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著的《宽容(房龙文集)》是美国著名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代表作之一，曾被译为2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近百年。在《宽容》中，作者用生动睿智的语言讲述了漫长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依据，以社会和人是否宽容为标尺，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揭示真理，主张宽容与和平，倡导思想解放，是关于宽容和自由思想的经典之作。

《宽容(房龙文集)》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房龙的部分著作即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当时整整一代年代人，房龙的著作，其选题基本上围绕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的问题，其目的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普及知识与真理，使之成为人所知的常识，因而具有历史不衰的魅力，在久违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又被国人重新发现，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本书为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经典著作《宽容(房龙文集)》。

序言

无知之祸

希腊人

束缚的降临

神的晨光

牢笼

生活之纯

宗教法庭

艰难的求知

文字之灾

这是一本怎样的历史书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伊拉斯谟

拉伯雷

老店新招牌

再洗礼派

索齐尼叔侄

蒙田

阿明尼乌

布鲁诺

斯宾诺沙

新的天国

太阳国王

腓特烈大帝

伏尔泰

大百科全书

革命的专制

莱辛

汤姆·佩恩

最后一百年

译后记

希腊人

地中海边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一个布满岩石的小小半岛，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为我们的世界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完整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物理、化学等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多少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哲学家们在一生中也总会花上一些时间，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对于那些“探寻历史规律”的努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不以为然。他们不相信研究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的那一套，那些东西对于研究蝌蚪、微生物或者流星也许有用，但是在研究人类的领域，它们毫无用处。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规律。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多少发现，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的功夫也还没有用到。我们总是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这些事实加工提炼，从中找出一星半点对我们有用的智慧结晶。

涉足于这个研究领域，着实令我惶恐。下面是我从科学家书中撷取的一页，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基本公理。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认识，当物理、化学条件达到产生第一个生物细胞的理想组合时，生命（区别于无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便开始了。

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就是：

“只有当所有的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一个理想的组合，或者达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条件组合时，才有可能貌似自发地、突然地产生高级文明。”

下面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详细阐明这个论点。

一个种族的头脑发展水平如果和穴居人一样，即使在天堂也不会繁荣昌盛。

如果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屋里，整天趴在冰面上盯着捕海豹的洞，那么伦勃朗就不会作画，巴赫就写不出受难曲，普拉克希特里斯也就不会雕塑。

如果达尔文没有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厂里做工谋生，也就不会在生物学上做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罗曼诺夫领地上的奴隶，住在偏远的小村庄，他也不会发明电话。

在古埃及，最早出现高级文明的地方，气候宜人，但是土著居民并不十分强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经济条件更是糟糕。巴比伦和亚述的情况也一样。后来迁入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倒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但是政治经济环境仍然很差。

在巴勒斯坦，气候恶劣，农业落后，除去贯穿国土、连接亚非的商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商业。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把持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自然不会有利于任何形式的个体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倒无所谓，民族强壮，贸易条件也不错，但是国家的经济体系却极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控制了所有的财富，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因此在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府就落入富豪的手中。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产业的权利，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覆辙，被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葬送了。

简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缺少某种成功的要素。

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一个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出现了。它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而且很奇怪，它没有在希腊本土发生，却出现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我在另外一本书中描写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连接着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从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主要的货物装载地点，分布在小亚细亚西岸叫作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在这些地方装船从亚洲运到欧洲的，不仅有货物，还有思想。  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这块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长山地，被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些殖民点，其中以弗所、福赛、埃里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就是在这些城市中，后来出现了各种成功条件的完美组合，使得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与之比肩，却从来不曾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他们是这些民族中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分子。

其次，从事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为这里积蓄了大量的财富。

第三，对于占大多数的自由人来说，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上面我没有提到气候的因素，因为对一个只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影响并不大。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装卸。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结冰，雨量没有多到使城市遭遇洪水，大家就不会对天气预报有多大兴趣。

除此之外，爱奥尼亚的天气还非常适宜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学习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里的抽水机周围，就是最早的社交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中有350天可以坐在抽水机的旁边。米利都早期的教授们，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气候，成为日后各种科学进步的先锋。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人泰勒斯——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是一个背景可疑的人。倒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者杀了家人，从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跑到了米利都，而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说明，这个地处曼德尔河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国际化的中心。它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人们只是根据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来不会追究别人的家底。P7-9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当打印机吐出这本书译文手稿的最后一页，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仿佛是闷热的七月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半的公共汽车上挨了四十分钟，到站时挤出车门一刹那的感觉，然而其实远不止这些。

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再花两倍的时间做这件事。三伏天僵坐在键盘和显示器前，断断续续一百天的时间，其中自然有许多苦，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乐趣，这个暑假就太可怕了。

这种乐趣不见得总能与人分享，因为只有那些曾经被别人的文字感动、也曾经被自己的文字感动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感觉，而每个人的感觉又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喜欢这本书，所以真心希望把它曾经让我感动的地方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

沿着一条历史的线索，房龙讲述了一个宏大而又令许多人困惑的主题——宽容。

房龙并非不顾一切的理想主义者，他有文学家的热情，史学家的清醒，还有一些科学家的理智，他的风格是一种混合的风格。

房龙所谓“宽容”，很大程度上是宗教的宽容。宗教的博大精深，也许并不能被很多中国读者领悟，这不要紧，只要你对“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者“孔夫子时代的中国”怀着一丝向往，就不难从书中获得一些感动。

不要让过多的话语破坏这本书的完整。

这个中译本一定远非完美，所以请把你的批评告诉译者，这样他们的良心会稍感安慰。

gbexm@263．net——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译者郭兵

1998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