汉学家胜雅律说:“西方人无论计谋怎样花样翻新,大抵都跳不出中国人《三十六计》的范围。”日本的大桥武夫则认为:“中国的《三十六计》是运筹帷幄的诀窍,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企业经营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上。”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一个是流传千年的兵学鼻祖,一个是百姓喜爱的谋略奇书,一深奥一通俗,相得益彰。因而编者将这号称“双璧”的两部兵法汇为一书,加以分析,举出丰富有趣的例子,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知识和阅读乐趣。编者才学浅陋,贻笑大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