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艺人(精)》由田川著，主要内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国皇帝的名字，我们今天还记得几个？但我们记得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渊明；为何中国经历了无数次“外力”统治，文明得以延续？实际上，我们有着另一个“国”，你可以不爱“王朝中国”，但你无法拒绝“文化中国”，因为它就是你，在你的言谈话语中、思维意识里、举手投足间。

我最近一直在想，为“文化中国”做一部纪录片。而这本《草莽艺人》正是这想法的起点。

《草莽艺人(精)》由田川著，讲述的是一群在草莽间以唱戏为主要职业的人。他们的身影几乎不可能出现在重要电视频道的时段里，也不太有机会进入大都市的剧院舞台上。没有戏评家对他们的艺术活动吹捧帮衬，甚至他们自己也对自己职业的前景感到困惑。但是，这些在草莽间进行着自己的职业活动的人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他们也是真心地爱着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草莽艺人(精)》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农民中国里的艺人命运(代序)

再版序

寻找平遥瞽书人

平遥

杂剧遗音

雁门晋曲

皮影纪行

线偶生涯

孝义之旅

夏日乱弹

河北“老梆子”

游园惊梦：我们是否需要昆曲？

“二人转”长春

郑声余韵：“迷胡”的故事

后记

平遥

春节前连长途车也如此地挤。出太原到平遥的小客车上，挤了38个人，沿途还在不停地上人；没有任何人真正替这辆车想一想。第二司机和我被挤到了后排，我们像铁盒罐头里贴边难夹的鱼肉一样，一路上都在想着怎么侧一下腰。我的脸被迫贴着玻璃，因此不看外面的景色都不行。另一块鱼肉向我介绍：这个地区灌溉庄稼用地下水，水井打了一百多米。关于说书人的事，他说：“找说书？如果花俩儿钱，我就能找来。我姓杨。我就住在火车站附近。嘿，对面的旅馆不错。”见我神色紧张，他安慰道：“这车嘛，经得住，下面加了五层钢板。”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自信。

老杨除了跑长途，还开了小店，卖避孕套，为周围几个桑拿(此地写成“娜”)服务。我拒绝了老杨一再推荐给我的旅馆，执意要先到古城里看看，老杨找来隔壁拉三轮车的小伙子，走时嘱咐我晚上来取说书人的消息。

拉车的小伙子把我拉到城里，一路上都在劝我住某客栈。我肚子饿，忙着找饭馆，根本无心瞎逛。找了一家干净些的，胡乱吃的不知是什么，就在对面的K客栈住下。

收拾完出来，小伙子正在寒冷的街上执著地等着我。天晚了，路上冻得睁不开眼，而我需要重新见到老杨。回去的路显然和来时有些不一样，小伙子千叮咛万嘱咐：再从老杨那儿回K客栈，一定还要坐他的车。我明白了，原来是怕我认了路自己走回来，另绕了一条路。为了两块钱，这样冻着，这样心计。通过夜幕下的城门时，我心里更增加了一种凝重感。

老杨对我不能去他推荐的旅馆表示遗憾，顺便告诉我瞽书人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找，如果我时间富裕的话，明天让小伙子带我到城里转转，他再想想办法。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徒步走回了K客栈。

K客栈古香古色，堆满明清式样的家具。晚上，受前几年一部不“健康”电影的影响，这个地方所有的客栈前都挂起了红灯笼，K客栈的大堂里也挂了一面。我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张大桌子后喝茶，注视着眼前沉重的铁蜡台。客栈老板s走出来。我因为急于结识当地人，所以赶紧跟他打招呼。

说真的，我对平遥腔的发音还没有完全适应，而现在正是机会，但S老板显然也想借我练习练习普通话。聊天在疙疙瘩瘩地持续着。基本上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在耳朵集中精力的同时，我还要抽出工夫密切地注视他的眼神，一旦发现那有些发蓝的褐色玻璃球里流露出倦意或想打发人的不良意图，我就赶紧找话题打断它。我是一位难缠的客人，幸好S老板及时看出来了，终于坐得踏实了些。他拿出一册客栈留言簿递给我，动作里有一种平静的炫耀。留言簿上的各种外语赞美着s老板和他的中国客栈；同时，还有一本名片夹，名片上的中国名字很奇特，看来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外宾们的愚蠢创意。我强迫自己露出惊喜的、甚至有些羡慕的神色。S老板终于心满意足地将它们收回了。

接下来谈话变得通顺了许多。我说屋里怎么有这么些旧家具，原来，S老板过去是个古董贩子。他说自己经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并特别谈到了两件唐三彩。

某年春节前，s接到住在山陕交接的黄河边当小学老师的一个亲戚的电话，说当地农民挖地，刨出三件唐三彩，赶快来看看。S起初不太相信，那年冬天太冷，不想去。等他到了，三件东西已经出手了一件，只卖了300。农民觉得有些亏，剩下两件说什么也要卖3000，死说活说，最后是1000拿下了。回来路上，S老板水也不敢喝，怕途中上厕所摔了，东西藏在胸口里抱着，怕警察看见。回来请朋友来看，竟都说是假的。S反复地看，于是自己也有些不自信。当时客栈刚开业生意不好，一个太原的古董商带了一个上海客人来，暗示S可以将那“假”唐三彩以一万的价格出手给傻B上海人。买卖成交了。

s有看书的习惯，几年以后，在一本从右向左翻的台湾版古董书里，他重新看见了他的两件宝物，s明白了两件事：一，这两件东西现在在台湾；二，这两件东西是无价之宝。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为s的唐三彩默哀，然后我将话题成功地转到瞽书人身上。他说：“瞽书？你有眼光，这儿的瞽书确实好，能说得你声泪俱下。艺人嘛，我认识一个，两年前在澡堂(此地写成‘溏’)里他留过一个地址，我去问个朋友，离城三十多里，明天我就开车带你去找他。”s老板的语气里夹杂着一种说爽了的快感。

第二日早晨的早饭铺。端菜的女孩告诉我不要坐城里的三轮车，他们带你在城里转一圈，每一个景点他们都有回扣。现在不管一个什么破家，房子老点，挂个牌子就当博物馆。我才恍然大悟怎么城里那么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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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和我的另一本书《东京记》在十年前是一起出版的，它们好像是一个钢鏰的两面，一个写异域，一个写本土；一个是对刚结束的留学生活的点滴记忆，一个是刚归来的母国的鲜烈印象。其实都是我对自己成长的记录。

对于我来说，出国是脱了一层皮，回国更是；那种无处安身的孤苦之感，至今仍刻骨铭心。我曾在《草莽艺人》的后记里说，“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刚回国时，生活无着落，没有工作；浑身是劲却无处散发，写写书，跑跑路，至少有些事做，这也许是这本书诞生的直接理由。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契诃夫的一生》中有一段写到19世纪末旧俄剧场的情景：“在19世纪的旧报纸上，我们发现一篇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演出的报道。她谢幕达15次之久，人们哭了，向她抛撒鲜花，不愿她离开。她已经更衣完毕，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再度返回台上告别。狂热的呼声仍然响彻大厅：‘别离开我们！留下来！留在我们这里！’而她，激动得颤抖，喃喃道：‘我是你们的。’她看上去就要昏厥了。她哽咽着。大厅里许多妇女都晕倒了。”

我不知道这段描写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戏剧的力量，我是丝毫不怀疑的。我最难得的一次观戏经验是在河北平山县。那时，这本书已经出版，我正在跟着一个剧团拍摄我的第一部纪录片。

平山县位于河北与山西的太行山区，经济很不发达，村庄连戏台都没有。剧团只好借助两山之间的一座桥，以桥洞当戏台。桥下的河水那时已经干枯了，观众们便是拿着马扎坐在河床上看戏。

有一夜演出，突降暴雨，桥下的观众竟不怕河床充水，顶着草帽、雨伞，几个人借助一块塑料布继续看戏。那天的戏也很好，是(《吊寇》；剧团里的当家演员有一手“抖帽翅”的绝活：头不动，让官帽两侧的帽翅做出各种动作，甚有趣味。雨越下越大，台下的入也坐不住了，有些好事者竟爬到桥上来，等于是坐在舞台上看戏，于是大家纷纷效仿。戏还在照旧演，演员们竟调转过头冲着台上的观众演。桥外是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桥内是如醉如痴；没人想散戏后如何下桥渡河回家，没人想贵重的行头、道具被水泡了如何向组织交代，那出戏一直唱不完，好像要演到地老天荒。

我的朋友刘刚常说，在他心里有两个“中国”存在，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王朝中国”存在于我们的正史之中，是“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它是“讲政治”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权谋中国”；而另一个“中国”，你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它就在你身边，它在举手投足间，看似流水般无力，却是延绵不绝……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国皇帝的名字，我们今天还记得几个？但我们记得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渊明；为何中国经历了无数次“外力”统治，文明得以延续？实际上，我们有着另一个“国”，你可以不爱“王朝中国”，但你无法拒绝“文化中国”，因为它就是你，在你的言谈话语中、思维意识里、举手投足间。

我最近一直在想，为“文化中国”做一部纪录片。而这本《草莽艺人》正是这想法的起点。

我从小喜欢画画但从来不喜欢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夏加尔、莫奈之类的画家，我喜欢的是勃鲁盖尔、德加、劳特累克们，他们总是能用自己散漫的笔触表现出弥漫着古怪气味的古怪风俗社会，这反而让我觉得清新。与此相类，我也喜欢我们元朝某些画家笔下那些不成比例、总是在追逐猎物的小人儿和马，还有小人书《鸡毛信》里的孩子、农民、伪军和鬼子。其趣味和精神我认为与鲁本斯他们是一致的：夸张、尴尬、可笑、宽容。

由于种种限制，当我手里的画笔已经不可能使我跻身那些可爱的画家之列时，我就尽量用相机代替它，同时把舍不得放下的手里的笔变成用来写字的笔。流出的字落在纸上，一般都应该是有意义的，我的字却很少有意义，它更像是一支画笔画下的。

对于戏曲，我完全是无知的。所以关于弄这本书的目的，我到今天还没想明白。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想这个目的，这种思考曾让我非常非常不习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总结出事情的意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寻找总是遇到周围粗暴的行动的打扰，这个意义很可能存在，但它不一定属于和适合我。实际生活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过程，就像台湾电影《天马茶房》里的话：未来就是一直来、一直来。

在还没得出答案的时候，突然，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结束了，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我觉得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十一岁的时候，我干爸在北京新文化街的一家小电影院当收票员，我利用这个小小的特权，在放映室和观众席上前后看了十一遍电影《佐罗》；我现在还记得当我从放映室的小窗口向下望去、看见我的同伴们那傻呆呆的后背时，心里洋溢着的那种满足感。我不仅知道被银幕上的画面吸引的力量，还知道这种力量是从一张张透明的小底片上顺着光流出来的。台前的事和台后的事对于我来说至少一样重要。

我一直非常着迷于舞台，当然不是想当演员，而是被他们所迷惑。那些聚光灯下的人能把各种奇妙的情感微妙地运送到普通人心里，他们好像有某种魔法，我想知道他们在台后也像我们普通入一样吃喝拉撒睡，一样开玩笑，一样哭，一样生气吗？我想知道他们怎么坐着，怎么站着，怎么说话，怎么上下班；他们是跟谁学会这些魔法的。

“生活方式”、“生存状况”、“书写”、“纪实”，这些都是我深讨厌的词语，很多词在使用过多后，就像被抽去了内容一样，变得干瘪、空洞、枯燥、无聊。“他们是怎么待着的”，我更喜欢这样的话。“待着”是表达我们民族最准确的词语。虽然它显得有点懒，但它不是静止的，但当很多种“待着”汇集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它的活力。它奇妙地流动，流过很多房屋、树丛，甚至流过历史的很多角落。在特定的时空间收集起这些“待着”，构成属于自己的古怪的社会风俗画，这是我的一个小愿望。我想在这张画里，缺少意义、没有思想，却充满了不成比例的人和不成比例的事，他们交织在一起，让人觉得生活好热闹，同时又好冷清，同时还好尴尬。风俗画从来不试图探讨内心生活，我决定也遵从这一传统，如果谁看出了点什么，那没准是您的一厢情愿。

这本小书涉及的剧团基本上是黄河以北的以华北、东北为主，当然还包括了陕西的一个剧团和一些艺人的故事。之所以这样选择，初衷一是避免语言方面的障碍，过了黄河，不仅戏是听不懂，话对于我来说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去适应。二是钱，短途旅行和对风俗的了解让我的行动节省了很多时间，在经济没有保证的情形下，这不失为一条对策。现实证明情况是这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条件允许，我觉得还是应该摆脱这些限制。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一样，在被火灼热感觉到疼准备远遁的时候，又抵制不住诱惑，想重新投入到那光芒中去。我也像一个考古工作者，在活着的生命中寻找古物，其实，照片本身就是时间的化石。

我还要不厌其烦地感谢书里提到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真诚的态度吸引了我，有时让我对是否应该把一些难以启口的事说出来感到非常犹豫，我最终还是说了出来，虽然这让我的朋友们可能感到一些难堪，但如果没有这些事的构成，真实本身就会大成问题。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向我周围支持我这一行动的朋友和家人鞠躬感谢。

2001年11月2日，于北京莲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