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政坛非政治解读”“是真名士始风流”“定影鲜活的瞬间”三辑，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所写的其他历史类文章。具体内容包括《蒋介石日记开放的台前幕后》《海上闻人杜月笙》《破船载酒忆平生》《新一军将领的命运》《1937年的中国军队》等。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所写的其他历史类文章。

著名媒体人曹景行推荐作序，全新披露“四大家族”历史隐情，以及蒋介石日记开放的台前幕后；探秘“九一八”前夜的张学良，和其在台湾的幽居岁月；追寻重返大陆后的“宋氏家族”的命运；首次还原“攻占总统府”的历史瞬间，以及1937年11月5日的“上海沦陷”和1938年7月22日的“深远边缘的汪精卫”；全书分“政坛非政治解读”“是真名士始风流”“定影鲜活的瞬间”三辑。

第—辑 政坛非政治解读

 蒋介石日记开放的台前幕后

 百年宋美龄

 重返大陆的宋氏家族

 历史与历史研究之外的“四大家族”

 张学良在台湾的幽居岁月

 陈赓记忆

 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我的父亲周扬

第二辑 是真名士始风流

 海上闻人杜月笙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章士钊：93岁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

 曹聚仁：浮出水面的“密使”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一

 杨苡：与巴金一家六十九载的交往

 破船载酒忆平生

 王芸生：一个人与一部书的传奇

第三辑 定影鲜活的瞬间

 润麒：走出历史的烟尘

 戴安澜：为民族战死沙场，男儿之分

 无字的墓碑：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攻占总统府：一个时代的终结

 西路军：那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

 沈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新一军将领的命运

 1931年，九一八前夜的张学良

 1937年的中国军队

 1937年11月5日，上海沦陷

 1938年7月22日，深渊边缘的汪精卫

走入公众的蒋介石日记

与2006年公布第一批蒋介石日记引发的热度相比，蒋介石日记的第二批开放显得相对平静。

蒋介石日记始记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每次我们都会选一个时间点，以重大事件的起点或结束为标志。”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介绍说。第一批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是从1917(注：蒋介石后来补记的)～1931年，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而这一次开放的日记则从1932～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

“这段日记的时间，有不少大事发生，如几次对共产党‘围剿’、南京政府与汪精卫、陈济棠、胡汉民、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日方谈判、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所以这一部分内容会比第一次开放得更丰富、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说。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权威人士，2007年7月，杨天石应胡佛研究院之邀，将再度赴美展开对第二批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

“这部分日记的开放，应该不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什么颠覆性的结论。因为这些年来，关于西安事变、中美合作等重大事件，一些相关人员如宋子文、史迪威、魏德迈的档案已经陆续公开，公众可以参照那些重大事情的记述，更客观来看那段历史。但对于当时许多未解之谜、事件背后的因素，尤其是决策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日记提供了重要线索。”郭岱君指出。

对于开放日记的步骤，郭岱君解释说：“我们是希望尽量多公布，但这批日记损坏情况严重，有的被水浸过，有的已经破损，甚至无法打开，胡佛花了很多时间在修复上面，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

对日记的保护和整理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蒋介石日记运抵后，工作人员先要将这些存放了几十年的日记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说，日记有的部分甚至有上百页打不开——专业术语称“档案砖”，技术人员必须先用无酸的水蒸气将其弄湿滋润，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打开，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无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对每一页日记都以高精度的微缩(microfilm)保存下来，“修复比保存还要费时，成本也大得多；另外，这都很花时间，也是技术很复杂的工作”。但处理后仍有一些无法阅读，这或许更增加了这部日记的沧桑感。

据了解，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轻易接触原件。

胡佛研究院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目前，研究院收藏了包括宋子文、张嘉墩、陈立夫、黄郛、陈独秀、胡适、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等中外著名人士的私人档案，又增加了约300万件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孔祥熙档案等。胡佛的收藏对所有人公开，任何一个人到胡佛来，无论哪个国籍，文化程度怎样，只要凭有效证件，登记后都可以借阅，但只能用档案馆提供的纸张抄录日记。“一般档案是可以影印或使用笔记本电脑输入的，但蒋介石日记例外，不得影印，也不能使用笔记本电脑，这是蒋家的要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

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特别强调，胡佛研究院只提供材料，“对于用档案的人是什么立场、他们会写什么文章，我们不会对其有任何限制。不同人来看蒋介石档案，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人、美国人等，立场不一样，选取的材料也不一样，这一点研究院完全不介意”。

日记背后的蒋家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此后，这部分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3年后，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继而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48岁的蒋孝勇在1996年因癌症去世后，这部分档案则一直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人原本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但是很多机构都一直试图说服蒋家能将这些日记公开。

蒋方智怡是目前蒋家唯一活跃于台湾政界的人士，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外电称其为“一个力撑家族荣誉的孝顺媳妇”。在蒋家第三代相继早逝后，蒋方智怡成了蒋家政治上的代言人。当时蒋方良仍在世，蒋方智怡与蒋方良、蒋经国长媳徐乃锦都达成共识，最终与胡佛研究所达成协议，同意将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暂存于胡佛研究院，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据杨天石教授透露，当初蒋家在日记究竟开放到哪一年犹豫不决。“蒋家的意见是1927到1939年，但我认为1939年没有意义，不成段落，我说要么就从1927到1945年。”而台湾方面，曾任蒋介石秘书的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等人也反复讨论开放时间，秦孝仪曾坚决反对全部开放，据说他曾拍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做蒋家的罪人！”

可以理解，做出这一举动，对蒋方智怡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所以很多学者都对蒋方智怡的最终决定不吝赞美之辞。“蒋方智怡压力很大，毕竟我们讲很容易，但痛痒不在我们身上，从这一点上讲，我真的佩服她的勇气和智慧。她如果有一点点犹豫、担心和害怕，这件事就不可能最终完成。”郭岱君说：“她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使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并且开放给学者研究，很了不起。她承担了好几代人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蒋家的，还有很多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幕僚后代的关切。”

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2005年他去台北时也曾与蒋方智怡会过面，他对蒋方智怡表示：你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蒋的日记，让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自由地进行研究、评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蒋方智怡是从2003年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日记的。“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这些日记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在接受采访时，蒋方智怡坦率地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呢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不清楚指的是谁，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蒋家与胡佛研究院达成协议后，台湾方面也有一些争议。在接受采访时，蒋方智怡并不愿意回应自己在台湾所遭受的压力问题。她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P2-6

大概是四年前北京冬日的一天，极冷，南五环那里的北风尤其强悍，我和李菁约在早晨，一起去采访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毓瞻。在这位九十老人的家中，我们听他回顾往事，不断追问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细节，一直忙到黄昏。

那时，我刚从香港转往北京清华大学教课，凤凰卫视让我接手《口述历史》栏目，而且要直接采访这些见证历史的人物。我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等于回归本业，自有一种兴奋。正好李菁也在寻找新的采访路向，她在《三联生活周刊》原来是跑时政新闻的，辛苦不说，有时误入“雷区”被炸得遍体鳞伤，却还不知道究竟得罪了何方神圣，那就真是噩梦了。

我劝她不如改采旧闻，还可相互合作，她颇有兴趣。于是，这次专访毓瞻，就是我们新的尝试。实际上，她早先已发表过多篇历史人物的特写，并非新手。因为都做口述历史，我们时常交换采访线索，相互参考，又各有侧重。只是从2008年开始我已经退出，她仍一直做下去。这本集子里的文字，就有不少篇目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题材。

以我的经验，采访历史上的事情，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功课”，才会有意外的发现；有时比采访今天的新闻更加有意思，但所涉风险绝不比新闻采访小。李菁应有同感。她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口述”今天还在继续，而凤凰卫视的那个《口述历史》栏目，终于在外界的特别关心下无奈消失，代之以“中国记忆”。

我认识李菁在先，然后才看她的文字。作为电视人，我特别注意到她写的采访报道常以一种电视画面般的视觉效果来开头。就像2003年尾她专程到香港采访梅艳芳去世的新闻，写出的封面故事如此开头：“一袭明黄色的长袍轻搭身上，露出瘦削的肩头，戴一头亚麻色假发的梅艳芳在被处理成绛红色的香港背景里回眸凝望，看不出是留恋还是告别。在香港尖沙咀附近一幢高楼一间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对面墙上便是这张巨大海报……”记得她报道中国宇航员时，也是以如此的描述带着我们进入神秘的“航天城”。

说到做电视，李菁后来也偶尔成了凤凰卫视窦文涛《锵锵三人行》的嘉宾。我早先上过窦文涛的节目，天南地北地聊天，不难也不累。李菁却有举轻若重之感，原因是文涛先生与梁文道、许子冬等老嘉宾思维跳跃，常常突然改变话题，就苦了习惯于认真写稿的李菁。我劝她今后如果再上节目，一定要争抢主动权，让许子冬之辈跟着跑。但似乎，她仍觉得上电视“说话”要比“写字”难。

但“写字”就那么容易吗？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打电话问她一件事，那时她去了西安，说自己正在采访什么彩票弊案。我开始以为这是个普通案子，等她的报道出来后，才感觉到其中采访难度之大。所谓“舆论监督”，所谓“为民鼓与呼”，说起来容易，听起来慷慨，真的要做却越来越艰困。明明白白放在那里的事情，人家就是不告诉你，许多时候干脆把你拒之门外。更加无奈的是，辛辛苦苦、千方百计采访到的内幕故事，人家就是有办法让你F不出来，或者不得不曲笔、淡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打着这份新闻工，哪怕从旧闻中去寻找新闻。有时，当我们第一次知道当年的事情原来是这样，而不是早先所知的那样，此时兴奋之情同拿到独家新闻是完全一样的。

写新闻报道，对事实的把握往往会受截稿时间的限制，而写历史就更须注意史实的准确，出了差错没有什么可作借口。记得她要写我父亲曹聚仁“两岸密使”的往事，我特别提醒她不要为过去的诸多传闻所左右，而应以已经公开的可靠记录(如《周恩来年谱》)为依据。后来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了李菁的文章，那是这些年来多篇“密使”文字中最为严谨的。意外的是，李菁文章一开头就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史料。2005年5月14日，前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告诉她：“我们和蒋家的联系在好几条线上同时进行，中间人包括章士钊、曹聚仁。对曹聚仁我们用得很好。”父亲从1956年到1972年去世，前后有16年的“密使”生涯，杨斯德的这句话或可作为总结。谢谢李菁。

这篇文字写的，实际上是我对李菁的印象，算不得序。

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