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精粹、一个国家的变革与命运、一群学者的解读与延伸；

张曙光编著的《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精）》是一本全面展现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与中国密切关系的作品；

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张曙光、韦森、李稻葵、王宁、薛兆丰……倾心奉献。

张曙光编著的《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精）》缘起于科斯教授100周年诞辰之时。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十多家单位，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探讨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论，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本书全面展现了科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众多学者的发言，第二和第三部分则是对科斯思想的解读和延伸。作者阵容庞大，几乎汇聚了国内这一领域的所有顶尖学者以及诸多专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张曙光、邓正来、肖耿、韦森、许成钢、罗卫东、史晋川、秋风、姚洋、黄少安、张旭昆、李稻葵、王小鲁、李建德、柯荣柱、毛寿龙、王宁、薜兆丰、李建华、黄凯南、毛振华、王珺、龚晓瑾、杨本建、谢作诗、袁晖、罗君丽、凌斌、方斯远、于忠江、陈洲球、徐珉川、张旭、王青等等。

序一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序二 为什么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盛洪

第一部分 “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一百年前，一个男孩诞生了 盛洪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科斯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周其仁

在“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维迎

科斯影响力巨大的三个原因 钱颖一

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耿

经济学家为世界祭坛奉献脑力产品 许成钢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把案例研究引到经济学科是科斯的一大贡献 张曙光

经济学家应成为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反对者 李韦森

管理成本无限放大导致计划经济低效率 王小鲁

科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建华

科斯定理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获得广泛应用 黄凯南

科斯的理论是让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经验 邓正来

政府不能作长期承诺，科斯定理应用存困难 柯荣柱

科斯理论尚不足以应对经济制度的变迁 李稻葵

科斯对法律建树卓越 李建德

在中国真正选择市场的是没有学问的人 毛寿龙

经济学是有限的，解决经济问题还需其他知识 秋风

百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定能面目一 新王宁

私有财产拥有者可以替政府解决很大问题 薛兆丰

制度企业家对中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姚洋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科斯的最好纪念 张旭昆

科斯理论对中国改革有很大指导意义 毛振华

附录 罗纳德·科斯王宁

第二部分 制度经济学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王珺 龚晓瑾 杨本建

科斯定理与经济分析谢作诗 袁晖光

罗纳德·科斯的思想市场论 罗君丽

第三部分 法与经济学

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权的功能与成本 凌斌

交易费用范式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初探 方斯远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为什么没有失败？ 于忠江

司法依附引起的产权交易问题研究 陈洲球

“人肉搜索”和隐私权边界的法经济学解读 徐珉川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研究 张旭 王青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的百岁大寿，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个“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老人家祝寿。我因为姊姊刚在那时访上海，要陪伴另一个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参与。科斯百岁，没有我这个最年轻的老人家说几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过网络视频三地对话。

先进科技不灵光。事前试机几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个小时，不能再等，听不懂，看不清。硬着头皮胡乱地讲了20分钟。过了一天，美国时间又是科斯百岁正日，他的助手来邮说科斯很失望，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要求我通过视频对科斯再说一次。这次他听得清楚了。凭记忆再说，可能跟早一天说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断地要我说得慢一点。这次我分点说，较有系统，大略如下。

一、经济学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发展得特别好。其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二是60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参与过这两个重要发展的人。此外，上世纪60年代是经济学发展最有看头的10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因此认为，100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运程也不差。60年代专注地学习，价格理论师从鲍德温、赫舒拉发、阿尔钦；科学方法师从布鲁纳与卡尔纳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际遇。1967年到芝大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对戴维德的口述传统与科斯的论著很熟。当时弗里德曼专注于货币，施蒂格勒专注于工业结构，在研究题材上兴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讨是自然的取向。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也不问他谁对谁错。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样想：为什么30年代他会这样问，跟着又那样问；为什么他要研究广播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样想是我能深入地体会他的论著的原因。后来他对人说我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个思想家学习是学他怎样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经济学上要走的路。1967年，赫舒拉发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费雪；1968年，哈里·约翰逊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萨缪尔森；1969年的春天，科斯说我可能是另一个马歇尔。但我是张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儿。在芝大跟科斯研讨的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从佃农理论摸索出来的合约结构与选择得到他的屡次坚持。（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是因为我对斯密及马歇尔的传统很熟，只是加进交易费用及改进。）

五、思想上我也是个顽固的人。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气地走了40多年，没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释行为与体制运作，发展出来的是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重视概念的阐释与需求定律的运用。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远了，而解释及推断力之强西方的先进经济学者可能无法想象！10年前写下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今天大修会变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两卷，再两年可以完工。

六、回头说科斯的100年。那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时期，也最矛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天才之笔，反映着人类的智慧，但主义之争、政策与制度的采用，皆蠢得离奇。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发展中，中国竟然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30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没有想到会起飞得那么高那么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1980年12月，在底特律，他极力劝导我回到中国去，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1981年香港大学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亲80岁了，就依他吧。1982年回港任职，没想到，之前没有写过中文，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只是好于解释，为了一点关心我写了300万字。

八、2008年为科斯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要报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机写，瘦了5磅。该文是写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于懒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意思的幻想。当然渺茫，但一点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还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个中国经济学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除了经济解释，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以竞争的学派出现。更何况我用中文写下那么多，写了那么久，是斯密昔日的纯文本写法，有互联网协助扩散，不可能半点影响也没有。

上述是我对科斯说的大略。他的回应，是希望能在中国搞一份中英双语的经济学报，推广他喜欢的经济学。他认为我还是个青年！比他年轻25岁，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不是青年是什么？多年以来也总是这样想，总是这样说我来日方长。我不敢对他说中国的文化有年逾古稀这句话，说的是日暮黄昏。

最后科斯说，当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讨只有两年，要是还有20年就好了。太太说没有听错，他不是说恨不得昔日有20年，而是希望还有20年。

100岁了，科斯的身体还好，而令人羡慕的是他的思想还很清晰。他构思《企业的性质》时只21岁，我没有听到过另一位学者能在一门学问上的执着持续那么久。我想，一个在学问上那样执着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长生不老的。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启示，对中国的青年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启示吧。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做学问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头说神州，中国的复兴无疑是炎黄子孙赠送给科斯百年大寿最大的礼物。举办“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的朋友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画册，图文并茂，介绍科斯与中国的关系。此册也，制作得用心，制作得好，百年后拍卖不知值多少钱。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项：为了使科斯更开心，他们应该放进一些照片，示范着30年前的中国与30年后的今天。这些年，听到任何中国有改进的话，老人家就兴奋起来。P4－6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2010年12月29日，是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祝贺科斯教授生日，探讨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论，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成果的结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如果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算起，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产生和发展了75年，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故，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才介绍到中国。当时，由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需要，很快就出现了一股科斯热和制度经济学热。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科斯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科斯、诺斯、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张五常等人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内地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论文和著作问世，出现了像天则所这样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学术机构，还学习科斯的方法，组织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尽管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国内的研究也曾经有过一段沉寂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反复和回潮，一系列重大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和丰富的材料。中国是一个大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却落后了。改革开放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试验，但又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而中国制度变迁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科斯教授也寄希望于中国和中国学者。

那么，怎样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呢？

首先，认真总结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败的？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其中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我们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再如，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地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还有，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怎样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总结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联系过去的60年、百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实际，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  其次，直面我们的社会现实，看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哪些地方是合适的？哪些地方是扭曲的？是怎样扭曲的？如何校正和解决这些扭曲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至今，产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规则来保护自己的产权，而是通过进入体制内或者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来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赚钱，假药、假酒、有毒食品到处泛滥，已经大大地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一切难道仅仅是秩序形成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在机理是什么？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

再次，透视人心，解剖灵魂，看看我们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主体是如何行为的。为什么官场有腐败和黑暗，而人们又都想挤进官场，官员也是总嫌自己的乌纱帽太小，不少人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什么企业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比一个更恶劣，一些企业家只有违法乱纪、投靠行贿，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为什么学术界抄袭之风盛行，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学人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为什么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甚至连亲情也遇到了危机？要知道，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失去精神家园的社会和民族是危险的。

最后，恰当地看待和正确地利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资源。看看哪些是有用和有价值的精华，哪些是无用和无价值的糟粕，哪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哪些有违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从而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以明确和端正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比如，中国是一个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制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合约很难真正实施。如果说发达国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视制度的制定和建立，那么，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点从制度的建立推移到制度的实施，从合约的缔结推移到合约的治理。发达国家的产权明晰，不会发生侵犯农民地权之类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中国，这却司空见惯，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我们能不能不管60年来地权变迁的现实？通过私有化和国有化能否解决中国的土地和城市化问题？可否通过虚化所有权、做实用益物权，保证产权的有效实施？这涉及中国的传统和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总之，中国目前的情况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颂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认真检讨我们的失误。与此同时，要踏踏实实，既要学习和掌握国外理论的发展，又要深入中国的实际，到真实世界中去，长期观察，潜心思考，“用脚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旺盛的精力和正确的方法，在推进中国的制度变迁的同时，拓展制度经济学研究，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为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科斯似乎与中国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孩提时代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而醉心中国，但一生从未踏足过神州大地，而晚年以《变革中国》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收官。科斯经济学在神舟大地畅行天下，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科斯的运气。科斯为人善而真，言语不失幽默；学问朴实而深邃，笔尖不乏犀利。

——王宁科斯助手，《变革中国》合作者

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薛兆丰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为什么科斯经济学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了从对机制的反思，到对制度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个时代的呼唤。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