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藏缘人生》由向红笳著，记录了作者从事藏学翻译工作近20多年来的回顾，充分享受了写作的愉悦与轻松。这次写作既是对往事的回顾，更是对作者自我的一个剖析和审视的过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起见，作者将按照“抉择”、“持守”、“取舍”、“受惠”、“感恩”和“感悟”六大顺序娓娓道来。

这本《藏缘人生》由向红笳著，主要讲述了作者——一个普通的外语教师与西藏和藏学结缘的过程及这一过程对她人生轨迹的改变。《藏缘人生》全书共六章，收入了《与藏学结缘》《神秘莫测的哲蚌寺》《今生无悔的取舍》《国内第一部涉藏英语教材的问世》等文。

自序

开篇语

第一章 抉择

 与藏学结缘

 避暑山庄的启蒙之旅

 明智的选择

 如烟往事

 初试牛刀

 艰难的藏文学习

 暗流汹涌

第二章 持守

 初访拉萨

 神秘莫测的哲蚌寺

 甘丹寺晒佛节

 后藏之行

 重返西藏的艰难旅程

 历史积淀的藏王墓

 心目中的圣地钦浦

 意料之外的磨难

第三章 取舍

 放弃“绿卡”

 今生无悔的取舍

 达观的选择

第四章 受惠

 北欧丹麦掠影

 北京怀柔的盛大聚会——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访问“千湖之国”芬兰

 重访美国

 畅游雾都伦敦

 走马观花新西兰

 玛雅文明发源地墨西哥

 再访英国

 高山王国尼泊尔之旅

第五章 感恩

 与众不同的调研报告

 国内第一部涉藏英语教材的问世

 与四川德格印经院结缘

 编纂《汉英·英汉藏学词典》

 为他人铺平新的人生之路

第六章 感悟

 找到人生目标

 做学问先要做人

 不放弃是最大的天赋

 善藏锋者成大器

 爱惜名誉

 自觉地培养五种力量

 耐得寂寞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怀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向上、向善

 永远不要刻意地去取悦于他人

 选择忘记，学会保护自己

 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少操心、多休息、节约用电

结束语

缘分是一个谁也无法说清的东西，有缘无缘似乎也与个人的意愿无关。我最初知道有藏学这门学科还是从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开始。我是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母校是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由于有父母都是右派的家庭背景，在1964年“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所以，我始终认为，北京师范学院能因我的优异成绩录取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一决定使我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完成大学学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对此，我始终心存感激，每每路过母校我都会满怀深情地看它一眼，从心底祝福它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只在大学度过了一年多时光。1968年底，根据毛主席“山上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们匆匆离开学校，离开北京，怀着对前途的迷茫之情，奔赴山西接受再教育。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西洪洞的4658部队进行劳动锻炼。这是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劳动锻炼。因为，这种到部队锻炼的改造形式始于我们这一届大学毕业生，也止于我们。在近1年7个月的部队锻炼中，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饭和白萝卜咸菜(后来，经过自力更生我们的伙食有所改善)。我们曾在初冬寒冷的三月下到布满冰碴的汾河水中为河边盐碱地压碱，也曾在冲锋号号声的激励下开展过紧张激烈的挠秧比赛。比赛过后，我们经常会累得就地躺在坚硬的，田埂上休息。在板结的盐碱地上插秧十分艰苦，常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前面一个人要用柳枝在坚硬的地上钻洞，后一个人要乘地面没有缩回原样时尽快地把秧苗插进去。就这样，很多人的手都因插秧插得肿得很高。在秋收时，我们要用手推车把稻草运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一天要连跑带颠地往返两次，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除了劳动外，我们还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夜间紧急拉练。每次拉练都要负重行军，在瓢泼大雨中长途行军更增加了难度，需要很大的毅力才能跟上队伍。尽管部队锻炼的时间只有1年7个月，但它锻炼了一批文弱书生的体魄，更磨炼了意志品质，成为我们日后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我们连队是由20多所学校30多个专业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也在同样的焦虑和期盼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独特的情意一直延续至今，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劳动锻炼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顺义第一中学担任数学和语文老师。为了解决家庭团聚的问题，我又主动调到怀柔，进入了一所军工厂(北京市渤海机械厂)，从事与本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理实验工作。这一路走下来占去了我近10年的光阴，也可以说是外语荒废的10年。尽管有一段时期我学的专业没有用武之地，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坚持在工作之余，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自学。“机会总是给有所准备的人”是一句十分俗套的话，但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成功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无数人的成功也印证了它。1978年，中央下达了“归口闹革命”的指示，由于我所在的北京市渤海机械厂是个市属工厂，因此我的户口早已从顺义转到了北京。从郊区把户口转到北京市为我能够在北京顺利地找到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我的父亲是湖南湘西土家族人，尽管我不到一岁就随同父母来到北京，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把中央民族学院作为我工作单位的首选。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正面临着1977年和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学生大潮，而教师数量远远比不上蜂拥而至的学生数量。我的应聘过程极为简单，只进行了口试就结束了。我认为这是两个原因所致，一是教师，特别是外语教师的奇缺；二是我的师范和英语的科班出身的有利条件。

我人校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承担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班的英语教学工作。该英语班中除有4名古藏文研究生外，其余是其他学科的研究生。班上学生人数不多，但个个才华横溢，学术研究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已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中流砥柱，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享受国家津贴的国家级研究员陈庆英教授、影视人类学界颇有名气的庄孔韶教授、民族学界的祁庆富教授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格桑益西教授等。由于该英语班中有4个人是藏学专业的，因此，我选用了赵朴初先生撰写的《中国佛教》一书作为特殊的英语精读教材。这部中英文对照的读物大大地丰富了我贫乏的佛教知识。这段授课经历不但顺畅地帮我解决了语言难点，更使我对佛学文献翻译的独特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令我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段教学实践是我与佛学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弥补了我贫乏和欠缺的佛学知识。P1-5

在众多朋友的鼓励和关注下，本人随意随心撰写的拙作《藏缘人生》即将付梓。

《藏缘人生》主要讲述了我——一个普通的外语教师与西藏和藏学结缘的过程及这一过程对我人生轨迹的改变。我长期从事藏学翻译，曾接触了众多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结识了一些高僧大德及国内外佛学、藏学学者并亲赴西藏及其他藏区实地考察，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无疑，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我并非信奉藏传佛教的佛教徒，但我书房的一面墙上挂有经过西藏扎什伦布寺高僧加持过的极富藏式风格的牛头装饰(牛角上挂着白色哈达)，还有两幅带有浓郁热贡艺术特征的唐卡(一幅上的主供佛像是集诸佛智慧的文殊菩萨，另一幅上是慈悲女神白度母)，而在另一面墙上则是白玛活佛赠与我的系有五彩飘带的吉祥箭。我的橱柜里摆放着青铜佛像、各具特色的嘛呢轮及来自各藏区的嘛呢石刻。其实，我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熏陶和影响，特别是佛教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及超凡脱俗的人生理念。这些影响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随遇随缘和淡泊名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我能在名誉、地位等身外之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之时能更超然、更洒脱地直面人生，愉快地享受生活，能够努力达到“失之坦然，得之淡然，争之必然，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

《藏缘人生》写作的时间很短，几乎是在翻译其他译著的间歇期间里一气呵成，但对往事的点滴回忆及回忆中的体味让我十分享受这一难得的写作过程。在写作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自己艰难的“抉择”，恒心的“持守”和无畏的“取舍”及选择后的“受惠”和自己的“感恩”之心及对人生的“感悟”。我试图尽可能地原汁原味地使旧景再现，但时过境迁，特别是一些人与事都出现或发生在20多年前，因此，难免会有些回忆失准之处，如有谬误，恳请读者见谅。

《藏缘人生》一书是我对一段段个人经历的描述，但我更希望，年轻的莘莘学子能从我的奋斗经历和取得的成功获得灵感，找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契合点，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

2009年国庆前夕

我与西藏和藏学结缘已有27年之久。2007年，在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安排下，我在阔别西藏16年后第三次踏上了进藏之路。

这次旅途坦荡，因为我们有幸乘坐火车亲身体验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我们从北京乘飞机飞往青海首府西宁，抵到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参观了藏传佛教的著名寺院塔尔寺。这是我阔别多年后第二次参观这座著名的寺院。寺院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只是可以看出多处修缮后的痕迹。塔尔寺周边环境的变化极大，宽阔的场地上威严矗立着八座白塔，白塔上的饰物金光闪闪。彩色的哈达将白塔装饰得色彩缤纷，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美丽。

晚上，我们登上了开往拉萨的火车。由于列车采用弥散式供氧，人坐在舒适宽敞的车厢里感觉不到高海拔造成的缺氧的反应。每节包厢都有一个吸氧口以满足每位旅客身体和心理的需求。由于有了这些保障措施，大家感觉舒适、惬意，很快都安然入睡了。

清晨，我被一阵阵惊呼声吵醒。原来是乘客们正在对着窗外的美景纷纷拍照。此时，车厢里播放着歌曲《天路》那熟悉的旋律。从列车乘务员发给我们的小册子上看，这趟列车要经过三个台阶。一是海拔3500米至3680米的日月山；二是经过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至唐古拉山口段；三是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多年前，我到青海时曾拜谒过日月山，在那里看到过为纪念文成公主进藏联姻而修建的日月二亭。日月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闻名遐迩，都是我过去在藏学资料翻译中常见的名字，而今天它们就要脱离书本，从生硬呆板的铅字变成活灵活现的景观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想到这里，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忙拉开窗帘，向窗外眺望。车窗外巍峨的大山从眼前飞快地掠过，一座接着一座，雄姿各异，令人目不暇接。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火车沿途经过的一个重要地方。我们从《可可西里》的电影中了解了可爱的藏羚羊。在经过这片无人区时，大家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些弱小可爱的生灵。在内行人的指点下，我们逐渐能够从茫茫荒野上分辨出疾驰而过的野驴和藏羚羊了。大家你呼我喊地乱成了一团，谁都不想错过近距离拍摄藏羚羊的机会。与此同时，大家更是不约而同地想到藏羚羊的保护者。电影《可可西里》中动情地描写了那一群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心血和生命保护着独特的高原珍贵的神灵——藏羚羊。顺着列车员的手指方向，我们隐约地看到“杰桑·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记录了他为保护藏羚羊与犯罪分子搏斗而壮烈牺牲的不朽业绩。

火车在海拔4507米的那曲站短暂停留时，我们不顾列车员的好心劝阻，执意在车站上拍下了颇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

青藏铁路的终点是圣城拉萨。这是16年后我再次踏上拉萨这片圣土。我曾对已老尚未衰的我能否顺利地度过高原反应这一关实在没底，但抵达拉萨后我的感觉好得出奇，全然没有前两次人藏体会到的气短、心悸，第二天就开始与学生们在一起畅饮并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许多藏族朋友看到我的良好反应都说我与西藏有缘，我想也就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似乎都与西藏结缘有关。由于缘分，我将我的全部心血投入到藏学事业上；由于缘分，我与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和藏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缘分，我参与了对佛教文化的宣传和佛教寺院的保护工作；由于缘分，我尤为关注西藏的发展和变化；更是由于缘分，我愿今生今世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竭尽微薄之力。

西藏是我永生的挚友，是我心中永远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