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孙玉石、谢冕、赵园、钱中文、金元浦、刘新成、罗大华等知名学者的演讲，涉及文学、历史、考古、法律、教育等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他们的演讲，既睿智思辨，充满理性的光辉，又风趣幽默，流露出感性生活的气息。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学、文化的解读，传递着时代精神的火种，照亮人们思想深处的蒙昧、暗蔽与晦涩。

序——刘新成／1

鲁迅的小说——以《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例——钱理群／3

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孟繁华／33

走出古代文学被抽象化的误区——李炳海／55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艰难前进——谢 冕／85

我国法律心理科学的发展——罗大华／105

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钱中文／123

语言类型学的功能解释——陆丙甫／149

谈谈艺术与科学——欧阳中石／171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掘及学术意义——刘一曼／185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左东岭／211

语文教改与语文课程信息化——顾德希／227

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温儒敏／265

师道与师门——以明清之际为例——赵 园／289

大学故事与大学精神——陈平原／313

消费美丽：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金元浦／343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孙玉石／366

超越的悖论——试析西欧中世纪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刘新成／399

附 录／422

后 记——王光明 胡 越／427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一个“老生常谈”：鲁迅的小说。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有无数，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但我觉得鲁迅是常读常新的，因此，我们能不断地从他的作品，包括那些我们很熟悉的作品当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鲁迅小说是不是还有新的开拓的可能性?比如说，鲁迅对自己小说的评价，还有周作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据我看来，好像这两个评价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我今天就从这两个评价说起。

鲁迅在两个地方谈到自己的《狂人日记》。一个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他说《狂人日记》是受到俄国作家的影响，是暴露旧家庭的黑暗的。它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他自己从正面来肯定这部小说。但是，他在给当时的《新潮》杂志的一篇通信里，对《狂人日记》有这样一个评价：“《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对自己小说的评价——“太逼促”，这个说法和他私下跟学生的说法是一致的。他在绍兴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个杂志的著名编辑，叫孙伏园。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谈到他《药》这一类小说时，曾经用了一句绍兴话，叫“气急虺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够从容。他说《药》不够从容和说《狂人日记》过于逼促，是一个意思。另外，孙伏园曾问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最满意的是哪一篇。鲁迅回答说是《孔乙己》。为什么最满意?鲁迅说，因为《孔乙己》“从容不迫”。

鲁迅在这里的看法，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大一样。我们都认为鲁迅的代表作是《狂人日记》、《药》这样战斗力非常强的作品。但鲁迅自己对它们并不满意，相反的，对《孔乙己》这样的作品有兴趣。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小说观念，或者说审美观念，这就是“从容”。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鲁迅认为小说必须写得从容，这也是他的一个审美评价标准。以这种标准看他的小说，他就觉得《狂人日记》、《药》这类小说“太逼促”，而《孔乙己》更“从容”。这个话题很值得研究。在座的研究生同学可以拿这个题目做论文，即“从容”作为一种美学评价标准，怎么理解?我在这里向大家提供一些与鲁迅有关的一些资料。

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讲过，他对书的印刷“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加上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迫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在鲁迅看来，留有余地，无论做文章，还是做人，实际上涉及一个人的精神发展。你的精神空间有多大?你是在一个自由开阔的空间呢，还是在一个逼促的精神空间里头?他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精神上是否从容，在他看来，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的精神发展，以至于民族发展的前途。而且这也确实表达了鲁迅对文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在他看来，文学总是一种有余裕的产物。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又产生了文学。”他不相信穷而有文，当然钱多了，忙于享受也没有文学。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必须有物质基础而又不能为物质所囿。它需要余裕、从容，才可能获得更开阔、更自由的精神空间，进行更自由的想像。而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想像，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关于诗歌的美学，鲁迅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于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所以鲁迅在评价“五四”时期诗人的时候，评价最高的不是“五四”最有影响的郭沫若，而是冯至。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郭沫若的诗，往往写于“感情正烈”时。据郭沫若的回忆，他写《凤凰涅粲》时，激动得不得了，浑身发抖，一发抖就把诗写出来了。(笑声)鲁迅是不大赞同这种创作方法的。但我们话说回来，你不能说郭沫若的诗就写得不好。他有他的价值。但鲁迅认为诗歌创作在太激动时，应该冷一冷，需要艺术上的冷处理，艺术的升华。前面提到的“从容”、“逼迫”跟他这个观念是直接相联系的。

更有意思的是，鲁迅由从容的问题，引发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一个看法。他曾翻译过爱罗先珂的童话。他觉得爱罗先珂的文字很难翻译，为什么呢?他说：“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最不宜于译童话；我又没有没有才力，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这里实际上也涉及鲁迅对日本文学的一个看法。他觉得日本的语言文字是更能表现“从容与美”的，所以他特别欣赏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称他为“当世无以匹者”。他说，夏目漱石是主张“低徊趣味”，倡导“有余裕的文学”的。相反，他觉得汉语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鲁迅提出“从容”这样一个审美标准和小说评价标准，是从人类精神的发展，从文学创作本身的特点以及语言文字特点各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在鲁迅的小说中，按“从容”的审美标准，哪些小说是符合的呢?当然首先是《孔乙己》。这是鲁迅自己点到的。学术界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觉得还有一篇小说也是能够体现一种从容的美的，这就是《彷徨》里的《在酒楼上》。《在酒楼上》除了让人感觉到从容的美之外，周作人对它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1956年，香港报人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他们在交谈时彼此问最喜欢的鲁迅小说是哪一篇，曹聚仁说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欣然同意。他说他也认为鲁迅小说写得最好的是《在酒楼上》。然后曹聚仁问周作人为什么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周作人说：“《在酒楼上》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小说的气氛”。周作人对“气氛”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气味”，就是味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物”指思想，“言”指文辞。评价一个作品，要看思想，要看言辞。但周作人认为除了思想、文辞之外，还有“气味”，小说的气味，文章的气味。“气味”说起来好像很神秘，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一个人身上，有大蒜气，有羊臊气，还有人有油滑气。(笑声)人是有味道的，文章也同样有味道，有“气”，或者是“气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气味”这样的词也可以看作是审美的一个观点。我所理解的“气味”，我们也通常讲“调子”。我觉得“气氛”啊，“调子”啊，“气味”啊，“味道”啊，都差不多一个意思。我理解的调子、气味、气氛，是指作者的叙述语调、小说营造的整体气氛以及作家内在气质的体现。作者的内在气质外化成小说的一种调子或一种氛围。

周作人说《在酒楼上》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么“鲁迅气氛”是什么?我们要理解《在酒楼上》怎样体现鲁迅的气氛或鲁迅的味道、鲁迅的调子的话，需要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推到鲁迅在写《呐喊》、《彷徨》这些小说之前的精神状态，他的一种准备。我们知道鲁迅是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在此之前，他从1908年在日本写了半篇文章——《破恶声论》。这之后到1918年写《狂人日记》，有十年的沉默。这十年沉默孕育了他后来的小说和一系列杂文。我们如果要把“五四”以后鲁迅的《呐喊》、《彷徨》弄清楚的话，必须追溯到沉默的十年他在干什么，那十年里他的心境、他的情绪、他的情感等等。所以接下来需要讨论一个沉默十年的鲁迅。怎样去接近在这样沉默的十年他的内心世界?这是研究鲁迅“五四”以后创作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难题。这方面很多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比如，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对十年沉默的鲁迅，作了一些非常精彩的研究。

我们怎么去了解这沉默十年的鲁迅呢?我想同学们中学时读过《(呐喊)自序》。在《(呐喊)自序》里，有一段话讲到他在十年的情况。他先说当他在日本开始准备从事文学运动时，他登高一呼，却没有人响应，觉得非常寂寞，他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这十年的鲁迅，他的内心首先是被寂寞的大毒蛇所缠绕。然后他说：“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我注意到这里有两个中心词，最能体现鲁迅这时候的心境：一个是前面说到的“寂寞”，另一个是“麻醉”。

“麻醉”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麻醉?还有，他说“我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又是什么意思?他曾在给许寿裳的一封信里说：“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遗书数种。”他这十年主要工作是抄古书的工作，在绍兴会馆的大槐树底下，整天抄古书。为什么抄古书呢?他说：“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以抄书来代替喝酒和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文人在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常常饮酒，或者到妓院寻求解脱。鲁迅以抄书来代替“醇酒妇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这么做?什么样的背景使鲁迅这么做呢?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回忆说，那正是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也正是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袁世凯为了称帝，他派的特务密布北京城，监视官员，就像当年的东厂特务一样。当时在北京做官的人都非常紧张。他们以各种方法来韬晦，以求得安全。鲁迅没钱，他既不能喝酒，又不能去玩女人，那么，他只能抄书。抄书的行为实际上是避文祸。这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鲁迅当时的心理、情感、处境非常接近魏晋文人。

我们再进一步追问：鲁迅抄什么古书呢?据研究发现，这段时间他抄的古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书的作者是魏晋时代的人物；二，他们都是绍兴人，都是鲁迅故乡的浙东人。当时的外在环境类似于魏晋时代，他要避文祸，就借抄书和魏晋时代的浙东人接触，有一种心灵的沟通。由此我们知道鲁迅所说“回到古代”是什么意思，回到哪里去?回到魏晋时代去。“沉入于国民中”，沉人到哪里去?沉人到浙东地区——他的家乡的老百姓当中去。在这十年里，为避文祸，鲁迅是和古代的魏晋人，以及他家乡浙东的老百姓有一种心灵的交流。学术界因此有人认为鲁迅有一种魏晋情结和浙东情结。也就是说，鲁迅是带着魏晋情结和浙东情结开始他的创作的。或者说，他是带着魏晋情结和浙东情结加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他的魏晋情结就十分值得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说，《呐喊》、《彷徨》的写作是鲁迅这十年郁结于心的民间记忆和魏晋情结的一次喷发。当“五四”以后他终于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首先奔涌于笔端的人物，是《狂人日记》里“狼子村的佃户”、《药》里的“华大妈”、《故乡》里的“闰土”、《阿Q正传》里的“阿Q”，都是浙东的一些老百姓。故乡的民间记忆和内心的魏晋情结在他的笔端流淌。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小说，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在沉默十年里的魏晋情结。下面，我们就这两篇小说来做比较具体的文本分析。（P3-9）

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在全国高等教育取得划时代发展的形势下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种进步，并不只是办学规模和基础设施的变化，也是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功能的结构性调整。学校明确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思路，不仅重视办学条件的改善，重视扩大专业方向、争取学位点、基地和实验室建设，也十分重视虽然无形却意义更加长远的教学、研究氛围和求知、求是、求真风气的形成。我们认为，大学既是从事知识传承与创新，训练专业人才的重镇；也是延续思想文化传统，培养有社会和文化责任感的高素质公民的摇篮。

我校文学院和校图书馆根据学校提出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在2003年教师节联合创立了“人文学术论坛”。该论坛从开办以来就奉行“提高人文素质，促进学风建设”的宗旨，努力为我校师生搭建一个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探讨问题的学术平台。现在，论坛已经举办三十多期了，它得到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也受到校内外师生的热情欢迎。

莅临“论坛”的各位专家的思想和风采，不仅能给在场听众以深刻的启迪，也具有久远的意义。论坛的主持者嘱人将每年的演讲记录整理，汇编成册，以广流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思想智慧和人文精神的举措。借2004年度《“人文学术论坛”演讲录》出版之际，我向莅临“论坛”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欢迎更多的专家学者作客我们的“论坛”。

刘新成

2005年2月28日

“人文学术论坛”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校图书馆于2003年联合创办的。创办这个论坛的初衷是想主动适应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发展，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学风建设，实现讲授与阅读的互动等方面作一些尝试，从而开放学生的视野，增加对学术前沿的了解，培养研究问题的兴趣。

“论坛”前后三年来的运作，不仅受到我校师生的欢迎，也引起北京市其他大学一些学生的注意(有些外校的大学生，还因为“论坛”的影响，报考了我校的研究生)。在双周星期三傍晚走进“人文学术论坛”聆听著名学者的讲演，已经成为一些学生的习惯。“论坛”上提出的一些话题，也在学生的课余饭后和作业、论文中得到了回响。

应邀来“论坛”演讲的学者，都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所谈的内容，也都是他们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既由于这些演讲本身的价值，也由于分享的需要和听众的要求，从2004年开始，我们决定每年将演讲内容记录整理，编辑出版年度的《人文学术论坛演讲录》。

本书编入的是经演讲学者授权和审阅的2004年度“演讲录”，再次感谢这些学者对“论坛”的支持。2003年度来“论坛”学者的演讲，由于是“论坛”创办之初，我们没有录音，因而只能在我们题为《推动学术讲座的精品化、制度化，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一文的附录中存目，演讲内容却无法整理列入，这是我们深感遗憾和必须向演讲者与听众致歉的。

“人文学术论坛”的创办和顺利运作，得到当时主管教学工作的刘新成副校长的大力支持和指点，教务处、文学院和校图书馆的领导为论坛的运作提供了直接保障，牛亚君、齐军华、常华、李赫宇、张立群、李曼等老师和参与记录整理的研究生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此借2004年度《人文学术论坛演讲录》出版的机会，表示感谢。

王光明 胡越

2004年2月28日