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心灵自述”首度出版，从山里娃到思想者，从漂流学人到世界公民，历时八载追踪访谈，完整叙述七十年风雨人生。

两次人生的口述史，万里足迹的采访录，从武夷山到落基山，从中国学者到世界公民，从山里娃到思想者，从启蒙先锋到一代大师。

《走向人生深处》谈两次人生的风雨，精神危机与内心变易；谈在社科院的日子，“文革”荒唐与事后自审；谈返回古典、质朴，终极认知与禅的启迪力量；谈大国风度与中国崛起，文化未来与人类困境。

《走向人生深处》讲述了刘再复先生首次通过接受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自己的人生之旅，并回答人生见闻中的种种问题。《走向人生深处》不但详述了其“从山里娃到思想者”的成长奋斗历程，并对其异常精彩的两次人生经历进行了动情的叙述，身世、交游、阅读、阅世、研究、感悟、内心历程、命运交织……而其间谈话所及，自日常小叙至世界大观，包括人间文明与社会建构、立身态度与知识分子天职、宗教情怀与终极认知、文学自性与历史反思、“文革”荒唐与事后自审、大国风度与中国崛起、讲述哲学与贵族精神、学者之“格”与学派之争、文化未来与人类困境等等，既有富于感情的叙述又有富于理性的思考，既温文尔雅又充满睿智，让我们在深叹其人生的传奇，为其个体生命所呈现的那一种“走向人生深处”的精彩所倾倒之时，更见识了一代大师对于人生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那一种“看空而更积极”的思想的灿烂与魅力。

访问者前言／吴小攀

第一辑 两次人生叙述

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概说

两次人生不同的人生观

第二辑 走向人生深处

未曾设计的人生

极端贫穷的童年

“文革”荒唐与事后自审

彻骨的孤独：精神危机与自救

爱情与家庭

读书与写作

师友交游

与李泽厚

与金庸

关于钱锤书

与林岗、小枫，甘阳等

与高行健

历史人物评价

无愧民族英雄——谈林则徐

中国走向现代的首席启蒙家——谈严复

他呼唤的童心太美——谈李贽

失明的眼睛最明亮——我奉为圭臬的那些经典与哲人

政治与社会

逍遥的自由——政治与知识分子状态

理想国与社会主义

真正的大国让人激赏——中国的崛起与未来

美国社会的制衡建构

近代史杂谈

双线近代史：革命与现代文明的建构

从启蒙到建设，从乡村时代到城市时代

现代个体意识的觉醒

改良与革命

历史人物与历史偶然

宗教认知与宗教情怀

作家与宗教

禅的自救启迪

文学与学术

定义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的弱点

文学自性的失落与回归

后现代主义批判

论作家、学者之“格”

如何看待学派之争

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第三辑 香港访谈录

再说身世

高行健与中国文学

罪与文学

夏志清评说

第四辑 闲说2010

从山里娃到思想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岁月

海外生活与四海为家

返回古典与《红楼四书》

闲谈拾遗（讲述哲学与贵族精神）

附录

文学自性与文学本义

《性格组合论》北京版序

学术自述

我的文学观

刘再复著作出版图表

叙述者后记／刘再复

师友交游

与李泽厚

吴小攀：您与李泽厚先生应该是多年好友了吧？怎么评价他的为人及学术地位？他对您的影响？他与陈明对谈的《浮生论学》直言褒贬了许多当世学人，您怎么评价他的这本书？

刘再复：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已故的樊挺岳老师就非常钦佩李泽厚，樊老师专攻美学，为人极为谦和，他的早逝让我悲伤了很久。在校期间，他就让我读李泽厚和朱光潜先生的论争文章，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李泽厚的名字和他的“美感二重性”等美学理念，也心向往之。没想到，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李泽厚在同一座楼里办公。我所在的《新建设》编辑部在院内（北京建国门外5号）主楼的第一层，李泽厚所在的哲学所在第二层、第三层。郭沫若的办公室也在第二层。

《新建设》编辑部很重视发表美学文章，而美学不由哲学编辑室管，由我所在的文学组管。1963年秋天，我刚到编辑部不久，有一个人送来稿子，交给赵幻云（文学室老编辑）后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赵先生告诉我：“他就是李泽厚。”我当时真有点惊喜，立即-追到走廊里好奇地看着他走上楼。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新建设》停刊，便很少见到他，虽然一起到河南干校，但也没有交往。倒是从干校回来后，胡乔木让胡绳、林修德以《新建设》的旧班子为基础筹办与《红旗》对峙的新刊物《思想战线》，我才开始与李泽厚交往。

在一次筹备刊物的领导小组会上，胡绳看了我初步拟定的约稿名单后说：“能不能请院里的一流学者写稿？”我说我们已约唐弢、冯乏等，不知道还应当约请谁。就问胡绳：“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胡绳就说，例如何其芳、钱锺书、金岳霖、侯外庐、李泽厚。经胡绳一说，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找他们。于是，我就找到何其芳，约请他写一篇关于《水浒传》评价的文章，那时毛泽东刚批了《水浒传》不久，刊物需要参与。何其芳答应得很痛快，而且很快就写成了。

我也找了李泽厚，在办公室的楼道上给他透露了胡绳的话，他听了很高兴。这之后，我们便开始交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交往更密切，我还到他家里聊天。1980年我写完《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请他作序。他也欣然应允。他说：“你这书下了工夫了。这是我第一次作序，别给你带来麻烦。”这之后，我更是常向他请教。当了研究所所长后，我还多次让司机开车载我到他的新家。那时已是很好的朋友了。

不过，李泽厚大我11岁，学术上更属前辈，于是我称他为“泽厚兄”，心里始终把他当做老师，和他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我一直认为他是我国现当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其美学既有原创性又有体系性。我在芝加哥大学“客座”期间（1989—1991）讲过“李泽厚和中国现代美的历程”，说他创造了许多属于中国的美学命题，如“美感二重性”、“审美心理数学方程式”、“主体实践美学”等等。这之后我还深一些讲他的美学，特别是讲他对于中国美学研究的贡献。他的《美的历程》与《华夏美学》，是他的中国美学研究的外篇与内篇。前者讲述中国审美趣味变化的历史，前无古人。后者讲述中国的美学精神，是儒、屈、道、禅诸家美学精神最为准确深刻的概述。《美的历程》刚出版时，有人攻击它是“一锅煮”，把文学、艺术、服饰等放到一起，他们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原创性就在于它既不是艺术史，也不是文学史，而是审美趣味史。把审美趣味作为对象，写出一部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能体现审美趣味的，不仅是诗词、绘画，还有陶瓷、雕塑、服装、人体等等。李泽厚的三部思想史，用现代学术视角和学术语言概述中国哲学历程，每一章节都发前人所未发，很了不起。出国之后，他深化自己的研究，提出“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一个世界文化”等重要理念，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他的这些成果及其重大学术价值，可能得几十年后才会被世界所认识。我是“近水楼台”，可以最早知道他的新成果，阅读中的难点又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经十几年的积累，我不仅熟知他的美学，也领悟到他的一些哲学要领。20年前，我受其他的康德研究成果的影响，写出《论文学的主体性》，出国后我和他不断展开学术对话，倾听他的直接讲述，收获极大。特别是在对中国与西方的哲学差异、文化差异的把握上，他更是给我根本上的启迪，尽管我在某些文化思路上和他还是不同。

李泽厚有时也开玩笑地说：“要不是你被我所牵制，恐怕早受洗当教徒了。”李泽厚是个很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完全拒绝认同宗教。他的体系是“有”生“无”的体系，是确认人乃是“历史存在”的体系（人不是上帝所创造）。他的“造物主”是历史，而不是“神”。他认为因为人太脆弱，才造出“上帝”来安慰自己。其无神论非常彻底。这一点很接近马克思。他把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总课题，转换成“人类如何可能”的总课题。不是“上帝造人”，也不是“猴子变人”，而是“人造人——人类创造自身”。他认定唯有人类主体的历史实践才能实现自然的人化，才使人成为人。他的历史唯物论表述得极为彻底，但又突破和“改造”了历史唯物论，建构了历史本体论。我则常在理性与神性中徘徊，在认识论范围内虽不确认上帝的存在，但情感上却宁肯相信上帝的存在，觉得人只有承认有一种比人更高的眼睛与尺度存在，才能谦卑。因此，我把上帝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假设，作为一种心灵假设，其态度如同孔夫子：“祭神如神在。”有此假设，便有敬畏。有一次，信基督教的小女儿刘莲为我抄稿子，发现稿中有“上帝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的句子，她气得要命，说：“你把上帝说成假设，不对，不给你抄了。”我正是徘徊在李泽厚（无神论）与小女儿（有神论）之间的人。我有点靠近爱因斯坦的态度：上帝存在与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需不需要有所敬畏。倘若需要敬畏，那就不妨假设它存在。康德的悖论用于上帝，其存在的命题与不存在的命题该都符合充分理由律。从科学上说，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它无法用逻辑和实验证明其存在。但从心学说，上帝又是存在的。因为如果上帝只是心灵，只是情感，只是信仰，那也可以说它是存在的。康德把上帝视为一种情感，很了不起。

P59-63

真正认识刘再复先生始于8年前的那次采访。

高中时偶然从《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杂志上读到散文《读沧海》，深深被那种磅礴气势浪漫情怀所吸引，从此记住了作者刘再复的名字。后来，自中学时代即成好友至今的谢志斌考入厦门大学，他告诉我关于厦大的几个光荣史，其一便是刘再复曾在中文系读过书。谢志斌一直挚爱哲学，当时正深陷尼采激情四射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加上自身浪漫忧郁的特质，他也十分喜欢刘再复的散文，刘再复便一度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谢志斌从美国游学回来后，到香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9月前后，他告诉我刘再复到香港讲学，由此触动我采访刘再复的念头。

记得那次采访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刘再复的寓所里，我和谢志斌问，刘再复答，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中间一起吃晚饭。采访结束后，在城市大学某楼层走廊，我们站在栏杆前，面对中空庭院内的一丝月色，不知谈到一个什么话题时，我看到陷入深思的刘再复的侧影，心里戚然……

采访最后未能见报。

刘再复知道后也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先放着，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再补充完整一些，争取出一本书！

这一放就是8年。8年，可以发生很多事，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以为刘再复只是客气，或者是安慰我，对于采访结集成书并不抱太大希望。此后，又有好几次见面、通信、通话，蒙他寄送一些他自己在海内外出版的书，断续阅读之后，一个既有理论思辨又有诗人激情的刘再复渐次明晰起来。工作之余，闲适之时，看书，翻翻旧采访录，或是和一两位并非江湖中入的朋友说说话，想起匆忙的香港之行，一些有关的问题又冒出来，于是就随手记下来；我的朋友马骥，其时正在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巴斯蒂夫人门下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中间回国休假时帮我拟定了与近代史相关的几个问题。大大小小估计有近百个问题了，删削整理后寄给尚在美国的刘再复先生，便不作他想。

然而，去年12月间，突然接到刘再复先生的越洋电话，说已经把十几万字的采访稿校阅修改完毕，将邮寄给我编校！这才知道什么叫一诺千金！而当我收到高达半尺的访问稿后，禁不住惊叹，因为所有的问题条目之下是如此认真漂亮的手写体答复，很少涂改，俨然成书。

刘再复也许可以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既不能完全归入文学界，也不能完全归入学术界——他曾经以感性和理性融和的散文体记录一个时代的特殊风貌，也曾以《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论》的系统表述，掀起新时期文学反思的浪潮。他曾经身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这样的“高位”，也曾一度跌入风云突变的危难境地；他曾经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殿堂里的首位中国嘉宾，也是游走于欧美港台四海为家的漂泊者；他与李泽厚在科罗拉多秉烛夜谈谈出一本轰动海内外的《告别革命》，在与女儿刘剑梅的来往信件里谱出新时代的“两地书”（《共悟人间》）。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对鲁迅和整个现当代文学的评论探索中独树一帜却“返回古典”，写出长达百万字的《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再次震动中国文坛……这种跨文体的创造活力在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中并不多见。

刘再复的人生在1989年裂变为两段，他自称之为两次人生，1989年之前为第一人生，1989年之后的海外生活为第二人生。在两次人生中，他的整个生命状态截然不同，在归零之后的第二人生，他借助禅宗等文化动力，更仰仗自身不被任何命运击倒的毅力，开始对第一人生进行反思与超越，至今其可见的成果大致分两个系列，一是感悟式的思想者散文系列，其代表作是十卷本的《漂流手记》；二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理论著述系列，其代表作是《告别革命》、《罪与文学》、《红楼四书》等。

“思想者散文”这个概念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在为花城版的刘再复散文集《远游岁月》所作序言中提出的，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马里兰大学副教授）书信往来讨论文学、社会、人生，此为“书信体”，而那些独自面对人生、大地、苍穹宇宙，诉说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则为“独语体”。这种思想者散文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读沧海》为代表的散文创作的延续，延续的是生命激情，但又是一种质的超越，即超越人间是非的冷观与禅悟。滔滔数千言的《读沧海》似山呼海啸，一浪高过一浪，以抒情见长，适合舞台朗诵，而第二人生中的《独语天涯》，则似暗夜呓语，思绪邈远，更适合灯下默读，在东西文化交错的大视野中，意境也更开阔。

刘再复的学术理论著述中，轰动一时的主要有第一人生时期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和第二人生时期的《告别革命》以及近期的《红楼四书》。前者历史针对性极强，刻意要打击旧教条。这是文学理论上的超越，也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超越，但后者则指涉社会问题，尤其是《告别革命》命题新鲜而响亮，但内涵却温和而慈悲，因此引起的反响似乎也更为深远，加上作者身居海外，直言无讳，出口转内销，震撼力加倍。但是，革命或者改良：似乎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也许是环境使然，当代中国缺少敢于触及现实根本的哲学思维和独立不移、敢于直言、敢于首创的作家和批评家，流行于社会的太多是左顾右盼的不痛不痒之论。现在科学技术极为发达，印刷品汗牛充栋，数量的优势倒是有，但质量的优势却说不上。我说刘再复属于不多见的“异数”，原因也正在于他绝非是空头理论家，他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理念，但又不能不面对他从时代的苦痛中提出的大哉问。

即使是今天回头去看，在1989年之前，刘再复的散文创作及理论探索仍然显得如此超拔和卓尔不群，《读沧海》、《再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这些散文已经走出了伤痕文学的老套路，它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见证人性，见证历史沧桑和心灵沧桑，它感应时代的脉搏，更呼唤灵魂的主权与尊严。其境界，既不是神境，也不是逸境，而是洋溢着赤子灵魂芳香的莲境，这就难怪聂绀弩称赞刘再复说：“知否莲花有化身。”而《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等著作则表现出那个时代难得一见的深刻反思与视野开阔的理论品格。刘再复的独立思考与自由探索，令其影响远超这两种文体领域，而至今仍有回响。当然，更不用说1989年之后至今，在短暂的彷徨期后，刘再复焕发出新的更为蓬勃的创造活力，散文创作及理论著述犹如井喷，源源不绝，《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罪与文学》、《思想者十八题》、《李泽厚美学概论》、《漂流手记》、《远游岁月》、《独语天涯》、《共悟人间》、《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可惜有些书目前在国内尚未出版。

刘再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化标本，他是上一个世纪后半叶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身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但心却在潮流之外，虽然也当过弄潮儿，但大体上是超越潮流的冷观者与思想者。他有关爱，但不是急功近利的救世情结，而是独立思考的终极关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中国古话有“听其言，观其行”的说法，很多人通过翻读刘再复近些年来在国内外一版再版的那些著作即可“听其言”，但真正知其行藏的人却未必很多。

此书也许可以帮助读者“知其行藏”，这是刘再复首次通过接受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人生见闻中的种种问题，既感性又理性。历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史，一种是野史。正史是由历史学家写的，其中有的是由官方委任史官写的；野史是民间写的。还有一种口述史，像唐德刚为胡适写的口述史。正史通常是按照官方的需要或史学家的体系逻辑写成的，大多缺少感性；而野史往往不真实，不准确，或因过于细节感性看不到时代背景。口述历史有它的长处，既有正史的准确性，又比正史感性，还扬弃了野史的粗糙和随心所欲。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刘再复的口述史。

我相信延宕8年之久的访谈结集成书，多少应该能够还原一个生动的刘再复，读者也可以从中窥见历史的一角。当然，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工作的意义之所在。

吴小攀

2010年2月

小攀虽然还很年轻，但可算是老报人了（在《羊城晚报》工作已十多年），新闻及文学批评逼他敏锐，加上自身又好学善思，终于在8年前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与他的好友谢志斌（也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同乡年轻朋友，当时正在港大攻读哲学博士）一起对我进行采访。一见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实的编者、记者，于是就开怀向他畅谈，何况那时候，大陆的报刊都在回避我，而他却不在乎，可见他在聪慧之中还是有点“呆傻”，而我偏又喜欢这种“呆傻”的赤子，于是便有问必答。

第一次采访完毕之后，他又与他的朋友马骥（正在巴黎攻读历史学博士）拟出五十多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继续对我进行采访。七八年来，我东西穿行，这份写在两张纸上的五十多个问题，始终跟着我，有空我就作答并书写下来。去年秋天我到马里兰剑梅处，趁《双典批判》刚脱稿，就坐下来把未了结的问题全部答定并寄到广州给他。

今年上半年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城市大学“客座”，他带来了整理编辑并打印好的全部采访稿给我，又进行了两天的交谈。他走后我校阅了稿子，而他又整理出“最后的交谈”与“闲谈”。这样一来，一部自述性的访谈录，竟初具规模成一本书了。

周青丰比小攀年轻一些，他抓住了这部稿子，并建议加一正题，名日“走向人生深处”，我觉得不错。答应不久，便是今天在灯下校读清样了。因是采访稿，认真读起来才觉得许多地方需要补充、需要“完善”，特别是想讲讲小攀未问及的一些好友的故事，但青丰催得紧，且修改起来也无边无际，只好仅改正些不得不改之处，其他的也就都认可了。幸而改动时得到我表弟叶鸿基的辛勤配合，一切都是电脑上作业，终于及时把校正稿交给小攀与青丰，算是完成了一件要事。

把成书过程作此讲述，是为了感谢小攀如此有识有心，也感谢青丰和鸿基如此“同心同德”。在他们三位的“感召”下，我的两次人生心灵的轨迹，竟也浮出地表，可让一切关怀我的亲者与友人感到一些欣喜与慰藉了。

刘再复

2010年11月25日

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