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能改变什么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糊涂的家伙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你只有杀死他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这就是民主斗争。”这是电影《生死狙击》中那个大坏蛋美国参议员信奉的厚黑学。这种哲学当然很恐怖，所以马克·沃尔伯格饰演的Bob Lee Swagger一气之下端了他们老窝。这当然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是根本行不通的。
或许应该选择一种更温和理智的方式，大家围聚在一起，面无表情，用集体的沉默形成围观的力量，迫使施压者改变立场，选择退让。这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好比当年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民间不服从运动，选择罢工、卧轨、绝食，面对暴力绝不逃走也不还手，的确让大英帝国的殖民警察们伤透脑筋。这招屡试不爽，以至于1938年，他在答复路易斯·费歇尔的《甘地与斯大林》提问中，“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样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注意”。这是种悲天悯人的献身精神，在甘地看来，死亡的唯一区别在于是有尊严地自杀或者蓬头垢面地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前者比后者更能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我想甘地过高地估量了人类的同情心，至少后一种死亡，在二十余年后的纳粹头子艾希曼眼中，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这种滔天大罪的责任无需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来。他自认为扮演的不过是体制这台机器身上的某个零件而已，他选择无条件地接受指令，从而认为个体无需去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甘地的这种同情心和殉情精神，在艾希曼他们面前是可笑的。
不管怎么说，在围观和暴力二者之间，我依然会选择前者。至少围观并不意味着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很多场合，我们会习惯性扮演围观者的角色。面无表情，或者内心带着些许的期待，对即将发生的诸多可能性充满了幻想的热情。我曾长时间关注过某个城市的城管方面的新闻，这个城市很多负面新闻都是由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摩擦引发的。在众多的新闻图片中，毫无例外都会看到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他们围着一两个制服工作者或者执法面包车，中间会有一两个小贩盘腿坐在地上，满是委屈和愤懑的神情。我惊讶于这接二连三的事端背后，结局的惊人相似性：群情愤慨、新闻报道之后，马上风轻云淡，了无痕迹，人们剩下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另外的新鲜的事端所吸引，将视野匆匆忙忙收回，重新扮演新的围观客；而很少有人持续着这种宝贵的热情，持续追踪和关注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再生。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城管面对一次次的被围观，表现出疲倦、厌恶、麻木和不再当回事的样子。所以即便这种事再出现一百次一千次，城管依然在野蛮执法，小贩依然在乱摆乱设，看客依然兴致勃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的改变。这种围观，或许更多的是满足了围观者本身的猎奇心理，而不会让“围观”的本质发生化学变化。当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围观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甘地至死也不相信有人会刺杀他，他相信悲天悯人的同情心能唤醒全世界，化解仇恨和矛盾，他忽视了接受他这种思想本身就意味着极端。
一年前，一位台湾左派作家朋友对我说，台湾的今天是靠人民一步一步努力争取过来的。他将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很有底气。然后他问我，“你们又做了什么？”很惭愧，我内心沉默着回复他，“我们在围观”。像这些看客们，面对每天发生的各种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表露出一时半刻的情绪，然后又重新回到搓麻将、看《天天向上》、逛街购物、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中去了。身处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快乐的时候，可以去洗脚，K歌，看新闻联播；不快乐的时候，则在网上跟帖灌水，将简单粗暴的器官语言发泄完毕之后，又喜滋滋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就像甘地提倡的自杀论并不能改变希特勒极权的本性一样，那围观又能改变我们什么？
2014／12／05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